2014年9月7日，一代名伶李香兰在东京家中去世，这是她人生的第二次死亡。

68年前，她已死过一次。

“这首《夜来香》唱完，世间就再没有李香兰这个人了。”

这是1946年3月31日，26岁的李香兰站在从中国开往日本的轮船“云仙丸”的甲板上，缓缓开口：“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凄怆……”歌声又美又轻，浮在夜空之中，温柔抚慰着这一船被遣散的日本人的心。

很少有在场听众知道，唱着旖旎情歌的她当时刚经历过一场惊心动魄的死里逃生。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不久，李香兰因为被中国军政部认为有汉奸嫌疑而遭软禁在上海虹口的收容所，接受调查。在失去人身自由的六个月中，她不断从报纸上看到自己将被处以死刑的新闻，有时记者甚至连具体日期都做了预告。

这期间，曾被她唤为“大哥”、参与过“九一八事变”等军事行动的川岛芳子，已经因汉奸罪被判以极刑。

压力、恐惧、焦灼、纠结，于她而言，等待审判的日子像一场漫长的日蚀。

就在3个月前，她还是大家口中那个人生得美、戏演得好、歌也唱得妙，红遍中日两国的“中国姑娘”。1945年6月，她在上海滩最奢华的大光明戏院开独唱音乐会，票一早售空，2000个红丝绒靠背座位的观众席座无虚席，目光、灯光从四面八方聚焦在她身上，当时她也唱了《夜来香》这首经典曲目。

那晚一袭亮红旗袍站在舞台中央的李香兰，耀眼如星辰。

她少年成名。13岁时，她以中国义父、亲日派军阀李际春给她取的中国名字“李香兰”作为艺名出道，在奉天广播电台唱歌，初露头角；17岁，她被满洲电影协会（简称满映）看中，成了满映的专职女演员，首次触电就是在《蜜月快车》里演女主角；19岁到21岁三年间，她拍的“大陆三部曲”——《白兰之歌》、《支那之夜》、《热砂的誓言》，让她在电影圈声名鹊起，同时她演唱的《支那之夜》的插曲《苏州夜曲》也风靡一时，为她博得歌坛盛名。

但彼时那个在公司安排下赶通告的21岁少女对于自己的出名程度并无概念。直到1941年，她在东京日本剧场举办“李香兰独唱音乐会”，引发“七圈半骚乱”事件，她才意识到自己真的成名了。

当时无数想一睹这位“中国女星”风采的观众把偌大一个剧场围了七圈半，因人潮拥挤导致踩踏、斗殴，最后惊动了骑警和消防车朝人群喷水才把疯狂的粉丝疏散掉。

越是受人瞩目，她心头的不安感也越发强烈，仿佛怀揣炸弹。她想放下却无法放下，因为这炸弹是她的血统，是她的本名。

没错，以李香兰之名声动天下的她，本名是山口淑子，父母都是日本人，她不是中国人，只是生长在中国，她体内流淌的还是日本人的血。

她的成名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娱乐事件，而是有着复杂的政治考量——日本军方希望用她美化日军侵华政策、宣扬“日满亲善”。她所签约的满映本身就是日本军部扶持的鼓吹“东亚共荣”的电影机构。她拍的大陆三部曲情节如出一辙，都是年轻美丽的中国姑娘爱上了推崇侵略中国政策的日本青年。这点在《支那之夜》中表现尤其明显：她扮演的双亲被日本军人杀害的中国少女，被日本船员打了一巴掌后，竟然钦慕对方，并委身于?他。

为了将“中国只有接受日本领导和开发才能幸福”这一谎言包装得更具说服力，她被满映彻底塑造成了一个中国人。《白兰之歌》首映海报上对她的介绍是：“出身名门，就读于北京的日本学校，故而讲得一口流利的日语，是极具代表性的中国美女。”

对日本军方利用她做战时对华宣传工具这件事，年少的她并无多少察觉，她的纠结更多在于生为日本人的自己却要假冒中国人，以及被她视为母国的中国与被她视为父国的日本之间越来越紧张的局势。

按她在自传《此生名为李香兰》中的叙述，她走上影星之路有身不由己之处。

一开始，满映的人找她参与电影拍摄时和她说的是，让她给不会唱歌的电影女主角做演唱配音，但等她到了片场才发现被骗了，被安排的角色是女主角，虽觉不妥，但当时懵懂的她还是按着满映的要求拍了下来。之后她父母做主代她和满映签了协约，她也就惯性地一部接一部地拍电影。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生虽在堪惊

这期间，她逐渐意识到日本所宣传的“日满亲善”政策的虚假。在满映内部，中国员工待遇明显低于日本员工。在日本，中国人也未受到平等看待。她去日本时，因为穿着中国衣服，而被同胞训斥：“身为一等国民的日本人竟穿着三等国中国的衣服，你不觉得羞耻吗？你还算是日本人吗？”

1943年，她参演的电影《万世流芳》的记者发布会上，一名中国记者突然向她发问：“你是中国人吧？却出演了《支那之夜》和《白兰之歌》那种侮辱中国的电影。你身为中国人的自豪到哪儿去了？”

她一时无言以对，过了片刻，才回答：“那时我还年轻，什么都不懂，现在已经后悔，在此向各位道歉，我不会再重蹈覆辙。”

所有这些细节，她都详尽地记录在了自传里。她连自己当时的表情是“双眼睁圆”都记得，可见此事对她震撼之大。

为何当时不索性公开自己的本来身份？多年后，她给出的解释是，周围人劝她要照顾中国观众的感情。这理由未免太过苍白无力，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内心那份怯懦。

在日本被质问：“你不是日本人吗？为何……”在中国也被批判：“你是中国人，为何……”她在自传中感慨道：“我偶然间被身披‘战争时代’这件外衣的命运所操纵……待到察觉时，我已被夹在相互争阋的母国中国和祖国日本中间，拼斗的火花溅满全身。”深感痛苦的她在1944年主动和满映解约。此时，除了她身边亲友之外，中国依然无人知道她是日本人。

次年日本投降，中国军事法庭还以她“身为中国人，协助日本拍摄侮辱中国的电影”，有“汉奸”嫌疑为由审讯她。

李香兰是日本人，这个原来被小心隐藏的秘密，此时成了极度需要证明的事实。

她父母那里有她的户籍抄本，能证明她的身份，但被软禁的她无法去北京取这份文件。她的儿时好友、苏联人柳芭探望她时知道此事，特意去了北京见她父母。不久后，李香兰收到柳芭寄来的一个日本玩偶。

“我注意到玩偶的腰带凸出一块，显得很不自然，指尖摸上去也是硬邦邦的。我轻轻将腰带解开——啊！就是这个！”李香兰如释重负、又惊又喜。有了户籍抄本，她的汉奸嫌疑得以解除，无罪之身可以被遣返回国。但在她第一次试图乘船回日本时，因为事先没有得到法院的通知，港口的检察官仍以“汉奸”为由将其拦下。

又等了一个月，她才成功登上了“云仙丸”号回日本。她后来回忆说，当时一上船，就躲进了厕所里，直到听到开船的汽笛声，才敢从厕所出来。

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1946年，当她走下“云仙丸”号，面对岸上等着采访她的新闻记者，她再次重申了在船上曾说过的那句，“李香兰已经死了，今后我是‘山口淑子’。”

当年10月，她举办个人演唱会，次年参演歌舞剧，还涉足话剧，可她以“新人山口淑子”身份做的这些尝试并未获得舆论认可，观众对她的印象依然停留在“李香兰”时代，她的传奇似乎已到落幕之时。

1948年，她重回银幕，接拍了回国后的第一部电影《我一生中最光辉的日子》，这部剧中，她首次尝试吻戏，这在当时社会思想保守的日本，实属劲爆之举。此片果然走红，让她走出低谷，此后片约纷至沓来。1949年，她出演的《破晓前的出逃》大受好评，日本媒体终于肯定她“作为日本影星重生了”。

而她的抱负不止于此。接下来，她远赴美国好莱坞学唱歌、表演，同时练习英语、法语，以“山口雪莉”的艺名在美国演电影和百老汇歌舞剧。事业顺遂的同时，她还收获了爱情：她在纽约邂逅了雕刻家野口勇，两人定情结婚。晚年她提起这段过往，说：“看上去一帆风顺，是吧？不，人生极少有一帆风顺的时候。”

五年后，她和野口勇离婚。

而后，她用工作疗伤，接拍音乐剧，不料反应惨淡，她事后回忆说当时自觉“生活上失败，舞台上也失败”，“整整在床上躺了两个礼拜”。

“是大鹰劝慰并鼓励了我，他当时28岁，比我小8岁，还是尚未取得任何官阶的年轻外交家，我爱上了他”，这是她自传里的原话。她也写道，当时所有人都反对他们在一起。

她用宣布退出影坛表示了自己对这份爱情的决心，而她年轻的爱人大鹰弘也用了两年时间，取得父亲以及其他亲友的同意。1958年，两人终成眷属。山口淑子成了“大鹰淑子”。

让很多人没想到的是，随丈夫调动旅居海外，做了十年家庭主妇的她，居然在1969年回日本之后应邀担任了富士电视台节目《三点钟的你》的出镜记者，跑到越南、柬埔寨、中东前线采访，报道动荡局势、残酷战争、难民生存状况，对话阿拉法特、曼德拉等政要名流。1973年，53岁的她独家专访在以色列开展恐怖活动的日本赤军女首领重信房子，凭此获得当年“电视大奖优秀个人奖”。

从明星到记者，这中间跨度不可谓不大。然而，她的蝶变还在继续。因为喜爱动物，她推动了日本第一个动物保护相关法律的通过。之后她跻身国会议员，致力于推动日中友好，最后官至环境省政务次官。从政界引退后，她依然充满热情，积极致力于解决战时从军慰安妇等问题。

她的政治之路其实走得并不轻松。1974年，她首次参加全国区议员选举，跑遍日本全国，在街头巷尾演讲，她说“到最后，自己连真人和假人都分不清，竟对着橱窗里的塑料模特行礼”，在投票前一天晚上，她走进一列又一列的地铁向乘客们拜票，“那一晚我不知走了多少路，累到眼泪都流不出来”，最终才以微弱优势当选。

如果说这世上多数传奇像精彩速滑一样光芒转瞬即逝的话，她的传奇则是一场旷日持久、在时光中累积意义的马拉松。

“山口淑子的活力从何而来？”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谷川建司对此充满好奇，在多次采访山口之后，谷川最后找到的答案是：战后的山口想通过不断证明自己是一个拥有智慧、能力与魅力，可以凭借独立思想生活的人，来修正战时自己在不知不觉中被日本军方打造成一个愚蠢玩偶的事实。“山口淑子战后生活的充实度应该与她对‘李香兰时代’的后悔程度是相平衡的。”谷川建司说。

70岁那年，她写文章剖白说自己战后曾重看当年拍过的“大陆三部曲”，“我眼泪流个不停，为自己的愚蠢和无知，看完三天三夜无法入眠”。

17岁时，李香兰曾被不知她真实身份的中国青年问过一个问题：“假如日本军侵入北京，你怎么办?”

“我要站在北京的城墙上１那时她的决断是，“这样双方的子弹都能打中我，我会第一个死去，这是我最好的出路。”

当时她不会想到，后来自己会变成别人口中的“中国汉奸”，又在许多年后，成为中日友好的符号，多次出访中国。她的人生故事被改成电影、电视剧、歌剧甚至漫画。

“一个被时代、被一种虚妄的政策所愚弄的人，如果噩梦醒来后能有机会对当时的行为进行反思和修正，是幸福的。”说这话的她拥有这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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