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于第一财经日报2022年9月15日，限于篇幅有删减，此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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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方式还在于在底层逻辑上要形成官、产、学、研利益的一致性，才能可持续的推动。举国体制不是靠口号，也不是靠政府有多厉害，而是要在跨越体制内和市场经济两个不同的领域形成解决问题的逻辑一致性，这才是事情的关键。这个要通过智库研究来实现。DARPA模式能够产生那么大的号召力，是因为官产学研都认为这件事情无比正确，并且大家都能从中获得巨大收益。

在我看来，DARPA能够在官、产、学、研之间形成共识的关键在于，它把机构的任务定义为满足“国家未来的需求”上，大家在未来的目标上找到了最大公约数。“未来需求”概念的提出应该是DARPA成功的非常关键的一步，DARPA通过“未来需求”，成功地让政府官员和军方将领站到了背后，把科学家变成了主角。军方在开始阶段对这种安排充满了敌意，但随着DARPA一系列超出军方想象的新技术、新装备的推出，将军们开始闭嘴并且认可了科学家的角色。

当然，对的方式也包括机构的设置、充分的授权、正确的评价方式等等。要做到这些，需要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DARPA的决策是美国总统亲自主导完成，才能强力打破现行部门分割利益格局。

当前，中国科技创新的资金投入太过碎片化，各级政府都有自己的资金计划，几个来自院校的博士、硕士公务员，找几个专家合计一下，一个科技计划就产生了，这些计划的科学性、合理性都存在很大疑问，很多情况下，科研机构、企业围绕这些计划编制创新故事，仅仅是为了拿到那笔资金。

说到这里，想起2007年的一件事：当时，我参加了深圳市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局级干部培训班，其中有一个行程是与洛杉矶政府部门的交流活动，能跟硅谷隔壁的城市领导讨论一下科技创新，机会难得，我们的局长、区长们很是兴奋。大家围绕政府怎么支持科技创新设计了很多题目，结果交流现场却十分尴尬，洛杉矶政府的官员完全搞不懂我们的话题。后来才明白，美国的科技政策、资金管理都是联邦政府的事情，全国的科技资金出口只有那么几个，而且都是科学家在做决定，政府只要“看好场子”就行了。至于地方政府，根本没有科技计划之类的管理职能。

这一轮中美科技战，美国人“帮助”我们定义了很多“卡脖子”的技术问题，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在“帮助”美国人定义了新的科学问题。中国已经被美国两党成功的塑造成新的“斯普特尼克时刻”（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在美国形成了新的科技动员。我相信，在美国军方的某个建筑物中，DARPA的科学家正在头脑风暴关于中国的话题。以美国过去的做法，这轮动员会激发出很多重大的创新成果，如果这些创新是以损害中国为目的，那我们需要当心。新型举国体制对中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再不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会在关系民族生存发展的大国竞争中遭受重大挫折。

但是，必须清醒的认识到，构建新型举国体制我们还需要克服一系列挑战，其中包括：

（一）定义中国的“无尽前沿”

在中美科技大战中，中国的优势在应用端。在数字时代，应用端驱动创新的模式正在成为主流。中国应该通过应用端组织创新来激活基础研究和推动市场化的技术创新。军方的应用场景和城市级的数字技术应用场景都是世界最大规模的创新引擎，中国的“无尽前沿”应该是“未来技术”。

（二）寻找中国的“范内瓦·布什”

新型举国体制需要一批创新领袖来承担跨领域的科技创新组织工作，这是一个令人十分纠结的地方。中国有没有范内瓦·布什那样的科学家，我不肯定。中国缺乏旋转门的机制，科学家的经历都比较单一，对跨领域、跨行业的问题缺乏领导力，这是一个问题。当然，我们也缺乏这样的机会，时势造英雄，我们也许应该先起势。

（三）创新智库

很多人没有注意到，DARPA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智库。这个智库跟我们理解的为领导写写文章的智库不是一回事，它在做科技创新的特殊研究工作，通过头脑风暴不断产生新的科学概念，然后通过实验验证这些概念，在此基础上形成各类科技计划和任务。我把这个过程称之为“概念研发”。

我们来看看DARPA的1号研究计划的产生过程：当时国防高级计划研究局希望研制出一种覆盖全美，并能够将来袭的苏联导弹拦截在飞行轨道上的防护盾（军方需求）。一位叫尼古拉斯·克里斯托菲洛斯的科学怪才提出一个设想，“利用地球磁场引力，在大气层上方造成某种由高能电子组成、类似天穹的防护盾”。为了验证这个设想，DARPA启动了绝密的137号计划，动用了4500名军人，数百名科学家，1艘航母，甚至不惜引爆小型核武器。这些工作奠定了后来的星球大战计划的基础。

DARPA能产生那么多颠覆式的技术成果，跟它在“概念研发”阶段的巨大投入（包括资金投入和跨学科的智力投入）有关，这是与我们过往理解完全不同的科技资金计划管理模式，把计划管理的过程塑造成了源头创新的一个重要环节。

（四）新的组织方式

新型举国体制是要能不断突破先行体制架构的缺陷和局限来组织创新，所以它不是在现行体制架构上的一种功能，而是能够根据形势和任务不断调整组织形式的一种柔性机制。这种组织形式可以是一个创新智库（类似于DARPA）、一个委员会（类似于布什的国防委员会）、一个科研组织（类似于台湾工研院），并且要通过直接向最高首长负责和高度授权来为创新的风险决策赢得必要的自主裁量权。如今最大的挑战在于能否让公务员从资金、计划管理的一线退出，变成科技管理的监督者，同时通过设立新型智库来承担资源配置的工作。

（五）结果导向的评价

科技评价方式的变革也十分重要，政府过多介入创新的过程管理不是个好主意，基于创新的高度不确定性，应该形成结果导向的评价方式。

新型举国体制离我们有多远，你可以说只剩最后一公里，也可以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取决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认识到上述挑战，下多大决心，采取什么方式来应对这些挑战。

（作者简介：周路明。深圳市源创力离岸创新中心总裁、中国源头创新百人会秘书长、深圳市源创力清源投资基金董事长。历任深圳市科技局副局长，深圳清华研究院副院长、深圳市科协主席等职。主持制定了深圳市一系列科技创新重大立法、决策研究工作，推动了民办科研机构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扶持了一批顶尖技术团队成功实现产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