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用来燃烧的东西；死亡是，验证生命的东西；宇宙是，让死亡渺小的东西。

渺小的尘埃，是宇宙的开始；平凡的渺小，是伟大的开始。

而你，我的孩子。是让平凡的我们，想创造新世界的开始。

这是《我和我的父辈》里，章子怡单元《诗》的结尾，用父母之爱讲了两代航天人传承的故事。

除了亲情，更令观众动容的，是片中章子怡和黄轩饰演的航天科研夫妇，为了“长征一号”和“东方红一号”所做的奋斗、牺牲。

漏雨的房子、寒酸的晚餐、工厂里简陋的机器、以及身边亲友的离去……但他们的眼里始终带着坚毅的光，只因对航天梦想的坚持与信念。

01 生死之间

章子怡在电影中是火药雕刻师，这是一个鲜少有人关注的职业，也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

她的工作是用刀具，切除固体火药的多余部位，抚平毛刺，使之达到设计尺寸要求，其误差不超过0.5毫米。

在雕刻的过程中，即便多出0.1毫米，对发射卫星的影响可能就是几十公里，刀具触碰到金属壁，产生一点点静电，都会引发爆炸。

电影里有一幕，彭昱畅饰演的年轻助手，不小心碰掉了放在操作台上的锤子，锤子落地撞击产生了火星。两人赶紧跑出门口，身后的火药桶炸开了花。

现实中这算是幸运的结局，几十吨火药，爆炸只是一眨眼，燃烧温度瞬间飙升3000度。一旦点燃，人们无法逃跑，也没有方法立即灭火。

“注意事项都是用人命写出来的”，是这项工作最残酷的诠释。

直到目前，精度要求如此高的工作，仍无法脱离人工操作，火药雕刻仍是世界性的难题。

火药雕刻师，时刻面临着生死威胁。

徐立平，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火药雕刻师。

就像电影里的小男孩一样，他也是因为父母的工作，来到了秦岭大山深处。耳濡目染长大后，和母亲一样选择从事航天事业。

干一行，爱一行。

因为切割火药的结果不可逆，为了更好地雕刻，徐立平和同事们研发出，更便捷安全的刀具，30多种刀里有7项国家专利，其中一把刀还被厂里命名为“立平刀”。

1989年，我国某重点型号发动机，连续两次试车失败，专家组决定就地挖药，火药雕刻师要钻进，已经装填好推进剂的发动机内部。

这意味着，人会被火药包围起来。

徐立平团队接下了这份工作。在狭窄到不能翻身的空间，火药发出刺鼻气味的毒气，每个人神经高度紧张。在里面呆上10分钟，便要轮换下一个人继续。

为了能让其他人多休息一会，徐立平每次都会多呆个5、6分钟。连续干了3个月，很多人留下了呕吐、头疼的后遗症。

也是这次任务结束后，徐立平的双腿失去了知觉。

他去了无数次医院，大夫很难解释，是因为长时间在密闭空间，保持一个姿势，还是因为火药的毒性，影响了他的神经系统。

那段时间，徐立平就连上厕所，都要有2名男性架着他去。

在母亲的强制复健下，徐立平才一点点能独立行走。但病根也彻底落下：腿一粗一细、肩膀一高一低。

为了安全考虑，火药雕刻师上班是不能带手机的。

徐立平的妻子，每次只能打厂里的固定电话，一旦没人接，她便骑车去单位。远远地看见徐立平在加班，才会放心回家。

作为火药雕刻师的家属，她没有太大的心愿，只有4个字：“人在就好”。

02 巾帼不让须眉

除了将“火药雕刻师”这一伟大职业，呈现给观众，《诗》还将目光聚焦在女性航天工作者身上。

我国第一位女航天员刘洋，曾是执行过多次救灾任务的飞行员。

她仅用两年时间，完成了别人八年才完成的训练任务，以优异的考核成绩，进入“神九”组，执行神舟九号与天宫一号载人交会对接任务。

从前，下达倒计时“5、4、3、2、1……点火”口令的，一直是男性工程师。

直到2018年，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上空，第一次响起了女性的倒数口令声。她就是我国航天发射阵地，首位女性“01号指挥员”，张润红。

“01号指挥员”不是想象中，下达点火口令那么简单。

张润红是最高调度员，所有人需听她的口令安排。她对发射总流程，20多个系统、200个岗位；所有舱门、1000多个插头、数万个螺丝钉，都做到心中有数。

不仅要先期排查，在发射过程中，一旦出现意外问题，要迅速作出判断，并果断采取措施。

这是一份对业务能力、体力和心理素质的多重考验的工作。

2017年，长征五号遥二火箭发射失败，给中国航天人带来不小的打击。

2019年，海南文昌，遥三火箭复发升空，工程师们的努力终于成功。

当天在控制室里，摄像机捕捉到一位姑娘，笑着笑着突然泪流满面。

她叫孙振莲，是长征五号火箭地面发射支持系统型号主管，正是她和其他同事的不懈努力，在900天的等待后，终于再一次证明了中国航天的水准。

为此，孙振莲写下了一首诗：“我愿意为你，我的火箭。我愿意是士兵，是挥起的剑，誓破楼兰，战斗在遥三复飞发射的前线……”

容易，人如其名，不管是多么困难的工作在她那儿都很“容易”。

她是保送清华的女博士，也是将神舟十二号飞船成功送入太空，长征二号F火箭女总设计师。从业15年，参与7次载人航天任务。

1996年出生的周承钰，是文昌发射场最年轻的女指挥员，嫦娥五号探月任务连接器系统最年轻的指挥员。

崔艺晗在火箭下，穿着汉服翩翩起舞，她是测发软件配置管理员。执行过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十一号的所有任务的王翠玲，因为工作性质，20年没能亲眼看过火箭升空……

太多太多的女性投身祖国航天事业，目前仅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女性工作者数量占到了20%。她们和男人一样，大多做着微小、普通的工作，很少被人提起。

有人形容航天事业是“万人一杆枪”，一颗火箭的发射只有十几秒，却凝聚了数以万计人的心血。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普通的航天人就是火箭的“燃料”，燃烧自己，去验证生命的价值。

03 艰难的前行

“在这个世界上，伞永远掌握在高个子手上。”

——出自讲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诞生的电影《横空出世》

对一个大国来说，发展航天技术是时代必然的选择，也是高瞻远瞩的谋划。

上个世纪60年代，随着美、苏相继进入太空，中国也将航天事业列为重点。但经历完3年自然灾害没几年的中国，百废待兴，无法给航天科研人员提供更多的物质保障。

他们住在荒凉的戈壁，对面是雪山，脚下是黄沙。吃的是盐水煮黄豆，一个月甚至几个月才能买顿肉解解馋。可却要从事高强度的脑力工作，时刻面临生命危险。

没有先进的计算设备，科研人员只能用算盘、计算尺、手摇式计算器，靠人力算出来。

因为工作地点远离城市，很多人要离开家庭。

东方红一号的“01号指挥员”张积华，和妻子结婚16年，两人真正相处的时间却只有短短的1年11个月。

除了客观条件艰苦，当时的科研人员更头疼的是，对航天领域两眼一抹黑。除了从美国回来的钱学森，没有人见过火箭。

钱学森只能一边给大家上课，补习火箭相关知识；一边带着大家摸着石头过河，研发火箭。

从1到100容易，从0到1却是最难的。

1967年，钱学森亲自要求，让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孙家栋担任“东方红一号”的技术总负责人。次年，空间技术研究院随后成立。

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和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东方红一号卫星上的乐音发声器播放了《东方红》这首歌，歌声响彻茫茫太空。

在完成了自己的监测任务，电量耗尽，东方红一号卫星和地面失去了联系。

但50多年过去了，它依然围绕着地球飞行。

此后几十年，孙家栋他领导下发射的卫星，占中国航天飞行器的三分之一。

2007年，嫦娥一号顺利完成绕月的那天，年迈的孙家栋院士在欢呼的人群中，悄悄转过身，擦去脸上欣慰的泪水。

从载人飞船，到多人多天飞行、航天员在太空行走再到建立永久性的空间实验室，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实现了“三步走”。

逐步发射商用卫星，液体火箭的研发、替别的国家发射卫星……一直到2015年开始，我国实现军民结合，拓宽了商业航天的领域。

我国航天事业走过了最艰苦的日子，正迈步走在时代的前列。

现在，人们投身航天工作，不再抱着70年代那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悲壮姿态，更多的是对星辰大海的纯粹热爱。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古人的梦想，如今已不再遥不可及。

但我们不该忘记，航天是一项浪漫的事业，也是一项痛苦的事业。正是无数先辈的牺牲、奉献才换来今日航天事业的发达。

也正是一代代航天人的奔赴、投入，才使得无数次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让梦想落地开花、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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