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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各同学群里充盈着哀悼声，大家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表诉着对这位84岁老人的尊敬和怀念——我们的老师、原武汉大学新闻系主任樊凡教授于2月16日下午在美国旧金山去世了。

初闻这一讣告，心中不免一震，但似乎又仅此而已。确实，除了真心祈愿老师安息于天堂，又能做什么呢？生活依旧平静而行。然而，这一两天来，那颗平静的心却时时有种被什么东西牵扯了的感觉，积到此刻，竞然汇成一股倾诉的冲动。而所想倾诉的对象，这位我十分敬重的师长，却已离我们而去了。

樊凡教授并非我的导师。在武大求学7年，与他真正有所接触，是研究生一年级时在他的新闻写作研究课堂上（本科期间，他没给我们这个年级开课，印象中似乎都不曾见过）。那时的研究生比现在的博士生都少，我们新闻学院只有4位资深教授可以带研究生，其中3位先后担任了院长或系主任（1993年武大新闻系改为新闻学院时，樊老师正好到了退休年龄，记得他是从原新闻系主任岗位上退休的返聘教授，所以说他是新闻学院原院长的说法是不确切的。武大第一任新闻学院院长，是我的导师吴高福教授），另一位是我国古代文学的专家、曾在央视百家讲坛讲授唐诗宋词和屈原辞赋的李敬一教授。我们这一届武大新闻学院共招了12名研究生，当时是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一届。除了2位年龄稍长，其他10名同学年龄相差最多的也不过两三岁，因而团队较为整齐、也十分活跃。记得开学后上的第一节课，便是樊凡老师讲授的新闻写作研究课，课堂设在院里的新闻演播厅。演播厅是为广电系本科生上课所建的实验室，设计封闭，因而光线很暗，视力不佳的我一进门就被地上的话筒线绊了一下。先我们而到的樊老师注意到了这一细节，微笑着提醒我哪里有障碍物。心直口快的我于是便抱怨教室太不明亮了，影响思维。樊老师当时微笑不语，但第二次上课，我们就接到通知，改到光线明亮的小教室了。所谓小教室，其实是在院里空出的办公室里放了几张桌椅，改建成了供研究生上专业课的临时教室而已。从此，我们读研期间的专业课便都改在“小教室”上了。

那时，由邵逸夫捐资的武大人文馆刚刚建成，新闻学院的办公地点，就设在人文馆东侧的楼上两层，与文学院上下毗邻，尽管办公条件远不如现在的新闻学院大楼，但人文馆所处的地理位置与人文环境，却是一块无与伦比的“风水宝地”：位于武大校园中心，背靠东湖，面向碧草如茵的大操场；西侧著名的樱花大道与樱园古建筑群依美丽的珞珈山而建，典雅而清新，与东侧同为古建筑风格的行政大楼相映成辉……人文馆楼上的不少办公室外，都设有类似小平台的大阳台，坐在阳台上，美丽的武大风光可尽收眼底，着实令人尽旷神怡。年轻的我们于是动了心思，再上课时鼓动老师把课堂“移”到大阳台上去。当时的院长、也是我们几个倡提议者的导师吴高福教授，乃性情中人，立刻愉快地应允了我们的要求。于是男生们卖力地把桌椅搬到阳台上，下了课再搬回教室来。那些场景令我们终生难以忘怀——坐在武大校园中心的“空中楼阁”上，年轻的我们和老师一起，俯瞰珞珈美景，研究新闻问题，颇有几番“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意气。枯燥的课堂变成了浪漫的“室外沙龙”后，我们开始担心其连续性问题，其他老师还好说，樊凡老师年龄稍长，当时已愈60了，平时虽很和气，但也从未和我们开过玩笑，大家于他，总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他的课堂能移到室外吗？同学们你推我、我推你，谁也不敢确定。最后我被推选为代表，惴惴地向樊老师发出这一提议，没想到樊老师以他一贯的微笑看了看我，略一思忖便同意了。大家顿时一阵欢呼声！

一学期的课堂很快结束了，与樊凡老师的具体接触再未曾有过。武大期间，尤其是读研期间，我们跟导师、跟其他熟悉的院系领导和老师接触很多，包括和几位同学常趁节假日跑到导师家里噌吃噌喝，有一次甚至喝掉导师家4瓶剑南春、把我们院里的书记喝到往桌子底下“溜”去……但是，唯独樊老师，虽觉亲和，却从未敢造次。敬畏之下，却也是疏远了。课堂之后最次见到，是在我硕士毕业论文的答辩会上，他提了问题，我也做到了对答如流，他于是报以满意的微笑。这一笑脸，便这样凝成永远的回忆——这是我见樊老师的最后一面。

不过，师生情谊并未到此终结。研究生毕业后，因种种原因，我到了原中国土地报社工作。那是1996年，中国的土地管理事业还未实现今日的诸多变革，无论行业影响力还是作为行业媒体的影响力都较微弱，对于了解和熟悉我的老师和同学们来说，我是“爆冷门”了。也从此略微体会了一些“世态炎凉”的感觉。1997年新年，在京参加工作不久的我给院里几位尊敬的老师各寄了一张贺年片，恭贺新年的同时，报告了一下去处和地址。没想到的是，没过几天，我便收到了相对最为疏远的樊凡老师写来的一封亲笔信。樊老师在信中鼓励我不要泄气，要相信自己长期积淀而成的知识学养和才华一定有发挥的空间；同时鼓励继续多读书、勤练笔等。这封信我始终珍藏在心中，也令我心里饱含了对这位师长更多的敬意。遗憾的是，我没有给樊老师回信，当时的原因是正在准备“跳槽”、想等这事办完了后再给他回信报告一下。但后因单位规定工作满5年后才给办理调动手续，所以没有动成。随后不久，我国土地管理体制发生重大变革，我们的媒体也随之迎来了大发展，而我本人因融入了对这场改革后新制度的一些研究报道工作、并因此结识了一批知识水准及各方面能力功力都相当深厚的朋友，对这一行逐渐产生了热爱之情，投入了这项事业，当初那颗“漂移的心”，也就渐渐淡漠了。但是，却因此中断了跟樊老师的联系，时间久了，既失去了联系方式，也不好意思再联系了。樊老师似乎渐渐从我的记忆中淡去了。

其实也不尽然。同学中还有樊老师的弟子，偶尔会提及樊老师，这时便有一种敬重和歉疚相混合的感觉袭来，令我心内五味陈杂，但始终没好意思再联系樊老师，甚至也没跟任何同学提及当年老师写信鼓励我的旧事，尽管心里对他的敬爱之情从未消失过。

不知道人离世之后究竟有没有灵魂，但我始终坚信，一个真诚善良、品德高尚的人是一定能在天堂笑看浮世众生的。樊凡教授，我深深敬重的老师，相信他依旧在天上注视着我们，相信他的心依然与我们的武大、与我们这些学生同在。

谨以此文，怀念樊凡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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