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简 介

陈志勇，湖北嘉鱼人，文学博士，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戏曲史、戏曲文献学、戏曲民俗学。著有《民间演剧与戏神信仰研究》《广东汉剧研究》《汉剧史论稿》（合著）等。

城市演剧是中国古代戏曲演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城市商业活动息息相关。某种程度而言，城市演剧的面貌清晰了，中国古代戏曲发展的脉络就能得以丰富呈现。汉口作为近代我国中部最为重要的商业性港口城市，其贸易总额的节节攀升和各地商人的涌入也给戏曲演出带来巨大机会。在汉的商帮行会显示出超强的文化消费能力，他们修造会馆的同时营建戏台，聘请名班名伶演出，培育出近代汉口庞大而活跃的戏曲消费市场。本文拟以近代汉口商帮、行会的组建及会馆演剧为个案，探讨商业繁荣与戏剧兴盛之间的内在关系，寻绎“商路即戏路”命题对于中国戏曲史的独特意义。

汉口为长江和汉江的交汇、冲积而成，它因港口贸易而兴，明末清初已成为长江流域重要的贸易中心。咸丰十一年（1861）正式开埠后，汉口对外贸易额窜升，很快跃升为国内仅次于上海的港口大都市。

近代的汉口之所以能成为全国性的贸易中心，得益于它四通八达的水路、陆路交通。我们更关注的是各条商路运载货物背后，所联接的不同体系的商帮。关于汉口的商帮，日本人水野幸吉的《汉口》一书指出：“所谓帮者，皆同乡商人相结合而成一团体，各冠以乡里之名。在汉口有名者，为四川帮、云贵帮、陕西帮、山西帮、河南帮、汉帮、湖北帮、湖南帮、江西福建帮等。是等商帮，为唯一之商业机关，所谓会馆及公所是也。”[1]水野幸吉所言是民国时期汉口势力较大商帮的情况，而晚清以来则是黄州帮、汉帮、徽帮、山陕帮、粤帮、浙帮更为显著。“黄帮”的总部在黄州，不少成员是麻城籍，他们来到汉口抱团经商，形成相当大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汉帮”以沔阳州仙桃镇人为中心，他们和黄帮一起占据较低区域层级的商业贸易。“徽帮”以新安（徽州）府所属休宁、歙县、婺源商人居多，他们以盐业和茶叶为核心，同时经营日常生活用品的跨地区贸易。康熙初年大批徽州人来到汉口经商，“汉镇列肆万家，而新安人居其半。”[2]到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军队攻占汉口之前，徽商人数“几乎一直是汉口最大的商人群体”[3]。

水野幸吉《汉口》

依靠长江支流汉江、湘江水路或陆路的山陕帮和粤帮也是近代汉口商团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力量。大部分寓居汉口的山西和陕西人都来自山西省内的主要河流——汾河下游地区，这一地区包括太原、山西西南汾州府属县汾州、闻喜、平遥等，以及邻县陕西的蒲城。[4]山陕商人经营多个项目，湖北汉水流域的烟叶被他们把持，他们也染指盐业、茶叶，还从俄国进口贵重的毛织品到汉口销售。由于山陕商垄断了由汉水进入汉口的西北地区商路所有贸易，故而他们在汉口的商界有相当庞大的实力和发言权。“粤帮”商人则通过湘江将大量地方特色的商品甚至是洋货输入汉口。更为重要的是，外国商人的很多贸易中介也是通过粤商和甬商（宁波商人）来完成的，故而1860年代有人说汉口的外国商人“几乎完全依赖他们的广州和宁波买办”。[5]广东人专营汉口对外贸易中的茶叶，当时六大外贸茶叶买办都是粤地商人。以宁波绍兴商人为核心的“甬越帮”，在汉口主要经营钱庄和长江中下游贸易。除了以上几大商帮外，还有江苏、江西及其他地方的商人，也时聚时散，势力远不如以上商帮有影响力。

各地商帮下又包含多个行业分帮，商帮的地域特征和行业特征相互交缠，形成近代汉口庞大的行会组织体系。“为了方便同乡行商把他们的商品运到邻近陆路商道终点的大市场去”[6]，汉口早期的同乡会馆都建在长江岸边的后湖之滨，循着汉口与内陆边界的汉水故道排列开来。乾隆八年（1743）湖北巡抚晏斯盛的一篇上疏如此描述汉口商帮会馆：“楚北汉口一镇，……各省会馆亦多，商有商总，客有客长，皆能经理各行各省之事。”[7]道光间叶调元《汉口竹枝词》亦谓：“一镇商人各省通，各帮会馆竞豪雄。石梁透白阳明院，瓷瓦描青万寿宫。”[8]原注：“阳明书院即绍兴会馆，梁柱均用白石，方大数抱，莹腻如玉，诚钜制也。江西万寿宫，瓦用淡描瓷器，雅洁无尘，一新耳目。汉口会馆如林，之二者如登泰山绝顶，一览众山小矣。”[9]叶调元谓“汉口会馆如林”，那么汉口究竟有多少商帮会馆呢?

民国《夏口县志》卷五保存了近代汉口会馆的丰富资料，记载清代至民国初年179个汉口会馆、会所各种类型行会组织的名称、始建时间、会址和行会属性，其中有明确成立时间的123处。按照性质可将汉口商帮划分为三个类型：（1）共同地域来源的同乡商帮，（2）共同经营对象和行业的同行商帮，（3）共同职业类型的同业商帮。不同的商人或从业者因为共同的利益联合起来，他们的行会组织超越个体或局部而具有强大的集体力量，无论是在制定行业、从业规范，还是维系地域文化纽带，抑或在组织公共活动上，都具有非同寻常的实力和影响力。

一类是同乡会馆。在汉口最早建立会馆的徽州商人，其次为苏商、粤商、赣商、闽商等。最早的是康熙七年（1668），徽州府商人所建的同乡会馆——新安公所。除此之外，康熙年间汉口的商帮会馆还有江南八邑各类杂货商人所建江南京南会所、新安府六邑商人所建新安书院，广东四邑商人所建岭南公所，江苏全省同乡团体所建江苏会馆，江西商帮所建万寿宫，闽商所建福建会馆，以及旅汉山陕商人所建山陕西会馆（关帝庙）。从时间来看，康雍乾三朝有17处，道光以后有13处，这30处基本涵盖了与汉口贸易频繁的所有地区，主要集中在江西、安徽、江苏、浙江、湖南、广东、福建、山西、陕西等当时中国经济比较发达和出口贸易活跃的省份。

第二类是同业公所。汉口素有“八大行”的说法，它们“为最显著之商业，盐行、茶行、药材行、广东福州杂货行、油行、粮食行、皮行是也。”[10]“八大行”仅仅是依托汉口国内外贸易中最大宗商品而形成的行业，关乎市民生活的其他各行各业，也有自己的行会组织。早在顺治十三年（1656），汉口的药材行帮就在三皇殿建立起行业公所。康熙年间，巡礼门肉业公会、豆芽商人、碾米同业也建立起了同业公所。据《夏口县志》的记载，这类同业公所涉及66个行业，几乎渗透到民生的各个领域，包括金融、吃喝住行等各个细小的行当，甚至算命、租赁碗筷、梳篦都成立了公所。同业组织的广泛建立，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在城市经济生活和公共生活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

第三类是同乡兼同业会馆。这类会馆是来自同一地域的某一商业经营范围或手工行业的从业人群聚集在一起成立的行会组织，兼具商帮和行会的两重属性（见下表）。从业人员所具有的同乡和同行的双重属性，导致这类行会组织具有更强的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性。

在以上三类汉口商帮中，本地及周边的行业或商业帮会虽占据地理之便，但经济实力远不及外来商帮，在商界的话语权更是与山陕帮、广东帮、陕西帮等外省大商团不能同日而语。外省大商团利用地缘和业缘之便，将在汉经商、做官的同乡团结起来，建造自己的会馆建筑，作为固定的聚会、议事场所。实力大的在汉商帮皆建造了宏大的建筑群，他们通过集资或募捐，在会馆内营建戏台。戏台成为会馆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商帮行会在节令、酬神和庆典等重大场合唱戏，已成为近代汉口商界的一种风尚。

戏台是承载戏曲演出活动的场所，出资演戏的商帮行会将台上的伶人与台下的观众联合起来，形成会馆演剧的观演场域。殊不知，在会馆演剧的背后还隐含着商帮行会凝聚会众、敦睦乡谊、联系客商，满足同乡观剧的行业需求。正是出于此类目的，他们在建造会馆时多会营建戏台。

据不完全统计，民国初年汉口的会馆戏台达100多座。在众多商帮会馆戏台中比较有名的有山陕西会馆、徽州会馆、江西会馆、黄州会馆、咸宁会馆的戏台。山陕西会馆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在汉山西、陕西商人联合建造而成，后在太平天国时期焚毁。[11]同治九年（1870），最有势力的山西钱帮领头召集在汉的26个山陕帮会予以重建，光绪七年（1881）正式落成。它不仅包括集会的会堂、寺庙和附殿，还于正殿、春秋楼、文昌殿、七圣殿、财神殿、天后宫、怡神园建有七座戏台，[12]可谓“殿殿有戏台，台台演汉剧”，有时三台或五台戏同时演出，观众人山人海。

汉口山陕西会馆图示

外省商帮会馆除了山陕西会馆外，徽州会馆和江西会馆的规模也引人注目。徽州会馆（紫阳书院）选址在汉口城区的中间，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开始修建，耗资1万两白银，耗时数十年而成。在大仪门（戟门）之上建造一个戏台，“戟门内向为平台。春秋二祭演剧，则以直木承板为台，平时拆去。”[13]除了三月和九月十五日的春秋两祭固定演剧外，重要的节庆紫阳书院也会延请戏班唱戏。江西会馆（万寿宫）是祭祀江西治水有功的许逊的宫宇，由江西南昌、临江、吉安、瑞州、抚州、建昌六府花费10万两白银建成。占地面积约4000平方米，“前后两戏台均雕刻华丽”[14]。

本省的商团会馆规模较大者，如咸宁会馆、黄州会馆。咸宁会馆（钟台书院）为武昌府咸宁县在汉商人所建，地址位于“循礼坊堤外，三元殿下首，其界前抵正堤，后至后湖，筑城后将地隔断”[15]。叶调元《汉口竹枝词》云：“咸宁会馆后湖头，局面恢宏愿莫酬”[16]，说的就是咸宁会馆建筑的恢宏气势。黄州会馆（帝主宫）在汉口的青龙街，为黄州三帮商人会馆，规模亦不小。会馆也建有专用的戏台，该帮每夏必做会一次。

同业公会的实力不让同乡公馆，由于是以业缘维系同行关系，因此它在凝聚力上较之外地大的商团有所逊色。但势力强大的同业组织也建有自己的会馆和戏台，如药王庙就是汉口非常有名的会馆，建筑黄瓦绿檐，分为前大殿、后大殿和花园三部分。前大殿正中摆放大型紫檀木供桌，桌上置神龛，龛内供奉药王牌位。前大殿对面有戏台一座，戏台前面是弧形看台楼。楼上设女座，楼下设男座。[17]

大型的会馆公所内一般都建造有两个戏台，一个外台一个内台。内台是特意为行帮、公会头目们观剧的，方便他们一边看戏，一边谈生意。[18]外台也称为万年台，会经常举行酬神、喜庆、宴集等社会活动，一般邀请汉剧戏班演出。为回报汉口市民，会馆戏台尤其是外台在建造时会留出大块空地作为观戏的场所，“至若万年台，如各会馆、各城隍庙固定的建筑物，两旁各有子台，不必另搭，只在空场中加高板凳，若是内台，则不加高板凳。”[19]在举行大型演出时，会馆的万年台多允许市民来看戏，一定程度也是商帮行会对社会的回报和反哺，实现商团与市民的和谐共处。

汉口山陕西会馆正殿戏台

汉口市民将会馆的外台称为“万年台”，是相对随搭随拆的草台而言。会馆戏台的固定存在，预示着演剧随时可能发生，只要商帮注入戏资，演剧的可能性就获得确证，看戏的期待即可达成。从这个意义而言，会馆戏台的普遍性分布，客观构筑起近代汉口戏曲演出的巨大潜在市场，从而为汉剧、楚剧以及来汉的外地剧种的生长提供了优越的外部条件。

汉口素有“戏码头”“戏窝子”之称，近代汉口商帮会馆林立、会馆频繁演剧助推了汉口剧坛的鼎盛。换言之，汉口戏曲的繁荣，既取决于其贸易港口的独特地理位置，能吸引周边及外省戏班伶人来此谋生，同时也与商帮驻留汉口，形成庞大的戏曲消费人群，培植出活跃的戏曲演出市场环境有关。

第一，会馆演剧为近代汉口戏曲展演搭建起宽广的平台，商帮乐于出资聘请名班名角，营造出戏班多、名伶多、市民喜看戏的浓厚氛围。

会馆落成典礼聘请戏班来演出，是近代汉口商界的惯例。由于当地的行会众多，新建、修葺、扩建或重建会馆公所落成仪式演剧极为常见，而且演出的天数较长，形成近代汉口会馆演剧的常态。比如，光绪七年（1881）山陕西会馆正式建成，举行大型的公共戏剧演出，吸引了社会不同阶层民众挤入会馆看戏，不少人在拥挤中遭到踩踏。[20]又如，光绪十五年（1889）汉口茶业公所为了庆祝其新建大楼落成，连演几场汉剧隆重招待武汉的达官显贵与富商名流，普通民众也趋之若鹜。[21]更加宏大的场面是，光绪十七年（1891）十月汉口的广东会馆和淮盐公所落成会馆庆典演剧。这两座会馆“约计两处工程，逾七八年之久，所费不下数万金”，杰阁危楼、雕梁画栋，它们几乎在同一时间请戏班来破台演出：

广东会馆择日于本月初五日，淮盐公所择于本月十二日谢土破台，开门演戏，选定庆喜、荣升两京班，互相演戏。两班主以会馆公所祀神酬客，蝉联而下，皆需两月之久，于是竭力经营，往上海添置绣金绸缎，新制行头，并从京沪聘请优伶红菊花、麻子红、赵三、王小、洪福等十数人到汉。开门之日，堂上衣冠齐楚，贺客盈门，台上则袍笏鲜明，霓裳雅奏，观者则人山人海，逐队而来，洵极一时之盛已。[22]

广东商会和淮盐公所均是在汉商业贸易中占据巨大市场份额的外省商帮，他们在会馆落成典礼上竞相展示财力，以聘请名班名伶之多、演戏时间之长为荣，吸引大量市民前来观看。其实，会馆演剧含有商业性行会将部分利润返回给公共事业的“消费”掉的意图，“包含着宗教抚慰的诚挚愿望”，也被看作是“用于庆祝某一行会所取得的特别成就”的表现形式。[23]

近代汉口会馆演剧的另一形态是会戏。汉口的会戏分为寺观神仙生辰的“庙会”和行帮祖师寿诞会戏两种，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后一种行帮主持的会戏。1923年《汉口中西报》报道黄州会馆的会戏演出：

汉口青龙街帝主宫，为黄州三帮商人会馆，该帮每夏必做会一次。兹悉夏历三月初八日该帮开会，宴请武阳夏各界，以及本帮“岗、麻、安三邑”。该会是日并演剧酬神娱宾。剧为两台，内台为满春挑选之名角，如余洪元、朱洪寿、李彩云、小金林等，所演者为《二进宫》《擒吕布》《哭灵》《碰碑》等剧。外台为长乐之小春痕、小天栋诸伶，所演为《斩宗保》《鸿门宴》《取成都》等剧。两班均极卖力，极尽宾主之欢。[24]

商帮财大气粗，聘请来的汉剧艺人都是顶尖的名角，如余洪元、朱洪寿、李彩云、小金林之辈。“酬神”是会戏演出的名目，“娱宾”则是会戏演出的实际意图，二者互为表里，相得益彰。

汉剧名角余洪元

行会演剧虽然没有商帮那么财大气粗，但由于行业分布广泛，也不可小视。每个行业都供奉自己的祖师，每年一度祖师寿诞往往会邀请戏班演剧。各个行业的会戏演剧名目繁多，农民有青苗戏，粮食业有雷祖会，屠户业有尖刀会（供奉张飞），钱庄业有武财神会，理发业有罗祖会，梨园行有老郎会，江汉平原和长江沿岸做会酬神成风，月月酬神，行行做会，天天有戏。[25]《汉口罗宾汉报》称：汉剧界的大小演员每年在暑天里，忙于参加汉口及汉阳两个地方的“杨泗会座唱”。以杨家河粮食各码头起，至汉阳鹦鹉洲各竹木行，“财神会”“药王会”“雷祖会”“杨泗会”，从农历四月半起，直到七月初止，每个码头，你起我落，都是做会。[26]可谓一年之中，月月有会戏。行帮会众祭祀祖师神的“会戏”与行帮会馆典礼演戏一起，形成了近代汉口会馆演剧的特殊生态。

第二，会馆、行会繁盛的演剧活动，为汉剧、楚剧以及外地来汉剧种营造了良好的生存空间。

在清末民初的汉口，汉剧是一种得到社会认同的“官戏”，基本垄断了上层社会的演出市场，“在湖北当时的戏剧，只有汉调是个正当剧种，被称为‘大戏’，经官厅认可，可以公开演出。所以凡是酬神还愿，庆祝大典或衙门开印等事，都归汉调承应。”[27]在某种意义上，汉剧得到更多官员、商人、知识分子的青睐，主要活跃于会馆演剧市场，而楚剧平民色彩浓厚，俗的成分多，受到工匠、码头工人的认同。会馆外台演出，由于主要是面对市民观众，所以粗砺质朴的演技时有出现，如1941年的汉口《大楚报》记述汉剧艺人金喜善在会馆“万年台”上表演绝技的情景：

金喜善演《收重阳女》即《破天门阵》，其“抛叉”“接叉”“耍叉”较之杨小楼所演《金钱豹》还要难能。……汉剧中《收重阳女》出场时，由上场门抛一钗射入下场角台柱上，再打几个筋斗去取下，倘若抛不准，那一钗就杀倒台下的人了。下场时，由下手在上场角抛一钗，射入下场门，恰恰重阳女跑至下门，反手接住，倘若接不准，就杀倒别人，何况还是反手反身恰恰在喉间接住呢。……凡是演《重阳女》的时候，全体观众莫不为之提心吊胆，真真唬人也。[28]

这段对当时著名汉剧艺人金喜善在会馆演剧中表演飞叉绝技的记载，真叉抛接，稍有闪失，伤人致命，可观众爱看，故艺人乐演。这种带有“耍”杂技性质的汉剧表演，显然具有会馆“万年台”广场戏的特点，能抓住台下各个层次观看人群的眼球。

《楚腔汉调：汉剧文物图说》收录了清末法国驻华公使馆武官拉里贝，1904年和1906年所拍摄的两张印有汉口山陕西会馆戏剧演出的明信片，分别上演的是汉调《四郎探母》“见娘”“坐宫”两折，台下观众摩肩接踵，黑压压挤满了人[29]，真实再现了清末会馆演剧的历史盛况。

山陕西会馆正殿上演汉调《四郎探母》“见娘”

山陕西会馆正殿上演汉调《四郎探母》“坐宫”

近代汉口存在的179座会馆所包含100多座戏台，若隔三差五的演戏，可以想见它将形成如何庞大的演出市场。正因如此，才会出现叶调元《汉口竹枝词》中所描述的专司打听会馆演剧消息的人士：“各帮台戏早标红，探戏闲人信息通。路上更逢烟桌子，但随他去不愁空。”[30]“各帮台戏早标红”充分说明当时商帮演戏极为繁盛，以至于产生专门打探戏班、名角和戏码信息的闲人。汉剧老艺人李春森（1881-1960）根据亲身经历，对汉口会馆演剧的基本情况总结道：近代汉口唱戏都是在会馆（如陕西会馆、广东会馆）、公所（如牛皮公所、苏湖公所）、宫（如万寿官、帝王宫）、殿（如四官殿、三义殿）等地的庙台上演出[31]，即道出了近代汉口会馆演剧之繁盛。

第三，会馆戏台为汉剧、楚剧等伶人的脱颖而出提供了平台，客观促进戏曲艺术的提升和繁荣。

汉口的商帮会馆基本靠近江边码头而建，环后湖地区形成会馆建筑群。戏班、伶人也接踵而至，后湖遂成为各种戏曲搬演的繁盛之地：“吴讴楚调管弦催，翠鬓红裙结伴来。除却寒风和暑雨，后湖日日有花开。”[32]与商人如影随形、结伴而至的自然是戏班和伶人。在后湖，紧邻会馆建筑群形成一条“戏子街”（今人和街），汇集在此的伶人在戏子街的楚班巷内建造老郎庙，作为汉剧艺人同业组织“楚班公所”的所在地。[33]

各地汉剧艺人争相到汉口寻班、搭班，看中汉口会馆演剧广阔的演出市场和丰厚的戏金，例如襄河派艺人在本地演出一场只能拿200吊钱，而到汉口却能拿到400吊，导致“班社的擎天柱都是拔腿就跑”[34]。会馆演剧市场成为近代汉口戏曲兴盛的直接原因，吸引以沙市为中心的“荆河派”、襄阳为中心的“襄河派”、安陆为中心的“府河派”汉剧艺人纷纷来汉口搭班唱戏，形成汉河、荆河、襄河、府河“四派归一”的盛况。当时汉口、汉阳、武昌三镇有二十余个汉班，人员达千人以上，各行都有“三鼎甲”演员[35]。汉口成为清末民国初年名副其实的汉剧中心。

汉口的会馆演出为这些名角创造了成名的机会和平台，汉剧大王余洪元、吴天保等都是在会馆演剧中名声大噪而享誉汉口剧坛的。光绪二十三年（1897）余洪元从沙市到汉口搭袁心苟领班的福兴班，第一次登台潮嘉会馆，演出《沙滩会》《大五台》而大获成功，从此开启汉剧“余洪元时代”。吴天保也通过汉口的会馆演剧获得盛名，最终问鼎汉剧大王宝座的。对此，民国时的剑云在《汉剧掌故谈》有段话评述甚详：

汉剧在卅年前，尚为草台班常出演荆沙诸小镇。时角儿戏份以全班计，每班每天不过四十串，及后渐入汉口，故今日之吴天保等水牌，尚大画“荆沙驰名”之字样。初来汉，均出演于会馆中（同乡会之组织）。年中必演戏数次，每次必演六七日或十余日不等。每日所费约白银十余两，观剧者并不取费，因系会馆演戏敬神。[36]

余洪元、吴天保是20世纪前中期汉口汉剧伶人中的佼佼者，他们的成长和成名离不开会馆演剧这一独特条件，他们的演艺经历正好折射出近代伶人群体受到会馆演剧文化泽溉的普遍情况。

汉剧名角吴天保

第四，会馆演剧很大程度上促成外来声腔剧种与本地戏剧的融合，不但全面提升近代汉口剧坛整体的艺术水准，而且利于新的戏曲声腔的产生。

商帮会馆常常会在客商寄居地营造浓厚的乡土氛围，通过看戏化解乡愁，联络各方势力的感情。在汉的商帮对自己的家乡戏有所偏爱，同行多是来自同一地域的老乡，因此他们往往在岁时伏腊、行业神祭祀、同乡叙旧、同行联欢等特定时间请来家乡戏班或本地大戏班唱戏，就像“清季北京银号皆山西帮，喜听秦腔，故梆子班亦极一时之盛。”[37]汉口山陕西会馆正殿前戏台共有六幅对联，其中一幅“阳春白雪有新声，听楚客歌来偏传汉上；铁板铜琶翻古调，问乡音操处忆否关西”，就客观反映出山陕西会馆的戏台上既演出当地的戏曲，也有山陕商人家乡的剧种，多种戏曲声腔在汉口汇集的情况。[38]汉剧的声腔西皮和二黄就是两种外来声腔在汉口为中心的湖北地区融合而成。陕西秦腔顺汉江而下，沙市楚调（二黄腔）沿长江而至，最终熔冶于一炉。“楚调”二黄和秦腔西皮在汉口的合流，既是汉水文化和长江文化互补的结果，也是不同剧种戏班寻找戏路、服务商帮的产物。

总之，会馆组织是汉口外地商人笃乡谊、祀神灵、联嘉会的文化纽带，戏台的修建和会馆演剧的常态化，成为会馆组织实现其文化功能的重要环节和手段。若将多个会馆演剧的个案聚拢来看，我们看到的是近代汉口因商聚戏、因商兴戏的大环境。

近代汉口商帮的聚集和频密的会馆演剧，生动地诠释了中国戏曲史上“商路即戏路”的重要命题。从中国戏曲形成之时的宋金元时代，这个命题反复得以演绎和证实。宋代永嘉杂剧形成于温州，继因进入都城杭州而发育成为南戏；元杂剧因驻扎于大都及河北真定、山东东平、山西平阳等中心城市而获得巨大的演出市场，走向艺术的繁荣。明代由于文人戏曲的兴盛，更多的注意力转移至传奇戏曲的创作、曲籍的刊印和家乐演出上来，有关商业演出的文字记载不是特别集中。进入清中叶后，海禁的松动，对外贸易港口的设立，商人的汇集刺激戏曲商业演出市场的旺盛需求，“商路即戏路”的命题在延续传统意义之外又获得新的时代内涵。

商路是地方剧种对外传衍的重要渠道，也是它们由地方小戏演变为全国性大剧种的必由之路。可以说，商路的开辟就是为戏路铺道。梆子戏就是典型的例证，山陕商人在全国主要商业集散地都建有会馆，据学者统计全国各地建立的山陕会馆至少有67座。[39]会馆成为梆子戏班落脚的“驿站”，也是梆子戏展演的重要据点。“山西梆子初来京、津时，是先在会馆唱，由老乡们看看能否叫座，能叫座然后才正式在园子里演唱，否则唱一天就回去。”[40]梆子戏利用山陕商人对外经商的便利，逐步扩散到全国各地，与当地的艺术交融汇聚，逐步衍生出河南梆子、河北梆子、山东梆子、淮北梆子以及弹腔戏北路的梆子戏大家族。徐珂《清稗类钞》所谓“此调有山陕调、直隶调、山东调、河南调之分，以山陕为最纯正”诸语，[41]即是对梆子戏在他乡“在地化”衍化成新剧种现象的描述。通过山陕商人所开辟的商路向外传播，成为梆子戏“传播最广，持续时间最久的方式”[42]。刘文峰在《山陕商人与梆子戏考论》一书中总结道：“凡梆子戏盛行的地方，必定是山陕商人云集的地方。只要有山陕商人的踪迹，常常能找到梆子戏的遗响。”[43]可见，“商路即戏路”是考察剧种传播机制的重要角度。

戏曲商业演出活动具有“逐利”的本能，寻找好的戏路是戏班和艺人的生存之道。商人是商业市场中最活跃同时也是掌握巨大财富的人群，因此循着商路追随商人的脚步进入商业贸易繁盛之地，是戏班与剧种得以生存、壮大的理想之选。

商人驻扎港口等待货物交易的空档有大量的空闲，他们有闲又有钱，成为戏班瞄准的最佳买戏的目标人群，因而，商路孕育出戏曲商业演出的巨大市场。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廷敕令全国只许广州一口通商，紧接着六省戏班寻着商路纷至沓来，旋即建立了自己的行业组织——外江梨园会馆。广州遗存的12块“外江梨园会馆碑记”客观反映出乾隆二十七年（1762）至光绪十二年（1886）120余年间来穗的外江班盛衰隆替的变化：乾隆末年，湖南班、江西班后来居上，姑苏班、安徽班减少；至嘉庆年间，昆班、徽班几近销声匿迹，而湖南班、江西班仍有一定的市场。更重要的变化是，自嘉庆五年（1800）以后，碑刻上的戏班已不再标明省籍，甚至连班名都不标，这表明“外江班正渐趋本土化”[44]。外江班与本地班的身份归属和艺术界限逐步被消解，说明本地班已经崛起。外江班与本地班的此消彼长，正是广州一口通商的优势地位在晚清时期被打破，各省戏班有更多城市可以选择的结果。同处岭南的汕头，咸丰八年（1858）正式开埠，昔日为韩江出海口的小渔村，短时间内一跃成为粤东、赣南、闽西的主要港口和商贸集散地。经济的崛起带来汕头戏剧演出市场的繁荣，大批的外江班蜂拥而来。同、光年间潮汕地区迎来了“外江班”演出的繁盛。[45]广州与汕头开埠所迎来大批外地戏班进入的实例，真切折射出商路对于戏路巨大吸引力和鲜明导向性。

在汉口开埠之前，处于长江中游的沙市和汉江中游的襄樊，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重要的港口城市，会馆演剧极为发达。晚明以降，各地商帮云集沙市，流传“十三帮”之说，清末刘竹荪《荆沙竹枝词》写到：“官场最重十三帮，凡事相邀共酌量。轿子跟班都挤满，旃檀庵里接官忙。”[46]各地商帮皆建有自己的会馆，会馆中则建有戏台，“茶摊命棹西洋镜，顽意多般集便河。真是赏心闲散处，戏场各庙聚人多。”原注：“会馆每天有戏”。[47]汉江边的襄樊，也是各地商团汇聚的重要通商口岸，他们在当地建造了为数众多的会馆，仅樊城一镇就有会馆18处，大部分会馆都修建了戏楼。各地戏班流动演出，很多时候都是投靠当地的家乡商帮，获得演出的机会。清中叶后当汉口的长江中心商业地位获得提升后，沙市不再有昔日的繁华；襄樊的商帮也多向汉口转移，当地的汉剧演出也一落千丈。汉剧在沙市和襄樊两地发生变化的历史，说明它在清代的繁盛很大程度依靠商业中心的会馆演剧而实现的。

襄樊山陕会馆

综上所述，山陕商人对梆子戏对外传播的重要贡献，诠释的是“商路即戏路”命题中戏曲传播机制的核心问题；广州和汕头开埠吸引众多“外江班”进入岭南的实例，带给我们的是商业发展为城市戏剧繁荣提供物质支持的思考。近代汉口贸易中心的崛起及数量众多商帮会馆的建造带来戏剧繁荣的史实，则从城市演剧繁荣的动力机制的层面，赋予中国戏曲史上“商路即戏路”命题的新内涵。我国古代戏曲的演出呈现多层级的面貌，从上到下可分为宫廷演剧、文人官员演剧、城市演剧、墟镇演剧、宗族演剧等，各层级之间的界限尽管不是泾渭分明，但大致反映出观演人群和搬演地点的差异性。其中的城市演剧就与商人、商帮、会馆戏台紧密相连，因此考察城市演剧的历史嬗变，离不开对主要商业城市演变史、贸易史及会馆史的梳理与观照。近代汉口商帮主导的会馆演剧，则为城市演剧史的观照提供了新的向度和实例。

按：本文原载《文化遗产》2018年第3期。

编辑：潘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