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黄裳

苏北老兄：得《温暖的汪曾祺》一册，漫读一过，颇有所感。曾祺弃世十年矣。还有人记得他，为他编纪念文集，这使我感到温暖。也许我的感觉不对，今天记得曾祺的人正多，只是未见诸文字、行动。年来闭户索居，耳目闭塞，为我所未见、未知。总之，曾祺身后并不寂寞，他的作品留下的影响，依然绵绵无尽，这是肯定无疑的。

先说他的作品。除了流誉众口的《受戒》等两个短篇，我的感觉，足以称为杰作的是《异秉》（改本），能撼动人心的是《黄油烙饼》和《寂寞和温暖》，这两篇都含有“夫子自道”的成分。《七里茶坊》也好，但采取的是旁观态势。最晚的力作则是《安乐居》。

值得一说的是他的《金冬心》。初读，激赏，后来再读，觉得不过是以技巧胜，并未花多大力气就写成了，说不上“代表作”。说来颇有意思，我也曾对金冬心发生过兴趣，编过一本《金冬心事辑》，从雍乾间冬心朋辈的诗文集中辑取素材，原想写一篇清前期扬州盐商、文士、画人之间关系的文章，一直未下笔，见曾祺的小说，未免激赏。后来重读，觉得这正是一篇“才子文章”，摭取一二故实，穿插点染，其意自见，手法真是聪明，但不能归入“力作”。

但从此又引出另一有趣话题。有论者说汪曾祺是最后一位士大夫型文人；又有人说，汪是能作文言文的最后一位作家。我翻过他的“全集”，并未发现他有一两篇文言作品，但为何会给人留下如此印象？这就不能不从他的语言运用、文字风格去找原因。是他的语言文字给读者留下了浓郁而飘浮的特异气氛的结果。

汪曾祺先生

“……罗汉堂外面，有两棵很大的白果树，有几百年了。夏天，一地浓荫，冬天，满阶黄叶。”这是曾祺笔下的一节文字。偶然相遇，不禁有奇异的生疏而兼熟悉之感。这岂非六朝小赋中的一联？写出了环境、气氛，既鲜明又经济，只用了八个字，以少许胜多许，而且读来有音节、韵律之美，真是非常有力的手法。平视当代作者，没有谁如此写景抒情。这是最后一位士大夫么？是“文言文”么？

回忆一九四七年前后在一起的日子。在巴金家里，他实在是非常“老实”、低调的。他对巴老是尊重的（曾祺第一本小说，是巴金给他印的），他只是取一种对前辈尊敬的态度。只有到了咖啡馆中，才恢复了海阔天空、放言无忌的姿态。月旦人物，口无遮拦。这才是真实的汪曾祺。当然，我们（还有黄永玉）有时会有争论，而且颇激烈，但总是快活的，满足的。我写过一篇《跋永玉书一通》，深以他俩交往浸疏为憾，是可惜两个聪明脑壳失去碰撞机会，未能随时产生“火花”而言。是不是曾祺入了“样板团”、上了天安门，形格势禁，才产生了变化，不得而知。曾祺的孩子汪朗虽有所解说，但那是新时期的后话了。

不能不联想到沈公（从文）。

汪曾祺与沈从文

从《沈从文全集》的通信部分看，他是写过不少信件，包括对公私各方面，对他的工作、处境，有说不尽的牢骚。充分诉说了生命受过的重重挤压。但在一九六二年顷，当局面多少有些宽松之际，他以政协委员身份得到外出视察的机会时，久被压抑的心情得到弛放，他写起诗来，对同游的委员们也不无讥嘲。我当时向他索得几页诗稿，在报上发表了，让他在久离文坛后与读者有个见面机会。诗稿是用毛笔蓝墨水写在红格账簿纸上，一色漂亮的章草。诗见报后从文即来信，索回原稿，他的理由是：“旧体诗刊载过多，对年轻人无多意思。”“拙诗最好莫再分割刊载，因为如此一来，对读者无多意义，对作者亦只能留下一种填篇幅痛苦不好受印象。”坚持索回原稿。来信至再至三,而且越来越“严肃”，使我十分恼火，曾向永玉诉说，“沈公是怎么啦？”永玉说，随他去吧，老毛病啦。于是手稿至今仍压在手底。沈公写的是五言排律，也许是读了周作人在老虎桥所写的“往昔”组诗而引起了诗兴，不知可的确。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我有两次与曾祺同游。一次是随团去香港访问，不知曾祺是否曾被邀做报告，我是有过经验的。推辞不掉，被邵燕祥押赴会场（燕祥兄与陆文夫似同为领队）。并非我不喜说话，实在是觉得那种在会场上发言没有什么意思。又一次与曾祺同游，一起还有林斤澜，叶兆言负责照管我们的生活，从扬州直到常州无锡，碰到高晓声、叶至诚。一路上每逢参观院校，必有大会。曾祺兴致甚高，喜做报告，会后请留“墨宝”，也必当仁不让，有求必应。不以为苦，而以为乐。这是他发表《受戒》后声名鹊起以后的事。

《汪曾祺全集》内页

这是社会环境、个人处境的变化对作家内心有所影响而产生的后果的两个好例。

我以《故人书简》为题写过几篇纪念曾祺的文章，差不多每篇都全录曾祺原信。以为这样做好，可以保存他的文字原貌，实在是想要删减也不易。有一封关于王昭君的抬杠信，可以见当年在酒店、咖啡馆里谈天的风景。谈天中争论是常事，事过即了，不以为意。以后曾祺没有就此议题继续谈论。我想关于王昭君，应以老杜“群山万壑赴荆门”一律为不刊之作。杜甫是贴着昭君这个活生生的人下笔，不是当做政治筹码说事的。

曾祺后来曾写过北京京剧院五大头牌的文章，写张君秋，有这样一节：

演《玉堂春》，已经化好了妆，还来四十个饺子。前面崇公道高叫一声，“苏三走动啊！”他一抹嘴，“苦哇！”就上去了，“忽听得唤苏三……”

著名京剧演员张君秋

这一节写得生香活色，但却戛然而止。要知道他对张君秋更多的评论，那封信里有，而且是真知灼见。当年发表时本想删去此段，转而想人已不在，留下几句真话也好，从这种小事看，曾祺为文，不是没有斟酌、考虑的。他自有他的“分寸”。

我写过一篇记沈从文的文章，开篇就说，沈是一位写文章的人，对作家这样说，岂非废话！真实的意思是，他是凭一支笔闯天下的人。其实别人何尝不是如此。老实说，我们这一代的作者都是没有什么“学问”的，多半是半路出家的。比起王国维、陈寅恪那一代人，哪里好比；就连王陈的一传、再传弟子，加上“横空出世”的钱钟书，和傅斯年从“北大”挑出“尖子”放在“史语所”里读死书、做研究的那些人，也都说不上比。曾祺是西南联大文学系的，可谓正途出身，但他在大学里到底受到多少传统训练，实在难说。像朱自清那样正规学术研究的课，曾祺不能接受，逃课，挨批。他读书，用“随便翻翻”的方式读书，加上社会人生阅历，积累了零零碎碎的知识碎屑，要说“学问”，也是这样攒得的。我们这些人积攒知识大抵都走着同样的路，说“学问”都是谈不上的。只凭一管笔，闯入了文坛。

关于曾祺推荐我参加评选事，你的考证不确。此信本来不想发表，因所谈皆金钱等琐事，无甚意思。日前取出重读，深感故人情重，不避烦琐，事事设想周全，不禁黯然。今仍依旧例，全录如下。

黄裳兄：

台湾《中国时报》第十二届时报文学征文奖聘我为散文的评委。有一奖叫“推荐奖”，他们让推荐两位大陆散文作家各六至八篇，从中选定一篇。推荐奖奖金相当多，三十万新台币。我认识的散文作家不多，想推荐宗璞和你，不知你有没有兴趣。宗璞的我即将航空快递到香港中国时报办事处。你的散文我手头没有（不知被什么人借去了）。如果你同意被推荐，我希你自己选。要近两年发表或出版的。选出后即寄三联书店潘耀明或董秀玉，请他们电传或快递给台北《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季季或应凤凰，嘱潘或董说是汪曾祺推荐的。你自选和我选一样，你自己选得会更准一些。时报截稿日期是八月十五日，如果由你选出后寄给我，我再寄香港就来不及了。我希望你同意。三十万新台币可折美金近万元，颇为诱人。而且颁奖时还可由时报出钱到台湾白相一趟。当然，不一定就能中奖，因为评委有十五人，推荐的包括小说、散文、诗，统统放在一起，大陆和台湾得推荐奖只两人（两岸各一人）。

你近来情况如何，想来平安。

我还好，写了些闲文，都放在抽屉里。这两天要为姜德明的《书香集》写一篇，题目暂定为“谈廉价书”。

推荐事，同意或不同意，均盼尽快给我个回信。

北京今年甚热，立秋后稍好。不过今年立秋是九点钟，是“晚秋”，据说要晒死牛的。

即候时安。弟曾祺顿首。八月十日。

如三联有你近两年的书，可由你开出篇目，由他们选出传递。（此为边注）(一九八九年)

此事如何处理，记不起了。大约因为时间迫促，选寄为难。辜负了曾祺一番盛意。事情过去多年了，留在心底的一片温馨却一直拂拭不去。

这一次翻检旧信，又发现曾祺旧笺两通。一通是毛笔小字行书写在一张旧纸上的。时间可能最早，当作于一九四七年前后。

沈屯子偕友人入市听打谈者说杨文广围困柳州城中，内乏粮饷、外阻援兵，蹙然诵叹不已。友拉之归，日夜念不置，曰，文广围困至此，何由得解。以此悒悒成疾。家人劝之相羊外，以纾其意。又忽见道上有负竹入市者，则又念曰，竹末甚锐，道上人必有受其戕者。归益忧病。家人不得计，请巫。巫曰，稽冥籍，若来世当轮回为女身，所适夫姓麻哈，回夷族也。貌陋甚。其人益忧，病转剧。姻友来者慰曰，善自宽，病乃愈也。沈屯子曰，若欲吾宽，须杨文广解围，负竹者抵家，麻哈子作休书见付乃得也。夫世之多忧以自苦者，类此也夫！

十月卅日拜上多拜上

黄裳仁兄大人吟席。仁兄去美有消息乎？想当在涮羊肉之后也。今日甚欲来一相看，乃舍妹夫来沪，少不得招待一番，明日或当陪之去听言慧珠，遇面时则将有得聊的。或亦不去听戏，少诚恳也。则见面将聊些什么呢，未可知也。饮酒不醉之夜，殊寡欢趣，胡扯淡，莫怪罪也。慢慢顿首。

这是一通怪信，先抄了一篇不知从什么笔记中看来的故事，有什么寓意，不清楚。想见他在致远中学的铅皮房子里，夜永，饮酒不醉，抄书，转而为一封信。亟欲晤面，聊天，是最为期望的事。悬揣快谈的愉乐，不可掩饰。从这里可以想见我们的平居生活场景。六十年前少年伴侣的一场梦，至今飘浮在一叶旧笺上，氤氲不去。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曾祺和我分居两地，来往浸疏，甚至彼此有新作出版，也少互赠，以致别寻途径访书。一九九一年初得他一信。

黄裳兄：

得三联书店赵丽雅同志信，说你托她在京觅购《蒲桥集》。这书我手里还有三五本，不日当挂号寄上。作家出版社决定把这本书再版一次，三月份可出书。一本散文集，不到两年，即再版，亦是稀罕事。再版本加了一个后记，其余改动极少。你如对版本有兴趣，书出后当再奉寄一册。

徽班进京，热闹了一阵，我看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我一场也没有看。因为没有给我送票，我的住处离市区又远（在南郊，已属丰台区），故懒得看。在电视里看了几出，有些戏实在不叫个戏，如《定军山》、《阳平关》。

岁尾年初，瞎忙一气。一是给几个青年作家写序，成了写序专家；二是被人强逼着写一本《释迦牟尼故事》，理由很奇怪，说是“他写过小和尚！”看了几本释迦牟尼的传，和《佛本行经》及《释迦谱》，毫无创作情绪，只是得到一点佛学的极浅的知识耳。自己想做的事（如写写散文小说）不能做，被人牵着鼻子走，真是无可奈何。即候春禧！

弟曾祺顿首。一月二十八日。

一封短信，内容却丰富，把他的近况都交代清楚了。他的情绪不错，言下多有“自喜”，也吐露出创作的强烈愿望。对未来的写作方向，列散文于小说之前，对人事放言批评，一如往昔。这许多都是写曾祺传（如真的有人要写）的重要参考资料。

《汪曾祺全集》内页

近来偶然读到一篇评论近当代散文的文章，作者开了一张大名单，几乎包括了所有的散文作者，每人给予简要的评论。这是一件艰巨的任务，需要的是非凡的眼光和一颗平常心。典范之作应属鲁迅为《新文学大系》小说辑写的序言。论文也提到汪曾祺，但未做深论，只指出其“士大夫“意味。作者也曾揭出模糊了散文与小说之间界限的现象，但归之于另一作者而非曾祺，这倒是很奇怪的。曾祺小说的散文化倾向，为读者与论家注意已久，但没有深入的研究，此事大难，也只能做些浮泛的探讨，聊备一说。

一九八七年曾祺在漓江出版社出了一本《自选集》，有一篇自序。这个选本值得注意的是，小说散文之外，还选了极少量的诗。其《早春》一题，只有两句：

新绿是胧的，飘浮在树杪，完全不像是叶子……

这树的绿色的呼吸。

读来使人出惊。不知这些诗是否曾发表过，这是典型的“胧诗”，如先为评家所见，无情棍棒怕不是先落在杜运燮头上了。

这给了我以启示，曾祺的创作，不论采用何种形式，其终极精神所寄是“诗”。

无论文体如何变换，结体的组织，语言的运用，光影闪烁，眩人目睛，为论家视为“士大夫”气的，都是“诗”；是“诗”造成的效果。

有的论客说曾祺晚年才尽，真是胡扯。他在来信中说过，写了些短文，都随手放在抽屉里。这就说明，他一直是“文思泉涌”的。作家都有这样的经验，偶有所触，或闲居，或枕上，多半放弃、遗忘了。曾祺则不，随笔记下，遂成短章，日后有闲，重写，乃成全篇。曾祺晚年多有三篇成束的短篇小说，大抵就是这些放在抽屉里的东西，有的扩展成篇，有的仍然旧样，不再抻一下使之成为中篇。为人们激赏的《陈小手》，就是保存原貌不另加工的东西。这样，从“笔记”到小说的界限就迷离难辨了。这是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的原因之一。

汪曾祺在故乡百花书场讲学

我还怀疑，在曾祺留下的许多短章中，隐蔽着多少提示、未得完成的作品的幼苗，可惜了，只能借用他一篇充满感情的散文的题目，“未尽才”！

曾祺自己说过，“我年轻时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又说，“有时只是一点气氛。我以为气氛即人物”（见《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直至晚年，他也没有放弃这个创意，这就注定他的小说和散文分不开了。

曾祺又说过，他受到废名、契诃夫、阿左林的影响。契诃夫的小说，是“从戏剧化的结构发展为散文化的结构”的成果；废名“用写诗的办法写小说，他的小说实际上是诗”；阿左林小说的戏剧性是“觉察不出来的戏剧性”。看他从三家的评论与所受的影响,则他自己的小说的特质是明明白白的了。

曾祺又明确地声明过，他的短篇小说“打破了小说和散文的界限，简直近似随笔”，这样做，是“经过苦心经营的”。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已经“名满天下”了，稿件杂志编辑不能不接受，换个无名的作者，不被退稿才怪！

总之，曾祺在文学上的“野心”是“打通”，打通诗与小说散文的界限，造成一种新的境界，全是诗。有点像钱默存想打通文艺批评古今中西之间的境界一般。可惜中道殒殂，未尽其志。“未尽才”，哀哉！

我与曾祺年少相逢，得一日之欢；晚岁两地违离，形迹浸疏，心事难知，只凭老朋友的旧存印象，漫加论列，疏陋自不能免。一篇小文，断断续续写了好久，终于完稿，得报故人于地下，放下心头一桩旧债，也算是一件快事。

二OO八年十二月廿二日写毕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