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去世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到今天还被人不断提起：她的电影与歌曲，代表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流行文化的高度，别有一番风味；今天的电影、电视、音乐乃至服装，如果想翻检老上海的华艳绮丽，渲染怀旧调子，首选的元素便是她——金嗓子周璇（1920-1957）。

她真是好看。怎么个好法？就像她的《莫负青春》唱的那样：“减一分瘦来增一分胖、一张樱桃口、一条悬胆的鼻梁。一双眼、两颗星、水上的波浪……”周璇平日也是要勤奋地练唱练声的，但她的嗓音听上去就是有未经雕琢的松弛天然、水灵澄碧，当然也毫不村野。对她和她的声音，你能一下子想到的比喻是旷世佳人西施在清溪边轻唱。

那个时代，人们也在匆忙地追新逐异，并骄傲于当时的时尚现代。然而，到底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骨子里又还是保守的老旧的。周璇那张脸和她的声调，就刚好凝固了古典的精致宁静与民间的浑然天成，加上“夜上海”的华丽摩登，真是空前绝后。晚辈艺人使出浑身解数也模仿不来。

周璇处于锦绣盛年时的上海。繁华喧嚣都是鲜活真切的，有着粉底描金的一丝不苟，但世道也艰险崎岖：谋生琐屑不易，“东方巴黎”之外的世界，呛人的炮火硝烟已蔓延开来。时代的愁云惨雾渐近渐浓，市民们这边厢无计可施，四顾彷徨，姑且一晌贪欢。所以，细听周璇的歌，《天涯歌女》《夜上海》《四季歌》《花样的年华》《月圆花好》仿佛清纯柔婉的女子在抒怀，有小儿女浑然天成的嗲，有少不更事的浓情，也有来日难料的茫然失措，无可奈何的惶惑凄伤，暗合了且醉且眠的俗世心情，刻录了时代的长吁短叹。曲调的软媚缠绵，音色的清澈甘美，正可以安抚缭乱、迷茫的人心。

周璇的四十多个银幕形象，宜古宜今，美到极致。只一个《马路天使》的小红，娇憨清甜，已迷倒众生。于是，她就这么稳稳当当高居娱乐圈二十年，万众倾心。

不过，人前的风华绝代跟个人生活的挫败、抑郁，恰成巨大反差。恰如她自己所说，“我是一个凄零的女子……不知道我的父母，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姓氏。”幼年被卖，辗转在几个残败的家庭。六岁时被周家收养。养父吃喝嫖赌，还染上毒瘾，挥霍完积蓄后，曾想将她卖到妓院。幸而养母及时搭救。周璇读完初小辍学，十三岁进入黎锦晖创办的明月歌舞社，很幸运，一出道就找准了方向。她后来说，自己的一生是为唱歌而活的。

在学校时，周璇唱歌的成绩总是第一名，天赋、爱好跟职业恰好幸运地吻合了。她在明月歌舞社如鱼得水，“每日陶醉在音符漂浮之中，过着嘻嘻哈哈的自由生活。”“几年来的枯燥乏味渐渐在我眼前泯灭。”（《周璇自述》，赵士荟编著，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1月版）

第一任丈夫严华也是在“明月”认识的。他是那里的台柱子。无奈“甜美的生活只持续了一年”，歌舞社解散了。不久新月社短暂成立，随后又停办。周璇忧心忡忡，因为养母做针线活的收入不高，自己失业必定会增加她的负担。幸而，金佩鱼投资，与严华合作办起新华歌舞社。周璇不再为生计担忧，与严华渐渐走近。严华早已享誉歌坛，后来还作曲。一曲红透南北的《桃花江》，让他有了“桃花太子”之美名。

除了登台表演，严华、周璇、欧阳飞莉等，每天要去好几家电台唱歌。因为听众痴迷，他们名噪一时。1936年，周璇如愿以偿登上银幕，《花烛之夜》虽是配角，却也足够让她兴奋。养父的儿子周履安是电影演员名星张织云的银幕情侣，与著名导演袁牧之熟识。他推荐周璇出演明星公司的《马路天使》。众多候选人里，袁牧之对她最为满意。明星公司为了从艺华公司借到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周璇，不惜将自己的红星白杨交换给“艺华”拍一部戏。

周璇不负所望，一举成名。此后接连拍了《三星伴月》《董小宛》《孟姜女》《三笑》等一系列影片。“八·一三”之后，上海的电影业几乎瘫痪，严华与她便去香港、菲律宾等地巡回献演。“尽管我们过的是漂泊生涯，收入不丰，但生活是甜蜜的。”他俩感情日增。1938年夏，在北平拍摄外景时，二人举办了婚礼。

果然是“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嫌隙渐生，矛盾日增。1941年，周璇离家出走。严华在《大公报》刊出“重要启事”，声称周璇卷款而逃，并赶去银行挂失存折，还请了律师起诉。周璇则在《申报》和《新闻报》刊登启事，针锋相对地加以反驳：自己的巨额收入，全都交给严华，“璇囊中所存，每不逾五元”，“偶或逢彼之怒……公然辱骂，益且当众施暴。”她解释，自己带走的两万元存折不过是家庭积蓄的一小部分，“严君视床头之金十百倍于床头之人，其心已昭然若揭。以九年相处之情，不敌区区二存折，璇之痛心何如耶！”写得文绉绉的，显然系请人代笔。严华的《九年来的回忆》则有浓厚的文艺腔调：“九年，梦一样的绮丽，也是凄愁的画面，它在我心坎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

周璇的成名，有严华扶助提携之功。两人也曾“始终沉浸在爱的漩涡中”，但婚姻破裂时，双方往往各执一词，都痛心疾首于对方负我，自觉冤枉、无辜。大明星的婚变令报刊兴奋，众看客围观得津津有味。半年后，闹得沸沸扬扬的离婚案终于了结，两人黯然分手。周璇那时已有轻度精神疾病，有时恍惚甚至失常。

周璇还曾发表“我的所以出走”一文，回顾与严华曾经的甜美和随后的苦闷：“猜疑、污蔑、诽谤，从四面八方向我袭来，我再也不能忍受了。”“当美满的家庭不能获得，甜蜜的生活成为幻梦，而一种意外的痛苦紧紧地压迫着她时，她自己只好挣断桎梏的锁链，和恶劣的命运诀别，而另觅她的新生之路了。”

那时，周璇才二十岁出头，她渴盼的“新生之路”却不似想象中那么光明畅达。此后情路坎坷，跟她或深或浅相好的韩非、石挥等，有的浅尝辄止，有的渐行渐远。女明星往往无力招架狂蜂浪蝶，加之潜规则早已有之，周璇也难逃罗网。说不尽的凄楚、伤痛，都得独自咽下。

终于“遭遇”意中人。1944年，她在香港拍摄《红楼梦》时，朋友们都见过鞍前马后伺奉、无比殷勤体贴的朱怀德，更见周璇一扫往日愁绪。后来，她喜滋滋地告诉熟识的记者，自己将要结婚了。1950年夏，周璇从香港返回上海。当年8月的《青青电影》还刊登了她即将奉子成婚的消息。

结果，已有家室的朱怀德不仅裹走周璇积攒多年的巨额财富，更让她独自承担非婚生子的难堪和灰败。1951年1月中旬，周璇在写给老友作曲家李厚襄的信里说：“我已与姓朱的决裂了，因他始终还是欺骗、说谎，到今天我才真的觉悟，真如做了一场噩梦，悔也来不及了。”那时，孩子出生还不到三个月。随后她的信也无比灰心：“这几年就是糊里糊涂过了下来，所宝贵的名誉也坏了，下半世等于完了，所安慰的就是一个小孩，才能生活下去。”

时任上海精神病疗养院院长的苏复曾在《周璇的最后岁月》里回忆，1951年周璇拍摄《和平鸽》，当讨论是否需要有验血的镜头时，她突然失声恸哭，哀诉道：“这是你的亲骨肉，你不信可以验血，验血！”精神彻底失常。导演屠光启在《周璇和朱怀德》里讲述，朱怀德曾对周璇说，影界大佬张善琨说过：“电影明星朝秦暮楚，人尽可夫。怀了孕，根本不知道谁是孩子的父亲。”难怪1951年10月3日周璇病发前写给李厚襄的最后一封信，状态已不佳，显得语无伦次，却还没忘了嘱托李厚襄：“希望你见到了张先生，就是张善琨先生，请他声明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句句要凭良心说，不然是要有报应的，不能冤枉人呀！”显然，张善琨之言，一直让周璇难以释怀。而她与朱怀德相交五六年，曾想对他托付终身的，朱怀德却亲口对她恶意转述张善琨的刻薄话，分明别有用心，对周璇有锥心裂肠的摧残。那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即便身处舆论环境相对宽松的电影圈，非婚生子，尤其是儿子没有父亲相抚相认，她要承受的精神压力比山还重。何况，周璇自己幼失庇护，就更希冀儿子父母双全。

周璇回上海后情绪不高，神经衰弱。新时代的昂扬空气也让她不适且紧张。她曾计划重返香港并去南洋演唱，争取再挣些钱，但一病就是六年。1957年因急性脑膜炎去世。

情感受挫，时代剧变，性格敏感、纤弱等诸多因素，让一代红颜过早凋谢。周璇的一生，作为女儿、妻子、母亲，旧伤新愁，遗憾甚多——儿时跟亲生父母离散，成年后几段感情或碎或断，后期困守病房，永别两个幼子……周璇迷因为怜爱她而扼腕叹息，总觉得不知要多么月白风清、花香燕舞的人生才配得上她。然而，世间的缺憾荒凉也正在此：人长久，共婵娟，此事古难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