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立，一个不务正业的演员

袁立受邀参加由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周刊主办的第十一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并被评为2015年度责任人物。论坛现场，袁立站在舞台中央做了一场15分钟的演讲，讲述了她在偏远山区所亲见的那些尘肺病人们的悲惨生活，让现场很多人湿了眼眶。

以下是袁立在现场的演讲实录：

当我得知我在这里做演讲的时候，我好几个晚上没有睡着，我真得好紧张。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愚顽的人，但是我又很想把尘肺病人这个群体的现状告诉大家，所以，我来了。

跪着走向死亡的人

我是如何开始接触尘肺病人的？当时王克勤老师说有一个下乡的活动，问我可不可以去。我说，两天的话可以。因为我从小生活在上海、杭州，没有在乡下生活过，我就是想去看看乡下是不是像报道中那样穷。

说是两天，没想到最后我去了15天。

在一些小型的私人矿上，我看到很多工人没有安全措施，就直接进去工作。

他们吸入了太多的金属粉尘，导致他们的肺成了金属的肺。尘肺病人发病死了之后，实体烧掉了，但是他们的肺烧不了，就成了一个个“金元宝”。

他们是跪着走向死亡的人，因为平躺着，他们的肺受不了。尘肺病人一期看不出来，但是靠近他，你能听到他们走路的声音沙沙地，像秋天的落叶。他们的肺是我们跑了8公里心率140的心脏，他们连油烟不能闻，更不用说基本的劳动能力。

对不起，我没有忍住眼泪

很多尘肺病人都非常年轻，好多80后得了这个病，就已经准备了棺材。我曾和一位80后的尘肺病人交流。他流着眼泪对我说，“对不起，我没有忍住眼泪，因为我不够坚强。”但我知道，他们的内心很强大。

尘肺病人还有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就是孩子。孩子的父亲得了尘肺病，大多数母亲就离开了。孩子没有妈妈，见人就笑，笑得很干净，一旦有人聊到妈妈，孩子的泪水就会在眼眶里打转：“别人都有妈？为什么我们没有妈妈？我们好可怜啊！”我在探访中了解到，这样的孩子有很多。

“我心好痛 ”

在一个红军乡，我去探访了一位尘肺病患者的家庭。当我要登记患者现状的时候，家中的老人拿出身份证告诉我，儿子是在过年的时候去世的。夜幕降临时，老太太拿着身份证躲在一角，抚摸着孩子的身份证喃喃道；我心好痛。儿子去了，留下孙子和有病的媳妇，这对于老太太来说，实在太残忍。

我看着她儿子的照片，似乎感觉这是阴阳两隔的对话，“你能不能帮我照顾他的孩子”。我很愿意。但是我也知道还有更多的尘肺病人，却无能为力。

洗一个肺要3万块钱

“大爱清尘”是一个很小的公益组织，真的没有太多钱去帮助他们。你们知道吗？在广东地区洗一个肺要3万块钱，在山西这样的地方也要几千块钱，但是仍然有很多人洗不起。这个照片，我抱了一个小孩，很多人给我说不要太靠近他们，说他们有肺结核，但是我拥抱了，我觉得至少肺结核是可以治疗的。有尘肺病人上个月刚刚走，他有肾衰、心衰。尘肺病人的医疗现状就是这样。

根据农村的报销制度，可以帮他们报销50%、60%，但是很多人连这一部分都付不起；有人想在农村的卫生所住院就诊，要交3000块钱的押金，他们交不起，所以只能消炎。消炎后，他们又去矿上，就是为了给大家多留一点钱用于以后生活。

仅靠“大爱清尘”的力量还是太小了，我们能募集到的钱太少太少，而且我们有时候希望他们到大一点的医院看病。很多尘肺病人付不起医院的伙食费，但大爱清尘只能照顾一个病人一万块钱，再多了没有办法支付。很多人去不成，我们很无奈，但是我们没有更多的钱。据我所知，人为造成的尘肺病，在日本英国美国都已绝迹。我希望中国能够早日消除尘肺病，这是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