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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彦简介：李彦，北京人，旅加中、英文双语作家。1987年赴加拿大。

1997年起在滑铁卢大学任教。2007年起任滑铁卢大学孔子学院院长。长期致力于促进中国和加拿大两国文学交流活动，组织过多次国际文学研讨会。1985年开始发表中英文作品。英文长篇小说《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获1996年度加拿大全国小说新书奖提名。1996年获加拿大滑铁卢地区“文学艺术杰出女性奖”。2002年获台湾“中国文艺协会”颁发的海外文艺工作奖章。1997年入“加拿大作家协会”。曾任“加拿大中国笔会”副会长（2002-2007）。她的中文散文作品选有《尺素天涯》，中文小说作品选有《羊群》《吕梁箫声》，中文长篇小说有《嫁得西风》《红浮萍》《海底》；英文长篇小说 《Lily in the Snow 雪百合》，英文长篇小说《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 红浮萍》，英译中《白宫生活》，合著中英文对照《中国文学选读》等。

王红旗：今天的中国女性文化论坛，我们有幸邀请到海外旅加女作家李彦，欢迎你来论坛做客。李彦是一个多栖作家，还是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教授，滑铁卢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她用母语中文写作，还用英语写作，创作诗歌、散文、小说，作品颇丰并多次获奖。而且还有丰厚的学术著作、翻译作品。同时，还是一位国际社会活动家，在旅居加拿大近三十年海外生涯中，组织举办了N多次的中外文学与文化交流活动。李彦这次带领加拿大代表团来华参加系列交流活动，其中包括知名学者戴罗•勃兰特教授、玛格丽特•雷默博士、小说家丹尼斯•鲍克、医学研究员约翰•摩尔、社会活动家阿基兹•法尔、莫尼克•德奎斯、出版社社长艾罗•夏普等各界代表，以及白求恩的亲密战友莉莲•古治的儿子威廉姆•塞西尔•史密斯先生。 9月6日晚，加拿大驻华大使馆文化处安排了李彦一行在三里屯的“老书虫”书店召开读者交流会，加拿大驻华副大使杜欣丽女士亲自出席。会上，李彦介绍了她的最新创作，“非虚构”作品集《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书及其他》。9月7日，代表团参观了现代文学馆和鲁迅文学院并赠书。9月9日，代表团参加了在北京饭店金色大厅举办的“白求恩精神与我们的时代”大型国际论坛，并且把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白求恩与毛泽东的合影照片、白求恩写给亲密战友莉莲的最后一封信等珍贵历史文物捐献给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其后数天，代表团成员沿着白求恩足迹重走英雄路，考察了太行山麓晋察冀老区等白求恩工作战斗过的小山村，在白求恩陵墓前献花，在石家庄白求恩卫生学校的国际论坛上发言，并参观了西柏坡革命圣地、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等，一路上受到来自中国各界的热烈欢迎。让我们对她这一系列有重大意义的活动圆满成功表示衷心祝贺。下面我们针对她的创作思想、艺术构思，鲜明的独特性展开对话。我拜读你诸多的作品，尤其是读你的小说，有一种很特别感受，那种流溢在字里行间的，饱满的理想主义信念，浓厚的本土与母国的家国情怀，强烈的关注人类命运的自觉意识，超越政治经济文化地域时空，构成一种精神存在贯通作品结构的筋骨文脉，彰显出一种求索性的思想与艺术魅力。如白烨老师所说的“不求新而自新”和“不求深而自深”的别具韵致。比如说你的短篇《毛太和她的同学们》《地久天长》《吕梁箫声》，中篇《羊群》，长篇《嫁得西风》《红浮萍》《海底》，以及最新出版的《尺素天涯》等等，其家国历史的与现实的，个体的与群体的，政治的与情感的，苦难的命运与坚韧的意志，不同时期不同性别的赤彤丹朱的“红色记忆”与异国经验，经过你的发现、挖掘与重新审视，尤其是以女性内在感知与体验的心灵图像，转化成了一种反思人类文明、人性进化的精神养分。可以说，这是一种人类心灵史的书写。这正是你作品的最重要特质所在。请谈谈是什么原因，形成了你这样独特的思考创作的理念。

李 彦：这个问题比较大。我需要整理自己的创作心历路程。首先我想说，从我的创作风格上讲，你大概感觉到了，我与很多女作家不一样。我可能属于一个理想主义者，从儿童时代起就是这样，到老了也没改。一辈子都坚信，人活着是要有点精神的。物质的东西很容易满足，温饱解决之后，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就没有更多的需求了。因此，我更希望在精神上达到某种境界的快乐。那种快乐怎么获得呢？写作是方式之一。所以说，写作，是为了追求一种精神上的满足。不少研究女性写作的人，注意到了一些女作家擅长“身体写作”的现象，探讨女性的灵魂和肉体如何交融等等。我不太关注皮肉的问题，也没兴趣描绘生殖器的状态和感觉。我更在意的，是围绕着“灵”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加拿大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些学者读过我的英文作品之后，不少人注意到了我的这一特点。在我看来，情爱更高级的一种状态和最愉悦的时刻，是苦思冥想、却相见无言那种状态，而不是赤膊上阵、纠缠一团的时刻。有的女作家热衷描写交媾和卖淫过程，可能是为了迎合某类读者群的需求吧。但我读到那类作品时，总感到奇怪，都是女性，她们出于什么样的心理，要把美好的情感描写成淫荡下流、腥臭不堪的场景呢？不过，后来看到这类作品充斥市场，也就见怪不怪了。女作家也是人。有重灵的，就有重肉的。这是个笑贫不笑娼的年代，既能恣意纵情地撒欢，又能博得满堂喝彩，大把地赚银子，何乐而不为呢？在青少年时代，我看过一些人类优秀文学作品，在爱情描写上，曾深深感染过我，也影响了我的爱情观。举例说，《牛虻》里面，亚瑟和琼玛之间的爱，未越雷池一步，我却觉得，里面的每句话、每个场景，都那么美，是我在情窦初开的少女时代所倾心向往的境界。艾特马托夫的一篇作品里面，描写过一个乡村少女对男教师的一种纯洁的迷恋，那种如诗如画的叙述，也十分打动我。我在写《尺素天涯》时，自然而然地按照我对爱情的理解，去刻画白求恩和他恋人之间的情感。而且，我相信，同样具备了高尚情操的人，无论男女，都能欣赏这种不用描写屁股和乳房的情爱。 为什么叫《尺素天涯》呢？在白求恩去世以后多年，莉莲还悄悄保存着白求恩寄给她的最后那封信。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我猜想，她在白求恩离开她后的30多年岁月里，恐怕是经常靠着夜深人静时反复阅读这封信，来获得心灵最大的满足，在无言的怀念中度过余生的，以至于那张信纸都已磨破了。

王红旗：你这篇作品今年春天首先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的三月号上。我拜读之后，非常感动。不久前，看到有两篇评论《尺素天涯》的读者评论文章都获得了《人民文学》杂志的短评奖。真为你高兴。

李 彦：说到这篇作品的完成，我应当感谢《人民文学》的施战军主编。2014年秋天，中国作协代表团来加拿大交流，我在火车上闲聊时，给大家讲述了加拿大老人比尔•史密斯的故事，感叹他为了追求理想而穷愁潦倒的现状，并说想写一篇东西，唤起社会良知，用这种方式帮助老人摆脱困境。施主编听后立即说，你写好了，先投给我们杂志看看。 紧接着，我回国参加会议，在广州暨南大学遇见了杨匡汉老师和你，也受到了你们真诚的鼓励。所以，在十几个小时的返程飞机上，我抓紧时间完成了这篇作品。春天发表后，我收到了不少读者来信，表示感动和喜爱之余，也好奇地追问一些细节和珍贵文物的下落。有人还慷慨地提出，愿意出资帮助老人。目前，这本新书刚一面世，就被多伦多大学高年级汉语课选为秋季课程的教材了。这些反馈，都令我欣慰。 这篇作品中涉及到爱情的部分，主要描写了白求恩和两位女性扑朔迷离的关系。一位是他在加拿大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亲密战友莉莲，一位是他在太行山区结识的新西兰女传教士凯瑟琳。有的青年读者好奇地追问，白求恩和这两位女士的恋情，是双向呢还是单恋，他最爱的是谁等等。我回答说，因为作品是非虚构类别，而且对于白求恩这样家喻户晓的国际友人，我不能胡编乱造，也有所顾忌，所以只能尽量忠实地在笔下折射历史真实。但我也的确把自己的推理和揣测，含蓄地编织到作品中了。如果仔细品读，应该不难想象某些未能明言的东西吧。 遗憾的是，历史就像黑夜的天幕，隐藏着无数我们用肉眼看不到的星球。有时蓦然回首，就会惊讶地发现一颗从未注意到的、在暗夜里默默闪烁的小星星。 我原来一直以为，我所看到的那封白求恩写给莉莲的亲笔信，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唯一一封。但这次回国旅行，见到了一位长期致力于白求恩研究的学者。他告诉我，手中保存着白求恩写给莉莲的另一封长信，其中内容如何如何。我十分惊讶，这封信是如何落到他手中的？有人猜想，这封信可能从来就没有抵达过莉莲的手中。因为在战争年代，从太行山区往加拿大邮寄信件，十分不便，也许中途就丢失了，也未可知。 几天前，我们到晋察冀拜祭抗日烈士陵园时，有了令我更加震惊的发现，竟然有两位外国女传教士在她们临终前留下遗嘱，要求把她们的骨灰送往中国，埋葬在白求恩的陵墓旁，与他在天国相伴。一位就是我在书中重点描写到的新西兰女传教士凯瑟琳。她是1970年辞世的。另一位呢，是我在书中没有提及的加拿大护士简•尤恩。1938年1月，她与白求恩同船来华，抵达陕北后，一起受到毛泽东接见，并一起在前线抢救八路军的伤病员。不久之后，她离开陕北，回到加拿大结婚生子。意味深长的是，她1989年去世之前，留下的遗嘱，不是与丈夫埋葬在一起，而是把骨灰送到白求恩的墓旁。而她的两个儿子，也遵从了母亲的遗愿。 不难想象，作为一个拥有高尚理想和人格魅力的男性，白求恩的一生中，充满了不同女性对他的痴迷和追求。而他的选择呢？当我回答一位年轻女读者的询问时，我说，其实，我在书中已经点明了。“那种能为私人名利所动摇的女性，对他这种人来说，也毫无吸引力可言。”

王红旗：你的小说无论是写中国故事还是加拿大故事，都离你自己的亲历生活并不遥远。但是，你在老书虫书店的《尺素天涯》新书发布会上说了一句话，让我想了很久，当年出国留学，你的同学大多都去了美国，你却选择了去加拿大，仿佛冥冥之中有一种召唤，就是为了完成这样一个使命。现在看来，又是一种什么声音的召唤与使命，在居住加拿大近30年之后，写出了《尺素天涯》？

李 彦：我觉得，人生中遇到些事情，似乎都有冥冥之中看不见的力量的安排，常使我觉得不可思议。1987年我从社科院新闻系毕业的时候，我们班20多个人里面10个人去了美国，我是唯一选择去加拿大的人。为什么选那儿？我们这一代人是背诵着《纪念白求恩》长大的，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对技术精益求精的人， 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我想，加拿大这块土地是孕育了白求恩这样英雄的土地，是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的人民、什么样的土地才能够培养这种高尚纯粹的情操呢？也许我太天真，也许我太执著，但我希望去寻找。我根本没有申请美国的任何学校，直接申请了加拿大的几个学校，拿到全额奖学金和助教金后，就放弃了国内的一切，义无反顾地去了。 我生性认真，从不趋炎附势、人云亦云，更反感拉帮结伙，恃强凌弱。从小到大，我固执地坚持独立思考，我行我素。虽然，在海内外那些重视人情拉扯、不分是非的文化氛围里，这样做往往很吃亏，并屡屡遭受孤立打击和残酷陷害，但几十年下来，我初衷未改，决不肯为了一己私利而违背良知。 1974年在中国时，全国上下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要把孔夫子的思想彻底搞臭。我当时在海军某部工作，很不识时务，坦荡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应该对孔夫子一分为二，两面看，而非全面彻底否定。我受到了批判，被周围的人嘲笑和欺辱。共青团的大门，连偷窃和淫乱的人都一一接收，却对我关闭着。团支部的组织委员还告诉我，因为我母亲是 “右派分子”，因此对我的考验就需格外严厉。有些心地邪恶的人甚至故意冷言冷语地刺激我，希望我忍受不了时会选择自杀，这样，他们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就会有好戏看了。虽然被孤立、被排斥的境况很痛苦，但我从未向邪恶势力低头，也从不为自己说了真话而懊悔，因为我坚信，真理终将会战胜谬误，否则人类社会将毫无希望。几十年之后，我在海外，被校领导任命为孔子学院的加方院长时，不由得暗暗疑惑，难道是孔老夫子在天有灵，感念我当初一个身单力薄的年轻姑娘，竟有勇气顶着周遭巨大的压力，为真理一争短长啊？ 孔子学院成立以来，我日夜操劳，为促进中加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奉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我也听到了海内外一些意见，质疑和反对孔子学院这种新生事物。工作中，常常会遇到来自不同势力的挑战，有些是不明真相的误解，有些则是出于各种卑鄙和狭隘的心理，躲在阴暗的角落里造谣污蔑、诽谤陷害。但是，和1974年时一样，我坚信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是光明的、正确的，是对人类和平有益的，所以根本不惧怕那些站不住脚的污蔑陷害，该做什么，仍然全心全意地投入自己的精力。历史最终会对一切做出正确判断。我也感谢在成长的岁月里，经历过风云变幻的战场多次磨练，所以今天面对泥沙俱下的污浊洪流，不免生发出古诗中吟唱的情怀：“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王红旗：你说的挺有意思，就像这篇非虚构作品《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书》，那些掩藏在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生活历史深处的情感碎片，被你有意无意“似有神助”地挖掘出来，白求恩与前妻弗朗西斯的两次离异、给恋人莉莲的最后一封情书，还有同五台山女传教士凯瑟琳的暧昧情愫等等，都表现出白求恩坦率浪漫的感情世界与崇高人格的精神魅力。

李 彦：生活中有些事情的发生，似乎都有神助。白求恩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在中国研究白求恩的人也都知道，他在临死前留了一个很长的遗嘱，是他当时躺在太行山小村庄的土炕上留下的，他把身边的东西都分给了八路军的战友，聂荣臻、贺龙，皮靴、毛毯，手术刀，饭盒给谁，钢精小饭勺给谁，照相机给谁，都分了，其中有一句话，“那面缴获的日军大旗留给莉莲”。但是中国人都不知道莉莲是谁。76年了，这个谜底是在去年揭开的。当我采访了比尔•史密斯以后，才发现原来莉莲是他的母亲，发现了白求恩给他母亲写的最后一封情书，还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珍贵的历史文物，就是毛泽东和白求恩在延安的合影，连中国都没有。这一切都默默无闻地藏在老人的家中。我通过这一年来对老人的几次采访，把这个家庭的故事写出来了。我的初衷是想帮助老人把这些文物完整无缺地归还到中国来，到世界上最应该保存它们的地方去，这个心愿就算完成了。在北京金色大厅的论坛上，我五分钟的发言讲得很简短，从白求恩的遗嘱开始说起，说明比尔•史密斯是谁，他的父母都是加拿大共产党早期党员，是和白求恩一起奋斗的战友，一同去西班牙战场。正是莉莲指引白求恩说，“你应该去中国，中国才是你的战场”，然后白求恩才来到中国的。他在中国晋察冀抗战期间，给莉莲写了无数封信，约她一起来中国和他并肩战斗，那些信的下落，至今是谜。总之，他这最后一封信告诉她，八路军缺医少药，却无钱购买，我要回加拿大募捐，帮助八路军的医院筹款，如果你初衷未改，就请你在那儿等着我，等事情办完后一块跟我回中国。但是他写完这封信以后的两个月，正好是原来打算的11月启程回国的时候，他就因病去世了。所以，莉莲孤独一人保存这封最后的情书，整整36年，直到她去世。比尔在母亲去世后，在她床头柜上的梳妆盒里发现了这些东西，接着又保存了40年，直到最后被发现了，一起送回中国来。我在发言结束的时候说，76年过去了，比尔•斯密斯老人终于实现了他的心愿，踏上魂牵梦绕了一生的中国大地，带回来了珍贵的历史文物。而我，身为孔子学院的院长，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28年前，当我踏上去加拿大的旅途时，我只是觉得那块土地很吸引我，但却说不清为什么。现在看来，似乎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有神明在感召，让我去完成一些必须完成的事情啊。

王红旗：其实，“理想主义”大概是“50后群体”的意识血缘吧。正是你对理想的执着，不放弃，才有了《尺素天涯》的问世，才揭开了中国人半个多世纪来白求恩英雄形象记忆的另一层面。在残酷战争的岁月里，白求恩英雄主义精神的原动力，不仅来自于人类博爱的国际主义，更来自于建立在共同理想信念上的纯洁的爱情。就如同你在作品里讲到的，白求恩恋人莉莲的儿子回忆的那样，是“我母亲说服了白求恩去中国的”，而且白求恩遗嘱中“那面缴获的日本大旗送给莉莲”，更确切地证实了这一点。在你的作品里，白求恩给莉莲的最后一封信开头就写到“亲爱的，为了你，我在中国地图上的许多城市到处散发信件，在延安发过、在北平发过，殷殷地盼望着你能收到它们，可是看来你却像从未收到过一封信”，你就能够体会到白求恩对莉莲那种热烈的爱情，他是在热恋中的。但是在信的结尾，他无奈地说“我的身体极度疲惫，瘦弱不堪，已经精疲力竭，油干灯尽了，也许你不会再喜欢你的老家伙了”，你又从白求恩在太行山区的现实困境，揭开了他深层心理的伤痛。这些文字可以说是作品中的“文眼”，是从个体人的心灵层面去表达战争创伤，以小见大，显得更富有独特的深刻性。也就是说白求恩的肉体，能够担当战争所造成的非常磨难，但是他的内心，却难以承受与恋人“失联”的撕裂痛苦，毛驴拖着战地医疗队到处奔走救死扶伤，给爱人发出的一封封信却杳无回音，可见其内心煎熬。但是，从另一方面，爱情又赋予他的灵魂强大的力量。这让我突然联想到歌德的女性观和爱情观，即在《浮士德》里所发出的“永恒之女性，引领我们前进”的咏叹。如果说爱情激发出歌德生命勃发的创造力，成就了一个伟大的诗人和思想家。那么，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是莉莲的爱情引领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抗日战场，成就了一个伟大的英雄。是你的作品第一次揭示出白求恩国际主义与人道主义人格构成的历史真相——从个人之爱到人类之爱的升华。

李 彦：可以这么理解。在加拿大，有些研究白求恩的学者认为，白求恩从西班牙战场回到祖国之后，因为他的共产主义理念，曾备受责难，因此一度悲观沮丧，甚至对自己都产生过怀疑。采访比尔•史密斯的时候，从他那里得知了莉莲说过的话，我相信，正是倾心相爱的恋人的鼓励和指点，及时地为白求恩振作起来，重新踏上征途，寻找到了走出困境的方向。

王红旗：西方男性尊重、珍视自己所爱的女性，这一点我们都承认。是因为他们受到基督教文化中所宣扬的“女人本是我的骨头中的一个骨头，我的肉中的一块肉” 这种宗教理念影响呢，还是受别的什么影响？请谈谈你对西方男性人格构成的理解。

李 彦：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基督教的教义中的确有这样的说教，要爱你的女人，爱你的妻子，不能离弃她等等。如果你感觉西方男性更尊重自己的妻子，大概也是几千年来受到基督教文化背景的熏陶所致。另一个重要原因，应该说在西方将近100年的妇女运动过程中，女性很努力地争取女性的平等权利，在各方面达到的程度不亚于中国妇女。在我观察到的很多场所对女性的地位都有保障和照顾，尤其是大学或者是纳税人供养的政府机构，一定要有女性的比例。招聘时，同等条件下，男的跟女的两个人条件相同，那就必须优先招聘女性，照顾弱势群体，这些都有明文规定。当然都是经过女性长期自强不息的奋斗努力所得来的。

王红旗：可以说是女性以自己的独立、担当、能力、智慧，改变了男性陈旧落后的男权中心意识和男女不平等的思维模式。

李 彦：女性自强自立，也更容易受到西方男性的尊敬和青睐。我周围的同事中，有不少例子。相反，一个女人只会穿戴打扮，撒娇卖乖，利用和依赖他人，那种关系基本都长久不了。当然，任何社会都有不同品质的男女。有糟朽老男人搞钱权交易，就有不自重的女性出卖肉体换取名利。中国社会如此，北美社会也同样。但总的来说，有水准的西方男性，例如知识阶层，似乎更尊重有思想、有个性、襟怀坦白、自强不息的女性。

王红旗：前面我们讲到白求恩“人类博爱”的伟大人格，是“从个人之爱到人类之爱的升华”。也就是说，残酷的战争让一颗爱的灵魂达到了“爱吾爱以及人之爱”的崇高精神境界，个体才能获得内在的强大力量。罗格•梅认为，“爱是一种独特的原始生命力，它推动人与所爱的人或物相联系，结为一体。爱具有善和恶的两面，它既能创造和谐的关系，也能造成人际间的仇恨与冲突。”我的理解是，个体的人以善心敞开的纯洁无私的爱，是人类一种健康的心智。这种心智是白求恩主动挑战与超越困境的生命原动力。白求恩的人格形成，还有一种不可或缺的力量，你在作品中借熊蕾师姐的话，表现得很巧妙，也很到位，“白求恩并非完美无瑕”。“恰恰是中国革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军队还有中国的老百姓教育与影响了他，最终成就了一个英雄人物的形象”。更独特地提出了一个人类文化融合问题，“人类的完整的人性”在东西方文化互识、互补地建构过程中，才会更完美。从超越国家民族的层面，揭示白求恩在战场上艰苦卓绝的意志力，不仅来自内心强大的爱，也来自于中国文化、民族精神的影响，从而深刻形象地阐释了人类心灵的“同构性”。并且，蕴含着一种呼唤人类和平共处的美好愿望。这也正是费孝通先生所讲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你以新历史主义的“非虚构”方式，还原了一个被历史的宏大叙事遮蔽了的，真实的白求恩形象，实践了自己的创作理念。其实，我也是通过你常用的“内倾式”来分析白求恩人格魅力的内在本心，一开始并不是像历史描述的那样。

李 彦：实际上，围绕我这个作品的，还有很多内容。本来我了解到和搜集到的不少资料，可以更好地展现白求恩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男性。在他的生活中，除了莉连，还出现过好几段恋情。比如，他在太行山区遇到的那个女传教士凯瑟琳，她有一个中文名字叫何明清，是一个新西兰人，也是一个十分可爱、令人敬佩的女性。我在书中描写到，在白求恩的感召和动员下，她可以放弃她原来的信念，冒险去北平为八路军买药，帮助白求恩做事。为什么？当然，除了爱情，也有他们共同的信仰——源自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我在加拿大的一个同事是英文系的教授，她给我讲过她姑妈关于白求恩的故事，后来被我写进纪实文学《罗莎琳的中国》里面了。她姑妈三十年代跟白求恩在同一所医院工作，那些女同事都很喜爱他，这种爱不是浅薄地围绕着谁有钱有势，而是一种人格魅力。这种人格魅力来自无私的奉献和关心底层、同情弱者，平等意识，人文关怀，简单说就是一种人道主义精神的大爱。这种大爱跟他的家庭出身有关，他父亲是一个小镇教堂的牧师，他母亲曾经是传教士。所以白求恩从小受到的是严格的基督教信仰的熏陶。我在小说《羊群》里，通过女主人公对一群教徒在教会里面争斗的观察，得出了一个感悟：基督教和共产主义其实都同出于一个源头，大同小异。

王红旗：在你的中篇小说《羊群》里，就是集中写了一批从中国大陆移居到加拿大的新移民，如何经历意识的蜕变而深信基督教的心路，给我影响最深的。他们通读圣经就像当年熟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一样，尤其是杨宇清最终发现：共产主义与基督教在理论上、形式上，以及组织结构上是何其相似，马立新也从不信基督教而转为忠实的布道者。当然还有形形色色的信徒，虔诚的、功利的、排遣寂寞的等等，五花八门的心态，你通过几次捐献的细节，描述得逼真形象。其实，人类文明发展史已经证明，尽管基督教是西方人信仰的主体宗教，然而，其与东方的儒教、道教、佛教相比都是有局限性的。但是，在不同宗教最高境界的慈悲、博爱与和平等教义宗旨上，又是有“同构性”的，是可以相互交流互补的。因此，仅仅基督教是救不了现代人类的。人类的真正信仰是对个人内在灵魂里善与爱的坚守。你当时为何想到把“共产主义信仰”与“基督教信仰”来做比较？

李 彦：在爱与平等意识上，基督教和共产主义是一样的。白求恩为什么那么容易转变成共产党员？因为他从青年时代、儿童时代已经奠定了这种平等意识。关怀底层社会、关怀劳苦大众的意识，已经注入在血液中、灵魂里了。因为有这些人格魅力，很多女性都被他所吸引。我写的那个女传教士凯瑟琳（何明清），她那封信里没出现一个爱字，但我从英文原著中的那些字眼儿里，更能感受到凯瑟琳那种抑制不住的、对白求恩倾心的敬爱。她为他放弃了英国教会的原则，多次冒险下山，去北京给八路军买药，最后，因为她帮助了八路军，她的那个教堂也被日本军队的炮火轰平了。了解到这些，也就理解了为什么白求恩会在他的日记中把凯瑟琳称为“我的天使”了。在白求恩的遗嘱中，最后一句话，也是写给凯瑟琳的。“请向凯瑟琳小姐转达我最热忱的谢意，感谢她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王红旗：是的，她对白求恩的爱是真诚的，强烈的爱驱使她愿意为他的事业去冒险、去奋斗。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你认为白求恩是西方理想的男性形象？李 彦：应当说，除了女性，他在很多正直的西方男性心目中，也是理想的楷模和偶像。具体到女性来说，除了凯瑟琳，还有我前面提到的那个叫简•尤恩的加拿大女护士。白求恩比她大20多岁，当时那个女护士应该二十七八岁，白求恩四十七八岁，来中国的时候，一路上同船，有不少故事，就不提了。他那种人格魅力，吸引了很多女性爱他。因为这些女性都属于品性高尚的那类，她们本身忠实于信仰，有博爱与宽容的精神，因此，也欣赏这种为人类献身和为理想、事业奋斗的男性。那些追求虚荣和金钱享受的女人，是不会爱白求恩的。当我看到简•尤恩的墓碑时，我非常感动，同时也回想起她与白求恩同船赴华时的那一幕幕景象。哪些是今天的我们知晓的？哪些将成为谜，永远埋藏在历史的波涛之中？

王红旗：揭开了一个更深层的谜。你的作品里白求恩形象是有血有肉的，有七情六欲的，也有缺点，但是绝对不失为一个伟大的英雄。这里面包含着你在检视真实历史材料方面的精心与智慧。

李 彦：我感到，白求恩心里真正最爱的人当时是莉莲，所以他在中国两年，没有和任何一个中国女性传出绯闻。他写了无数封信，邀约莉莲前来太行山一起为中国革命工作，他也婉拒了“天使”般的女性凯瑟琳的爱。他们俩接触频繁，八路军的战友们都怀疑他们是在谈恋爱，他却哈哈一笑搪塞过去了。而且，我觉得他令人敬佩之处还体现在另外一个方面，莉莲曾经是他的病人，她患肺结核之后，白求恩把莉莲的一叶肺摘除了，按说病人已经不完美了，但是白求恩后来却与她发展出来恋情，这证明他所爱的不是肉体，而是心灵。两个美丽的灵魂，能够惺惺相惜、互相吸引。因为是莉莲指引和鼓励他来中国投入抗战的，所以，他在遗嘱里写下了那句话“那面缴获的日军大旗留给莉莲”。我们去晋察冀石家庄白求恩医院，几百个官兵听我们发言，我讲了什么叫白求恩精神，其实就是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这些在全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化中都能找到共同点，而我们需要做的，正是要发现人类的共同点，消除误解、消除仇恨，走向世界大同。

王红旗：白求恩的英雄形象与伟大人格的构成，从更深远的层面阐释了人类心灵的“同构性”，人类渴望平等、和谐与和平的心声。如果说，20世纪连绵不断的战争开始于男人的头脑的话，1986年在联合国“国际和平年”日，20位世界顶尖的自然与社会学家发表了《塞维利亚反对暴力声明》，21世纪的人类和平也开始于我们，包括男人女人的头脑。其实和平理想的责任，在于我们每一个人。你的作品中还谈到了白求恩曾经创作过短篇小说《中国肥田里的秽草》，如果不是战争夺去了白求恩的生命，根据你对他的了解，他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诗人和作家？挺有意思的。

李 彦：中国人大概只知道白求恩是一个出色的外科医生，但我所了解到的他绝对不止是一个医生，他是个艺术家，他的油画画得非常好，他写小说、写诗歌，很多事情都能做，他属于那种要干什么就全心全意地干好，而且很有天赋。他在蒙特利尔当外科医生的时候，专门开设了一家画坊，义务教穷孩子们绘画。在加拿大人们都说，如果他当年没成为一个医生，专门去画画，他可以成为一个著名的画家，如果他专门写作可能成为一个好的作家，甚至一个好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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