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到祖峰的价值排序，他不假思索，第一是尊严，第二是自由，第三是对才华的渴望。

特别痛苦，特别痛苦

几个月前，祖峰见到黄渤，问了他一个问题，怎么得体地拒绝别人？

祖峰不是会主动挑起话题的人，但这个问题困扰他时日已久。“哎呀，大家都说你是一个特别善于沟通，情商特别好的人”，他和黄渤说，“有人可能拒绝别人了，不影响到他们相处和成为很好的朋友。我这个人就是很奇怪，拒绝别人之后……就再也没有来往了。”

复述这段时，祖峰有一点不好意思，笑着，两颊皱起来，一副苦脸。他和黄渤都出生在1974年，都经历过等待成名的漫长岁月，好像是某种巧合，35岁那年，祖峰出演《潜伏》中“李涯”一角走红，黄渤则在那一年主演了电影《斗牛》，拿下“金马奖”影帝。

但相比已被称作“百亿影帝”的黄渤，祖峰这几年的日子并不好过。他几乎进入一个半闭关状态，很少出来谈论自己。采访是制片人李锐逼他做的，他自导自演了电影《六欲天》，入围了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又因为“技术原因”退出，到了11月，“技术问题”解决了，可以上映，必须出来宣传。而在拍摄《六欲天》之外，他已经有近两年的时间没有演戏。

祖峰自导自演《六欲天》

2009年成名后，祖峰出演过《北平无战事》《金婚风雨情》《欢乐颂》等热播电视剧。他不是主角，但出演的配角都是观众心中的华彩人物。提到他，大家习惯说一句，祖峰是个好演员。这当然是一句夸奖，但这背后还有很多层意思。他是个好演员，意味着，他不是明星，没有商业价值，不适合挑大梁。

祖峰练了很多年书法，一直向往那种火气退尽、人书俱老的状态，40岁时，他在表演上也进入了成熟的时期，“慢慢地好像有一些人物感受”。可事业却是退步的，“我刚被大家认识的时候，我演《潜伏》的时候，我在演员表里还排在第二位；到2014年，我拍《北平无战事》的时候，当然后来《北平无战事》反响很好，但是我刚开始拍的时候，你想我已经排到第十个了……我的职业生涯不断地在衰退。我觉得这个打击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还是很沉重的，对吧？”

也是在那一年，资本开始疯狂地涌入影视行业，漫咖啡里，人人都在高谈阔论，“四大神兽”成为传说——据说只要能请到最具流量的那几张面孔，新项目就能开起来。递到祖峰手里的剧本常常是残缺不全的，没有人和他谈论剧作和表演，“大家都看漂亮的外表，这事儿很让人伤心和绝望，我爱的这个工作没有人关心。”

2015年，他经历了人生中唯一一次轧戏，两部戏同时在上海车墩开拍，一边的导演是特别好的朋友，另一边是有知遇之恩的制片人，怎么推脱人家也不同意，“你必须来”。

“那是我一个特别痛苦，特别痛苦的经历”，祖峰周旋在两个剧组之间，疲于赶场，更糟糕的是，有一部戏的剧本开拍后还在调整，他发现自己的人物性格前后是不统一的。

拍完这两部戏，他一下长了好多白头发。工作和人情混为一谈让他极度痛苦，他决定，“更加强烈要求自己，不做客串的工作”。很多人来找他，“只要你这张脸来，就是帮忙了，说你演得好坏无所谓，你本身是一个好演员，演坏能坏到哪儿去。但是我不这么想，我要来演一个人物，我得让这个人稍微立起来一点。”

他拒绝了很多邀约，常常任性地不回复微信。而现实的困境是，影视圈是个人情社会，这次拒绝了一个烂剧本、一个客串角色，之后别人有了好剧本、好角色，也不考虑他了。

他有很长时间没有演戏，有时候在家里抄《心经》，一抄一整天；还有那么一个月，晚上不愿意睡觉，就在电脑前坐着；只有最亲近的朋友能见到他。编剧郭俊立是他最好的朋友，“见他的时候，我说你好歹是个演员，别弄得自己邋里邋遢……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也不说话，别人说话他也不接茬儿，然后呢，偶尔喝酒的时候……反正他那个酒量也不行，很快就大了。”

祖峰后来才察觉自己陷入了抑郁情绪之中，“我想每个人都渴望成功，我是一个对我的职业有敬畏心、还挺努力的一个人。恰恰又遇上那段时间，就没有人care演戏好坏这事，没有人在乎。你对未来其实是很黯淡的那种感觉。”

这天他终于向黄渤求助了——他没有意识到，黄渤的成功部分来源于不拒绝，“黄渤说他其实也很苦恼啊，因为他朋友也多”。

你是小丑吗？

10月的平遥，不痛快的、像雾一样的秋雨弥漫在古城的空气中。祖峰带着《六欲天》来参加平遥国际电影节，他在电影里饰演一个抑郁的刑警阿斌，开场戏是一场庆功宴，刚破了个案子，大家吆五喝六的，阿斌坐在桌子一角，不说话，拿起冰桶里的冰块，咀嚼了起来。一个格格不入的人。

刚看到剧本时，李锐就觉得祖峰和阿斌很像。去平遥前，李锐安排祖峰参加一个莫言作品朗诵会，也是为宣传电影。祖峰声情并茂地朗诵了《生死疲劳》的一个段落，读完立刻准备下台，还是主持人叫住他：“我得到消息，祖峰好像有一部电影？”他支支吾吾说了两句，简直要口吃了，好像自己不该在这场合提这事似的。

有一年去领奖也是这样，拿着奖杯，说了两个字，“谢谢”，再也不愿开口了。祖峰说他没办法控制，“不是为了要特立独行。我在面对那样的环境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就会关闭交流系统。”

李锐说，“他那个傲骨挺重的。他从那个班里出来，有他的做事原则——我想成功，但是君子好财，取之有道。这是我欣赏他的一点。我见太多导演和演员了，嘴上说一套，背后又做一套，根本坚守不住自己的底线。”

祖峰在1996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本科班，和赵薇、陈坤、黄晓明是同学，96级后来被称作“明星班”，祖峰年龄最大。在那些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合影里，祖峰总是站在最后一排的最边上，皱着眉头。

他沉闷、冷静、不愿意和人热烈地交往，这样的性格本来不容易被表演系注意上。他一共考了三年，第一次考北京电影学院没录上，第二年考中央戏剧学院还是没录上，跟别人对戏时，他一看对方在表现，他就退让。第三年又考电影学院，他终于松弛下来。那年崔新琴去上海招生，问了他几个问题，他如实作答，说自己是南京依维柯汽车厂的一个工人，家庭是个一般化的家庭，考过几次了，都没考上。崔新琴觉得他非常真诚，“当时还不知道梁朝伟，后来感觉到他是属于那个路子的——比较冷，但是内心还是不一样的”。

1996年，《潜伏》的导演姜伟从导演系研究生毕业，留校工作，带着新生在卢沟桥军训，他觉得祖峰身上有种矛盾性。一般爱运动的男生都开朗、活泼，但祖峰不是，“他喜欢踢球，但是只要停止下来之后，他还是边边角角的，不往中心、不往高光的地方去的人”。

他是一个普通家庭的第二个孩子，父亲是建筑工程师，母亲是工人，他们像许多中国家长一样，习惯于规训而非纵容。小学的时候，有两个同学来家里玩，为了逗同学开心，祖峰表演了起来。但同学走后，父亲走过来问他：“你是小丑吗？”

这是在他心里很重要的一件事，从那之后好像总有一根弦绷着，时刻提防自己轻浮、卖弄。不开微博也是这个原因，他觉得微博像黑板报，但他没有向人们喊话的欲望。他喜欢写字、刻章，以前会在朋友圈发，突然有一天惊醒，其实内心是想获得点赞，也是卖弄，就又关掉了。后来《潜伏》火了之后，他接受采访，说自己想学表演的原因是，“我想做别人”。

郭俊立说，“中国的演员大多都是外放的，就是从一上学，解放天性，说句不好听的，咋咋呼呼的特别多……但是祖峰闷闷的，不参加应酬，不去市面上混。”

祖峰说，他从未将此视作缺憾，“我觉得我是一个好演员的材料。而且我也意识到，成为一个好演员并不是非得在生活中长袖善舞、性格开朗。那会儿我就知道，人的能量是恒定的，假如你在生活当中消耗太多了，反而舞台会缺失爆发的能量。”

那我宁愿饿肚子

2003年，姜伟独立执导了第一部戏《沉默的证人》,当时有两个角色，一个是主角旁边的跟班，角色贯穿全剧，但不复杂；另一个是石隐，一个精神病人，戏份不多。祖峰要求演石隐，时至今日，郭俊立还认为这是他最精彩的表演。

石隐是个神神叨叨的人物，他不是真凶，却要被伪装成凶手。被抓的那场戏，祖峰扛着个尸体，警车来了，灯“唰”地照亮，“他不是那种，警察（来了），很惊讶。他是那种，这是谁啊？你们干什么？是那种很茫然、特别莫名其妙的感觉。”这正是姜伟要的感觉，“他的反应一定不是正常人的恐惧、紧张、害怕，他都不是在正常人点上”。这体现的并不是调动表情的能力，而是强大的理解力，“呈现是容易的，关键是想到。”

姜伟很喜欢祖峰，问他，你想想你这个人物有没有什么可挖掘的，再加点什么戏？然后祖峰闷着半天说，不用加，我觉得现在这个人物每场戏都写得挺好。

回忆起这个细节，郭俊立笑了，他为朋友是个有气节的人感到骄傲，“有的人会觉得，你要碰着说（给你加戏你不加），那不傻逼嘛？姜伟就会喜欢他这种。”

但除了被姜伟青睐，他毕业后的日子并不好过。祖峰的台词课老师扈强说，祖峰是80年代文艺片男主的类型，可他毕业时是2000年，商业的热潮已经在影视圈里奔涌，阳光小生备受青睐；成熟一点的男性角色，剧团里有的是人才，没人考虑毕业生。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圈子，必须学习抓住机会。崔新琴说，“我就不同意‘是金子总会发光’，金子，几万年他也是金子，但是演员过几年他就不是演员了，那就变成街上卖菜的了，你容颜不再了，你的整个精神面貌都完蛋了！”

崔新琴记得，当年拍《大汉天子》的时候，制片人给她打电话，说看上陈坤了，让他来演。陈坤正在戏上，不可能去。崔新琴说，我给你推荐一个人，黄晓明。对方说，不不不，完全不是那回事，我们没看上他。崔新琴说，你给我一个面子，看他一下，这次不行，下次也可以啊。

电话挂断，崔新琴立刻给黄晓明打电话说，人家看上的是陈坤，不是你，人家不愿意见你。黄晓明说，崔老师，没事儿。挂了电话，黄晓明立刻骑着单车，从蓟门桥骑到东三环的农业展览馆。

崔新琴说，去完以后人家就被这小伙子感动了。后来黄晓明凭借《大汉天子》一炮而红。“你这要是祖峰，他肯定不去。”

我问祖峰，崔老师的判断是对的吗？祖峰承认了，“可能我这人有点骄傲”。

为了拿到机会，很多演员经历过跑组。祖峰也跑过几次。有一次等着试戏，前面一个女演员，制片人想用她，女演员说，我考虑一下。那个制片人立刻不高兴了，用特别蛮横的语调说：“你考虑？你考虑什么呀？说考虑这词的应该是我们，你有什么可考虑的？”

还没轮到祖峰，但他转身就走了。多年后回忆起这个情景他还是感到愤慨，“我觉得他不在专业范畴本身讨论问题！人是平等的嘛，对吧？你也可以考虑，我也考虑。考虑妥当了之后，我们合作。这不是欺负人是什么呢？你手握的资源比别人强大一些，你就可以肆意妄为吗？”

“那我宁愿饿肚子”，祖峰说。即使到了今天，有人约他参加饭局，他也会回绝掉，“因为我不相信（会在那里拿到角色），如果拿到，我觉得这太荒诞了！你应该靠你的专业、靠你的本领去拿到角色，而不是靠你会套关系拿到角色。如果那么拿到角色的话，我依然觉得很屈辱啊！”

年轻人进入社会，常常经历缓慢受锤、放下尊严的过程，还有人不断低头、积攒机会，是为了获得资源以后有说不的权力，但祖峰不这么觉得，“这事一旦你放下一次的话，它就再也不重要了”。我问到祖峰的价值排序，他不假思索，第一是尊严，第二是自由，第三是对才华的渴望。

《六欲天》中的祖峰

那时他和朋友合租了一套小小的两居室，他给自己打了一个衣柜，客厅只是一个门厅，吃饭就在室友的主卧解决。他是以专业第一毕业的，但之后却没动静，班主任崔新琴给他打电话，在干什么？祖峰回答，在剥毛豆。

崔新琴把祖峰叫回了学校，在电影学院当助教，没有编制，但一个月有1500元工资，也可以慢慢争取留校的机会。

当老师的日子里，他花了很多时候走路。他租住在黄寺大街，电影学院在蓟门桥，4公里多的路程，快走大约40分钟，“没想到要买自行车，走路的时候我可以干很多事，可以练绕口令，可以背《心经》，可以背《道德经》”。

从2000年到2006年，他独自走路，听昆曲和古典音乐，练字，过一种物质上节制的生活——花一半工资交房租，在学校食堂吃饭，有几件衣服，四条裤子，“每条裤子我都认识他们”。鞋只有一双，有一次走去上班的路上，鞋底断了，马甸桥有个三夫户外，进去买双新鞋，换上出来，继续走。

下班也走路，先经过北太平庄，去郭俊立家里歇一站。郭俊立那时候是个穷编剧，祖峰是个没戏可演的演员。他们总是待在一块儿，祖峰负责做饭，还花了很多时间打《星际争霸》。郭俊立说，“其实那个时候也没有说坚持什么理想，我们只是不愿意成为一个我们不喜欢的人。”

选择走路还有一个原因，祖峰说，回了学校当老师，原来的师长变成了同事，他是个内向的人，不知道怎么跟他们相处。有时坐公交车到早了，要和师长们聊天，他就跑去置物柜，柜子里有本书，假装看会儿，把时间熬过去。走路是最稳定的，他会在恰当的时间抵达。

我们创造这个灵魂

2006年，郭俊立写了一部话剧，叫《我爱爱情》，祖峰演男主角小P。郭俊立说，这个剧本是祖峰走路那段时间写的，那是他们生活的写照，“从戏剧学院毕业的导演小P从学校毕业后，踌躇满志，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渴望能把《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名著搬上舞台。可是五年过去了，他除了空留着五年前的理想之外，一无所有，他的生活以及他和女朋友二胡的爱情也在这平乏琐碎中被消磨着。”

小P想要逃离那种按部就班、死气沉沉的生活，祖峰到现在还记得那些台词，“他永远幻想着我要离开这儿，‘我哪怕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我坐长途汽车，我走在乡村的街道上，四周飘着粪的香味’。”话剧是2016年的情人节上演的，到了3月，开了春，祖峰决心逃离。

在郭俊立眼中那是他上下班走路的“加长版”——一次漫长的和自我的对话。他往北到了内蒙古，再往西南进到山西，因为在内蒙被狗咬伤，他回北京打了狂犬疫苗，之后略过陕西，到青海，从青海到甘肃，最后到新疆，从乌鲁木齐去喀什。他花200块买了一辆自行车，把行囊精简到最轻便的级别，不在任何地方久留，一路西行。

那时姜伟在拍电视剧《迷雾》，想找祖峰来演，但祖峰正在新疆。对于那时的祖峰来说，这是很好的机会，但他已经决定走完全程，于是拒绝了。姜伟也理解，如果他选择回来，“那就不是祖峰了吧”。

回到北京后，他再也没有回学校。他正在念电影学院首届MFA表演专业研究生，念完了可以拿到留校机会，他说不念了，这件事至今梗在崔新琴心里，“如果耽误你拍戏，你要不去（念），倒也罢了。关键是那边一片茫然，什么都没有。这边最起码的，在雾里面还有一个方向，对不对？”她从祖峰的同学那里听说他交不起一年3万块钱的学费，怕祖峰自尊心强，说我借钱给你，你写个借条，有能力了再还给我。祖峰说不是这个问题。

我问祖峰，到底是什么原因？他说钱的因素不大，虽然交完学费确实兜里就没钱了，他只是需要下一个决心，“你骑着驴找马，你可能永远都骑着那个驴，就破釜沉舟嘛，你不把自己逼到一定份上，你可能不会下勇气彻底抛弃什么。”

等到机会来临是2008年了，《潜伏》在那年的3月开机。这次姜伟给了祖峰男二号的角色，他饰演“李涯”，和孙红雷对手戏很多。姜伟有点担心，专门提醒他，“当心别被他吃了”。祖峰说没事儿，他心里有数。

《潜伏》中的祖峰和孙红雷

姜伟觉得祖峰是“有内力的”，“他的戏风比较沉稳，喜欢用对细节的把握。他的声音比较沙哑，所以他的表达他只能靠细腻去带动”。

后来很多人问过他这个问题，在《潜伏》里和孙红雷对戏，在《北平无战事》里和陈宝国对戏，对手演员气场强大，怎么面对？祖峰觉得自己是个没有招数的人，“没有想到人物有多大压力，就在于我可能是一个没有气场的人。可能对于别人来说这是一个狡猾的回答，但我可能确实是这样的。”

郭俊立说，祖峰在专业领域是非常自信的，“很多演员拿到剧本的时候，词可能念不太顺，就会改。他跟我说，我拍这么多年戏，从来没有改过词，你一定有一个合理的方式把这词说下去。不要小看这点，特别特别难。”

作为编剧，郭俊立经历过很多次改词，“现在这个行业特别特别变态，什么都改。有时候你为了跟演员合作，照顾他情绪，你就让他改。”

我和祖峰聊到了这一点，他觉得有点悲哀，在很长一段时间，他坚持这个底线，“我可以把书面语言，或者念起来很别扭、很拗口的台词说得比较自然。对于好剧本来说，我几乎是一个字不动的，像《北平（无战事）》或者《潜伏》这样的戏，编剧的对白已经写得这么好了，我觉得不需要动它了，我觉得嗯嗯啊啊的都有意味的。”

但2014年之后，“有一些戏我还是做了一些对白上的调整，让它更精炼一些。因为有的戏重复信息太多，确实会降低（表达效率）。而且这也是我后悔的，剧本成色不好，去了之后确实很痛苦，你自己都不能相信，你怎么去投入去演，自己在较劲，还得硬着头皮，这事特别麻烦。”

有的演员喜欢谈论某一场戏的演技爆发、人戏合一的巅峰体验，祖峰拒绝这么看待表演，“你不能割裂地去说我某一场戏设计得精妙绝伦。如果那一场戏如果太突出的话，反而是失败的。”

这是演员的使命，“我们创造这个灵魂，这人没有（真实存在），但是这个人的气质可以从我的外形、我的身体里透露出来，那是一个完整的（体验），不是某一下或者某一个瞬间。”

最爱的人

有点没头没脑的，祖峰讲起一件事，他说自己从小贫血，一直有耳鸣的毛病。童年的夜晚，关了灯，耳朵里一直在响，他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睡着。后来他习惯了，学会了转移注意力。但只要专心去听，它就一直在响。耳道里的轰鸣不为人知，所有人都只当他是个平静而沉默的人。

执导《六欲天》的时候，有个导演找祖峰演戏。是个特别好的导演，祖峰说，“导演，我想来。但是我现在做了这个事儿。对不起，我要把这事儿做完。”

“了解”，导演的回复就俩字。

祖峰不安了很久，他想导演是不是生气了，可生气了也不知道怎么补救。后来那部片子效果很好，还拿了奖。祖峰和最亲密的朋友讲过，内心是有遗憾的。

今年3月，《六欲天》入围了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那个导演私底下联系祖峰，说入围了挺好的，要继续努力啊！

祖峰又感动又惭愧，发过去一句，“我不是职业导演，以后还是要做演员的。”他顿了顿，“其实我想表达的是，这次错过了，下回有机会（再叫我）。”这句话终究没有说出口。

在姜伟看来，待在角落、沉默不语，对祖峰来说，甚至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心理需求。但这不代表他内心没有狂热、豪迈的一面。他最向往的时代是春秋，他觉得那是一个热血的年代，“我可能内心当中有一种不安分的（渴望）……不想让自己成为一个循规蹈矩的人。有单位，也要从单位出来，可能是一个向往自由自在和野蛮生长的灵魂吧。”

虽然不爱在微信群里说话，但96班的同学聚会，他只要在北京，一定会来。来了也不多说话，通常崔新琴发现他的时候，都是他喝醉了倒下了，可没有人看见他到处碰杯。

郭俊立说，祖峰真正的好朋友，没有一个跟他性格相像，都是他的反面。郭俊立是穿黑T恤、留寸头、给姜文写剧本、爱听摇滚乐的那种人，祖峰找的爱人也是这样，“天池完全是，对，女汉子，那种性格的，是家里什么什么上下都统管”。“所以那就说明什么”，郭俊立笑起来，“要不然就是他身上完全没有，要不然就是深深地埋藏在表象下面，是吧？”

我们在平遥的一家小饭馆吃饭，点了过油肉、炒鸡蛋、红烧鱼和一盘香椿芽拌栲栳栳，饭菜很可口，祖峰多吃了一些。他说自己从小不爱吃东西，现在反倒比以前馋了，“可能也是因为跟天池老师在一起的缘故”，谈起自己雷厉风行的妻子，他的语气更轻柔了，笑意舒展在脸上，“我们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她还说呢，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不要笑话我。我说你说啊，我不笑话你。她说我其实可馋了。像个小朋友一样。”

他以前以为自己不会结婚，和朋友聚会时，他们都带着女朋友，“大部分时候，这些女孩子是这些男人的依附，这个男的愿意说，我带一妞儿来，我觉得这么说不太公平”，“这些女孩子又形成了一个闺蜜的圈子，太太圈子，没有自己的生活圈子”。

后来他遇到了刘天池，“她是一个独立的女性，有自己的事业，同时她身上还有一股劲儿——不知疲倦、勇往直前的劲儿。这个还不够有魅力吗？”

有一天他决定结婚，他说：“天池，今天天气挺好的，咱们俩去照个相，领个证吧。”他谈起这段感情很坦率，“之前有朋友说，说祖峰老师肯定不是那种花言巧语和甜言蜜语的人，但是我跟天池老师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们都要彼此说我爱你。”

刘天池也保护了他，他讨厌琐碎，每次搬家，刘天池都会趁他去拍戏的时候搬，等他回来，“在哪哪哪你来就行了……我一看，好大呀，我们家挺好的。”

“从精神角度来说，她支持我，或者给我创造一个土壤，让我相对自在一些。”在他低潮的日子里，刘天池负责工作养家。他们有一个房子在城外，现在住在城里的房子是租的。祖峰没有什么花钱的爱好，总穿着的一件黑色帽衫，是他在淘宝买的，不到一百块钱。

《六欲天》的剧本也是刘天池找到的，她最先鼓励丈夫接下这个剧本。是做这部电影的过程，祖峰慢慢走出了抑郁和拧巴，因为创造带来了真实的快乐。他不再那么排斥客串，最近刚刚答应一个老同学的客串邀请，不是为了换取什么，而是他突然明白了，帮助别人是开心的事。

这个夜晚雨停了，平遥的气温正合适，祖峰要去看一部艺术电影。走在古城的石板路上，我们说到了他人生中的几次逃离，从工厂逃离要去考电影学院，又从电影学院逃离要去当演员，前几年，当演员当到抑郁了，也想逃，最终还是落在电影的坑里。这个晚上的月亮有一层清辉，祖峰的声音很轻快，“之前可能还是没有遇到自己最爱的事，我觉得做演员或者做电影这事儿，是最爱的！你不舒服也得回来，就别逃了。之前当老师也罢，在工厂也罢，（逃走），其实都是寻找那个你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