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27日，郑钧和于困困做客凤凰新闻的访谈，各自从“作”男、“作”女的角度碰撞了他们对“作”的看法。这是一次歌手和作家的思想碰撞。

“任何伟大的时代，最永恒的都是‘内容取胜’，但眼下是个音乐以‘秀’取胜的年代，‘不作’比‘作’更容易取胜的年代，该如何是好……”

来源 /好报 原出处 /凤凰新闻

于困困与郑钧访谈视频

于困困：其实我挺想知道，就是今天你在把“作”这个词拿出来做你的歌的一个很重要的主旨，跟你早年间这种对于说自己不想做一个标准化的人，是不是非常有联系或者说“作”这个字是不是恨不能就是你活到现在，人生的一个最关键的关健词呢？

郑钧：这个词还真的挺重要的，因为我原来其实挺讨厌这个词，觉得这个“作”就是折腾别人，折腾大家，有一天我突然想想这个词，其实它的意思是，它是一个两面的词，一种是折腾别人，一种是折腾自己。折腾别人很让人讨厌，你折腾别人这是一个特别缺乏道德的行为，折腾自己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其实人，所有的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希望我们得到快乐，能快乐地活着，真的快乐、幸福地活着，但是绝大多数人，几乎从来都没有体会过什么是真正的快乐、幸福地活着。

于困困：你口中的快乐、幸福能不能讲讲到底是什么意思？当然这个太宏大的问题。

郑钧：那天，我哥突然问我一句话，你现在要不是又打坐、又修行的，看起来你挺快乐、自在、幸福，那你跟我说一下什么是幸福？当这个问题拽给我，我一下有点愣，我没想过这个问题，什么是幸福？后来我大概犹豫了两秒钟，我说幸福，我个人的理解是全然的放松，就是一个真正的放松状态就是幸福，跟钱也没多大关系，跟名利都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体会过，我们从小的教育都是焦虑的，紧张的，因为总是有很多目标和期待，比如考上了一个好的大学、中学，好的大学，有个好工作，有个好婚姻，有个好孩子，孩子再有一个好工作，孩子再有个好婚姻，所以这一系列的胡萝卜让你特别焦虑，你老怕少摘了一个或者少拿了一个，少完成一个任务你就特别沮丧，因为呢，你期待大家的认可，焦虑跟这种紧张跟幸福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从来不羡慕马云或者这样的人，我认识很多超级富豪这种人，他们的事非常多，很成功也有很多钱，他们很成功，但是他们真的幸福吗？我不知道。如果明天马云变成一个rockstar，那对他是一个很大的颠覆，但是他做不到，所以“作”就是这个意思。

于困困：那显然你应该是经过了一个过程，才进入到今天。

郑钧：因为我从小都喜欢折腾自己，我不喜欢折腾别人我从小都折腾自己，但是我一路折腾自己，就是给自己设定各种目标，然后去完成它，我以为那样就是快乐和幸福，但是到了点我发现并不是这样，我原来想着做一个rockstar，做一个摇滚歌星，那简直绝对是自由、快乐的事，当我真到那个地方做了一个rockstar，我是20多岁出的第一张唱片，然后火了，然后那时候大家都没什么钱的时候，我签了一个香港那个宝丽金，然后给我的钱还挺多的那时候，然后我就有点不知所措，我到了这个地步，我发现原来摇滚歌星生活就这样？原来就每天在酒吧，在夜总会，一大帮人喝大酒，然后美女如云喝着大酒，这个就是它的头吗？就这样吗？然后这样我过了大概有小十年这样的生活，跟高晓松之类的，然后我就发现我内心深处其实并不是要过这样的生活，满足了我的一些虚荣心，也让我觉得好像另外一个概念就是摇滚歌星应该就过这样的生活，摇滚歌星应该就是过一种自毁、自杀的这种生活方式，他们就应该是以表演这种生活让大家看看高兴，然后他们死了活该就应该是这样。

但是真的我的内心深处，我可能是一个读书人家的孩子吧，我内心深处觉得这只是别人给我设定的一种。

于困困：舞台形象。

郑钧：别人设定他应该过这种生活，这种生活就应该是快乐的，因为无数人羡慕，老郑你太幸福，你又不用上班，然后你每天可以睡到自然醒，周围老是美女如云，然后你老是一大帮朋友，呼朋唤友的，歌迷捧着你，喝着大酒，然后聒噪地玩着，吃香的喝辣的，他们认为这种生活是他们梦想的生活，我有很多朋友原来能考上名牌大学，然后去美国留学，一路都苦哈哈的，特别可怜，到四五十岁了，他们回来创业，然后弄个互联网公司，一夜之间上市了，他们有钱了，买飞机了之类的，然后他们就想过我20岁的时候过的这种生活，他说我现在终于有钱了，我要报复一下社会。

于困困：你怎么劝他们的？说我20多岁的时候，其实一眼看到头的那个。

郑钧：我没法劝他们，因为他们一定要经历这个过程，他们觉得这样就是幸福、快乐，然后他们一个50岁左右的人了，然后每天把自己打扮的，觉得自己是一个青少年，怀抱一个青春期的心态，追逐女朋友，然后不停的换女朋友，不停的谈恋爱，然后晚上在卡拉OK或者夜总会跟年轻的姑娘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真心的认为姑娘们真诚的爱上了他们。我觉得这完全是个悲剧，因为这是你幻想中的一种幸福生活，然后他们身体迅速就不行了，因为他们已经年龄大了，然后他们就快倒下了，我觉得这难道不是个悲剧吗？他们终于有钱了，然后终于过上自己梦想生活的时候，其实跳到一个火坑里来了，这种生活应该是20岁的时候过的。

于困困：对于你这个《作》的歌词中的一句话特别的有印象，而且非常打动我，就是你登过最高的高峰可能就是“早高峰”，你看过最深的海就是地铁中的“人海”。这句话就有一种非常动人的力量，但是你能不能告诉我说，它跟“作”是什么关系？跟你刚才提到的改变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

郑钧：我们从小到大受的教育呢？就是我觉得是很可笑的一个教育，我们父母从来没有经历过什么真正的快乐、幸福和自在，然后他们给他们的孩子制定一个通向快乐、幸福、自在的道路。所以你就会以为考上清华、北大你就会快乐、幸福。因为我认识很多考上清华、北大的人一点儿也不幸福。包括状元也不幸福。然后，父母会觉得你可能事业成功了会幸福、快乐，有很多钱，会出名。有钱了、出名了也有很多人，但是大部分人也还是不幸福、快乐、自在。所以我们面前从小给摆的胡萝卜，其实你永远咬不着。你生活在这么一个状态里边，然后这种惯性的教育，其实最大的目的是易于管理大家，并不是说为了让你幸福、快乐，只是为了他们更好地管理你。

于困困：标准化每一个人。

郑钧：所以，如果你不了解这一点的话，你从小到大，你始终是在追求胡萝卜的过程之中活着，一直到死。所以对于我而言，我从小可能比较早熟吧，我从小就意识到不想过这种生活，因为这是一个幻觉，因为我的父辈沿袭着他的父辈给制定的道路，也走着，他们没有达到幸福、快乐。我知道这条路肯定走不通，我尝试另外一条路，所以我尝试另外一条路之后，最终我，到今天为止，我确实是快乐、幸福、自在的人。

于困困：你说你从小都是一个比较早熟的人，然后对于这种标准化的易于管理的方法好像有一种判定。

郑钧：因为我从小到今天为止，我的人生第一个原则是别骗自己，真实地活着，所以，我比较爱追逐一点真相，我不爱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真实地面对自己，真实面对别人是我第一个原则。真实地活着的人，他一般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他要追逐自由，因为只有在自由的状态里，你才会感到真实活着的快乐。

于困困：你在大学里面开始做乐队的时候，那是你第一次选择不要做一个标准的人，那时候除了家里的人对于这种你的选择的反应，你的母亲之外，你周围的人，他们都是一些标准化的人，他们对于你的这种选择的反应是什么呢？有没有一些很大的压力？

郑钧：我脸皮比较厚，这是我的优势。从小脸皮，很早就变得厚了，别人讽刺我或者别人说啥，我基本上就是置若罔闻，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我们一起组乐队的几个朋友，我是主唱，然后几个吉他手、贝司手、鼓手，我们一组乐队的几个好朋友，大家全部是抱着玩的态度，有的就是为了抱着能找着女朋友的态度，我们组了这个乐队，大学结束的时候呢，大家各奔东西的时候，他们都去踏踏实实干应该干的工作了，上班了，然后分配工作上班，只有我一个人是认真地要去做一个歌手，所以周围的人就都崩溃了，说这是不现实的，你干嘛，疯了。杭州这么一个地方，我们在杭州上大学，我们都没听说过音乐圈的人长什么样，我们从来没有机会见到过他们。对于我们而言，那就是，完全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一件事，我最高的境界就是见过浙江歌舞团的一个演员，已经到头了，所以最高的境界是浙江广播电视台录音棚录过一首歌，参加一个卡拉OK比赛录过一首歌，所以我们的圈子很小，跟文娱圈没有任何交集。我们是一个工科大学。所以，大家都为我很担心，觉得你别这样，这样的话，就是为你未来的状况很担心，后来我跑到北京做歌手的时候，我放弃了签证，放弃了这些东西，当歌手的时候，要做歌手还没有做成的时候，我寄住在我大学同学的家里边，大学同学父母都是电子工业部的高级工程师这种高级的这些主管，他们退休了，住在他们家里边，每天早上我的吉他手就上班去了，在电子工业部上班，阿姨就过来给我做思想工作，说小郑你不能这样虚度人生，你找个好工作吧，我说我要做歌手，她说这绝对不是个职业，这也不应该这样干，年轻人不要干这件事，要好好找个工作。说了我一个星期，我实在扛不住，我就跑了，不在那儿住了。其实就是大家都是关心你，所有的关心的出发点是很好，他们希望你回归到正常人应该走的道路上。

于困困：世俗的生活。

郑钧：世俗的生活。

于困困：我觉得“作”你刚才提到，它是有一个阶段性的，就是第一阶段你可能是凭着一种青春的冲动，青春的激情对某些欲望的追逐，然后作出了一些比较出格的，想要摆脱羊群式的这样的举动，但是到了另外一个阶段是在我认识到自己对世界的欲望，在我认识到我内心的黑暗，然后我意识到我对这个世界的不善意基础之上，我依然还愿意选择一种顽强的天真，我依然还愿意去选择做一个我在年轻的时候最想做的那个人，这才是一个“作”而不仅仅是第一阶段，就这两个阶段是不能够分开的，如果仅仅是第一阶段，说白了那就是一种青春期的冲动或者说就是一种蛮力而已，这是我的一点点看法。

郑钧：其实你所有的这些努力，背后都有一个，只有一个动力，所有努力的目的是你想真正的认识到这个真相的答案，而这个答案不是这个世界的答案，你真正想认识的这个答案是认识你自己。你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所以人从小到大，你的所有的挣扎，其实你都想抓住一个东西，因为这是我们人的一个天性，我们天性天生就没有安全感，我生到这个世界上，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被扔到某个地方，给我空头的这个地方，我们哭着来到世界，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到这儿了，然后死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带走了，所以我们是一个极其没有安全感的一种动物，我们扔在这儿然后又给我们拉走了，所以在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就拼命地想抓住某种安全的东西抓住了，我们有一个安全感，但这个老是抓不住，所以我们原因就是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智慧，你真的有，你真的明白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是个什么东西，人是怎么回事，生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那就不用再折腾了，你就完全处在一个全然的一个放松状态中，特别愉快地生活，我觉得这真正的智慧是能够让你在活着的时候，能够完全自在地活着，快乐、自在的、放松的活着，死的时候快乐、自在、放松地死。这是真正的智慧，实际上你真的能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于困困：你对于“作女”是怎么看的呢？或者你的太太给过你关于“作女”的什么启发和灵感吗？

郑钧：女人跟男人完全是两种动物，因为我从小到大我确实是，我谈过很多次恋爱，也有过很多女朋友，有很不作很贤妻良母的，也有很作的人我都遇到过，男人是一种什么动物？男人是一个，他是一个理性的动物，所以他老是想寻求一个答案，然后他老是想要去完成某种使命的东西，干大事业什么的，女人是一个纯粹感性的动物，这是男女之间的这个，从我的生理结构决定，身体的内部能量结构决定的，我们是两种不同的，这样习惯的，习气的动物。其实在男人和女人这两种动物，其实都没有安全感动物之中来相比而言，女人更没安全感。

于困困：女人就更“作”吗？

郑钧：女人希望在通过这种仅仅抓住某种东西，让自己把这安全感给增强，所以，女人总是，尤其谈恋爱的时候，她老是不停地问你，你爱不爱我？过5分钟你爱不爱我？是吧？她通过这种反复询问，她其实是获得一个安全感，然后，她爱你的时候呢，她就要愿意为你牺牲一切，把什么东西给你，她不爱你的时候呢。

于困困：想毁掉你的一切。

郑钧：或者说不是不爱你，或者说当你做了对不起她的事情的时候，你让她认为她的这种爱付出，没有足够的回报的时候，她就要感觉就是要把你千刀万剐。大家都是很可怜的动物，因为我们其实都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可怜就是处于很深的迷惑之中，其实你有时候，她也不知道她想要什么。所以，怜悯生命，第一怜悯自己，因为我们是，我们认识的所有生命中的第一个生命是我们自己，所以要怜悯自己，别伤害自己，我觉得我们很多人老认为，尤其女孩认为，我跟他谈恋爱，他对我不好，我就要去伤害他，我要如何地折腾他，在他们家楼下天天骂他，然后给他领导写邮件什么的。

于困困：你的那个“作”这首歌里面，除了谈到说我们依然要去追寻自己的梦想之外，你的歌词一直在重复一个词叫“原谅我”，原谅我，不断地说原谅我，我要这样子，原谅我要那样子，为什么有这么一句原谅我，它听上去很不肆无忌惮，很不我想怎样就怎样，好像还要让这个世界，或者让听众或者让谁，让什么人原谅你似的，为什么要原谅呢？

郑钧：第一就是不要伤害自己，第二不要伤害别人，你可以改变自己，你可以做你，我从小的原则就是我可以随心所欲的干任何我想干的事情，但是前提是绝对不想伤害任何人，可是当有的时候，尤其两个人在一起的这种婚姻关系，或者爱情关系在一起的时候呢，你想干某一件事的时候呢，你想干属于你干的事，对方会认为她受到伤害，这句话的来源是我的一对朋友，他们要离婚的时候的谈话。然后，婚姻常常是这样一方想离婚的时候，一方觉得过不去要离婚，另外一方认为我不想离婚，所以，想离婚这个人说，我觉得我的生活，人生就这么苦短，我想再去尝试一些新的生活，更有意思的生活，所以我想要离开，你给一次机会吧，原谅我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让我再最后“作”一次吧，这样一个对话。我把它写到这个歌词里了，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当我们想为自己重新开启，重新开始投入旅程的时候，那些爱你的人总是舍不得让你离开，他们觉得，他们希望你可以陪伴着他们，但是其实人生就是一个人的旅程，这是没办法的事，所以他再次上路的时候，他就希望离开你的亲人或者你的朋友，爱你的人不让你离开的时候，原谅我，让我为我自己再活一次。

郑钧：我是这种状态的人，然后我一件衣服，如果没有参加活动的时候，我愿意一身衣服大概穿几个月吧，所以，流浪汉的生活其实是，如果你真的了解它，它是个很让人羡慕的生活，我过过流浪汉的生活，那是让人很羡慕的生活。

于困困：你什么时候过过流浪汉的生活？

郑钧：我曾经在我离开大学以后，又没有工作，出国也没有拿到签证之前。

于困困：在北京还是在杭州？

郑钧：在西安，在西安我跟一个特别低级的舞台，草台这个歌舞团，草台班子走街串巷演出过，那就是一个这种吉卜赛人的这种演出的，这个大棚车队的感觉一模一样。我在这个小组织里边，生活了大概一个多月吧，这基本上是流浪艺人的生活吧，后来到北京以后，北漂到北京，当歌手当成之前，我也是个流浪汉的状态，四处居无定所的，在大街上睡过觉的生活，但是这些东西从来没有让我感到自卑和感到痛苦过，都让我感到就是兴致盎然的，因为我从小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长大，我没有过过这种吉卜赛人的生活，等我过吉卜赛人生活的时候，太好了，这是我天性想过的生活，所以真的有的时候人的快乐、幸福是别人所很难理解的。

于困困：也没有办法定义的。

郑钧：可以定义，但是你自己自在就好了，其实如果你做过很多事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最高的，最厉害的人是什么都不做，是最厉害的。什么都不做还过得很开心，很知足的人，很富足的人才是很厉害的人，不像我们这样的人，不停的忙忙碌碌，每天做完这个采访弄那个事，从早忙到晚，到半夜的时候，自己特别茫然地坐在那儿，我这一天干嘛了？

于困困：你知道我听你讲到现在，我突然觉得我根本就不“作”，就是我反而是不够“作”吧，反正是。把我那个定位“作”或者“作女”好像完全不符合你说的“作”了。

郑钧：作得胆特大的人才真的能“作”。

于困困：谢谢你，因为我觉得你把“作”的几个层次讲得特别清楚，比我原来预想的要丰富太多了，然后对我甚至可能还有很多人生上的帮助。

郑钧：千万别这么说，我就是胡说八道惯了，就是一聊HIGH了，我就继续胡说八道了，但是说实在，我也是基本鹦鹉学舌，胡说的，把我学到的一些东西，真正的大智大会的人不会坐在这里。

郑钧和他的油画作品

记得今年4月在李亚鹏的COART艺术节上由画家叶永青组织的一场论坛上，郑钧对那些在大理学习油画的学生们说：“人生要敢于尝试，人生的所有灵感几乎都是在你勇敢做自己的过程中体会到的。”这和他今天说的“作”一个意思。感觉郑钧像是个存在主义者，他虽信奉佛学，但他口中的大智大慧个人觉得更加像海德格尔的一些学说，他说自己内心是个流浪汉，大概是想说自己的内心一直在找寻“诗意的栖居”。

无论是对人生的态度，还是对中国教育的控诉，或者是对吾国吾民整体还处于个体意识被群体意识压制而无力觉醒的批判，可以看出，除了强大的艺术造诣之外，郑钧对于很多问题的思考比世面上绝大多数rockstar更有深度。今天他无意识地提了几次自己是知识分子家庭出生，或许是这种特别的熏陶孕育的良好的思考习惯，随着时间慢慢沉淀聚积，汇成灵魂深处的文化修养，以至于年过40，他身上依然可以由内而外地散发着独特的中国式吉普赛魅力。

这场有营养的对话，希望能为各种被压抑的灵魂来一次“精神破茧”，在新的一年，让踟蹰的脚步继续向前，让黑色的眼睛继续探寻光亮，为那些天性“作”的人注入一股强心剂，在新的一年不要彷徨迟疑使劲儿折腾，让自己的人生卓尔不群，就做不同。

她26岁，辞去高薪穷游56国，她说世界是我念过最好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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