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费正清曾说过：“中国商人最大的成功是，他们的子孙不再是商人。”这是历史学家一个斩钉截铁的句式，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那么，不是商人又应该是什么呢？历史上，商人社会地位偏低，话语权与财富值不对等，这肯定是不再做商人的根本原因。但中国几千年的中央集权制度，真正有话语权的，唯有权力，唯有官服，而不是锦衣玉带。要不再是商人，就只有想法办法让子孙跳出商圈去做官，或者自己想办法加身官服也好。也就是说，要实现这个最大的成功，现实中唯一的途径，只有去投资政治。无论是一千年前还是两千年前的有钱人，都是这么想法的。

两条路径：一是自己商而优则仕，二是培养后代通过科举改变身份。让子女通过科举改变身份，或者花钱给自己弄个顶戴也算是稍稍改变一下自己身份，这是历史的常态。

“吕氏破家，扶立王孙。”

——李斯

投资政治最成功的富商，当然非吕不韦莫属，无可争议。

早于吕不韦两百多年的范蠡，是从顶级官员转型成顶级富商的，个中原因难以考据了，可能有越王勾践“可以共患难，不可共富贵”的原因，也可能有与西施的情感传说的原因，反正他被民间尊称为财神。吕不韦则是从富商转型成顶级官员的，千百年来史家对他的评价则是贬多褒少。不管怎么说，中国历史上，富商投资政治获得巨大成功从而彻底改变身份的，第一个榜样就是吕不韦。而且，这个头，起得成功，起得传奇，起得空前绝后。

吕不韦投资政治，这过程这故事，相信稍读过历史或看过电视剧《大秦帝国》的，都比较熟悉。很多成语典故、古语金句都与这个过程有关。比如，“奇货可居”，出典就是吕不韦决定投资秦国在赵国的人质、秦昭王的孙子异人。比如，“以色侍人者，色衰而爱弛”，就出自吕不韦怂恿华阳夫人收异人为嗣的理由。比如，“一字千金”，说的就是吕不韦写完《吕氏春秋》后，让人抄写在布匹上，悬挂于咸阳市门，称能增损一字者，即予千金。反正，吕不韦基于对异人的成功投资，最终他成为了大秦的相邦、文信侯，成为了秦始皇的仲父，成为了先秦诸子百家《吕氏春秋》的署名作者。自从司马迁撰史起，到现在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为止，哪一本史书上都有吕不韦的名字，今后恐怕也不会漏掉吕不韦。

吕不韦投资政治之后如何成功运营，这不是本文的主题。这里想要探究的，是吕不韦为什么要投资政治，而且如此坚定决绝。秦国一代名相李斯在吕不韦灵前致祭时有语：“吕氏破家，扶立王孙。”破家，这充分显示了吕不韦的决心和力度。

如此做，唯一的原因，还是改变身份。

吕不韦的爷爷是商人，吕不韦的父亲是商人，吕不韦因此只能是商人，这是当时社会制度所决定。更要命的是，吕家是卫国人，卫国贫瘠而弱小，身份低等的卫国商人在四处奔波中更是时感委屈。爷爷和爸爸，在吕不韦年少的时候就不断灌输，希望吕不韦成年之后，能够不只是“富”，更要寻求尊贵的身份。这很难，但必须要有心。吕不韦成年之后，正是怀着这样根深蒂固的想法，离开弱小的卫国来到大国赵国的邯郸。

在邯郸，吕不韦结识了秦王孙子异人，机会终于有了。在大把出手投资之前，他回过一趟老家，与父亲有过一段对话，他需要父亲在资金上的支持。这段对话很著名，源自《战国策》，全文如此：“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归而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依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对这段对话，后人多关注“倍利”这个问题，并因此而鄙视吕不韦：就是个投机商人！而“泽可以遗世”这五个字倒少有人注意。什么是“泽可以遗世”？通俗地说，就是通过这笔投资可以彻底改变吕家子子孙孙的身份。事实也确如此，在“破家”投资异人取得成功之后，吕家门庭也变得尊贵、荣耀，钱不钱的都不是需要关注的问题。

在战国年代，社会等级森严而封闭，普通人求“富贵”的路径极其有限。通过军功改变身份，这是一条路径。秦国开此风气，事实证明对秦国发展确实大大有利，但于个人而言，投入的是自己的生命，风险不言而喻。苦读书，勤思考，出计策兜售列国，一旦被赏识，或能弄个官做。通过这条路，战国年代也不断出现过平民、贫民出身的名相名士，距离吕不韦年代最近的，就是范雎以布衣在秦国封侯百相。但吕不韦以商人身份，并以商业的手法跻身权贵，最后封侯百相，也确实千古一人。

如费正清对中国商人子孙身份问题断言，吕不韦的成功，更应该说是吕不韦父亲的成功。

 “帝怒曰：‘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

                                          ——《明史》

投资政治最失败的富商，当数元末明初的沈万三。

沈万三财富之巨，史无明确记载，但从后来的所作所为来推算，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积聚财富最多的人，比当今福布斯榜上的中国人富有得多。他可以以一已之力建起半个首都，而且还依然留有巨额流动资金。试问，中国自古至今，谁有这样的财富能力？

细究起来，沈万三投资政治的目的，首先可能不是为了身份，而是为了安全。那个混战的年代，无数支队伍在互相征伐。投资于其中一支，这是巨富为了自身和财产安全着想。即使富商不主动投资，各路军队为了筹措军需也一定会找上富商。被动，当然不如主动的好。一旦被投资人取得成功，投资人的身份问题也自然而然地迎刃而解了。可惜的是，沈万三投资失败了，后果很严重。

元朝凡九十三年，但贵族自身倾轧和各路义军举旗反元造成的社会动荡，就有四十多年。在混战中，逐渐形成了陈友谅、张士诚、朱元璋、方国珍等几股比较强大的势力，各有各的地盘。沈万三与其说是主动选择投资张士诚，还不如说是只能选择张士诚，看看各自的地盘就明白了。张士诚起兵于江苏高邮，不久就控制了江苏大部分地区，也成了各股势力中比较强大的一股。沈万三经商的主要根据地在江苏周庄，张士诚崛起的时候，陈友谅、朱元璋、方国珍等人的地盘，离江苏都还远着。因此，沈万三与张士诚的勾联是必然的。

事实上，从这个时候来看，沈万三的政治投资是成功的，也是获得巨利的。在张士诚攻入苏州城之前，商人平民纷纷出逃，以躲避传说中杀人如麻的张士诚。与张士诚早就款曲暗通的沈万三，对张士诚和他的军队有着相对了解和务实判断，因此，沈万三就以极低的价格收购了苏州城内的大部分商铺，甚至把自己的经商大本营也从周庄迁到了苏州。张士诚进入苏州后，当然不会像传说的那样屠城，相反还尽量繁荣市面，沈万三此举获得的利益就不用算盘算了。苏州至今依然著名的观前街，就是那个时候沈万三出资修建的，就在张士诚的王府周围。不仅如此。张士诚后来因元军围剿和其它军队的征伐，一度降元。元朝给张士诚的各项职责中有一项是“市舶司”，就是负责通过海路向大都运送粮食和开展海外贸易收取税金。这两项，可都是沈万三的主营业务，而且是原先发家的命脉。

当然，沈万三对张士诚自然是出手不凡的。张士诚张口的，沈万三无一不满足，以致沈万三的儿子曾生怨言，以为是无底洞。张士诚急难的时候，沈万三更是竭尽所能。张士诚在高邮称王后不久，元朝大军将高邮团团围住。收到求援的沈万三，立即赶赴大都。多年来的漕运生意，沈万三不仅在大都有人脉而且熟知蒙古贵族间的情况。重金加挑拔蒙古权贵间的矛盾，使得转着高邮的元朝大军突然揠旗撤退。已如困兽的张士诚，见机立即反击杀出，不仅解围而且大胜，史称“高邮大捷”。后来，苏州城被朱元璋围困时，沈万三更是出钱筹粮，让张士诚坚守八个月而城不破。在张士诚的弟弟张士德被俘获后，沈万三也是亲自携重金去见朱元璋，希翼赎出张士德。那财宝之巨，足以吓死人。也正因为财宝太巨，害死了张士德。朱元璋本意可以拿钱放人，但见到沈万三的财宝，本就生性多疑的朱元璋反悔了。一个张士德值这么多钱，可见张士德对张士诚有多重要。打败张士诚夺得天下，这些财宝还不都是姓朱的？结果就是，沈万三救赎失败，张士德命丧朱营。这恐怕也是沈万三与朱元璋的第一次见面。这一面，见得肯定是极不愉快。不过，巨富商人一定有爬起跌倒、跌倒再爬起的本性的，沈万三当然也是如此。不过，这是后话。

沈万三投资之所以失败，在于张士诚，或者说是投资错了对象。作为一方势力的首领，张士诚实在是一个格局不够的枭雄。在控制江苏、攻下杭州后，张士诚就只知奢糜享乐了，不思天下惟割据一方而自足。当谋天下的朱元璋快速张大，势力迅速超越张士诚后，张士诚的结果自然就没有选择了，沈万三的投资也就失败了。对于巨富来说，投资失败恐怕不只是财富的丧失，还有性命之忧。

沈万三确实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需要尽早与张士诚作切割。在悄悄转移出大部分财富之后，他只身流亡到了南京。作为巨富，沈万三自然不可能轻易脱离张士诚。传说沈万三是以假死的方式离开苏州的。

战国时期的范蠡，至今民间尊为财神，他离开越王勾践定居齐国后，经商以致巨富，又被齐王封宰相。为相三年之后，范蠡又散财隐身前往陶地。沈万三知道凶险，须与张士诚作彻底切割，但丝毫没有隐身的念头。来到南京后，沈万三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寻找下一个政治投资机会。毫无疑问，目标就是朱元璋。

只要有钱，就一定会有结交权势人物的机会，沈万三当然是深谙此道。此时的朱元璋已经占据南京城，虽然还处于“高筑墙、广积粮、缓称霸”的阶段，但壮志雄心已是路人皆知了。沈万三积极参与南京的城市建设和基础建设。在新结识的权势人物的牵线下，沈万三还获得了出资为朱元璋修建宫殿的机会。宫殿落成之后，沈万三得到了与朱元璋再次见面的机会。这次见面，产生了著名的修建南京城墙的故事。在朱元璋面前，沈万三立下军令状，官方修建一半，沈万三修建一半，而且，沈万三必须先于官方完工。在政治投资上，沈万三一如既往地豪阔。也许，沈万三的理念里，只有豪阔才能显示其决心和忠心。也许，沈万三的脑子里，这些财富于自己不算什么。但他没有换位思考，在别人眼里，尤其是在谋天下的霸主眼里，这些财富又意味着什么。上一次，在朱元璋面前的豪阔，沈万三害死了张士德。

在正史中，唯一与沈万三有关的记载，是沈万三对朱元璋的第三次豪阔的政治投资，载于《明史。孝慈高皇后传》。而这一次，直接招致了朱元璋对沈万三的毁灭性打击，甚至差点当场身首异处。

对于这一段，《明史》是这么记载的：“吴兴富民沈秀者，助筑都城三分之一，又请犒军。帝怒曰：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后谏曰：妾闻法者，诛不法也，非以诛不祥。民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焉！”在明史上，这一段是作为说明马皇后心善的例证之一而记录的。但马皇后“民富敌国，民自不祥”八个字，也确实道出了千古不破的规则。

沈万三想犒天子军，应该不是为了炫富而炫富，而是真心实意地想做政治投资的。但他到这个时候还是不明白朱元璋的心思，只把朱元璋当作寻常枭雄看待了。朱元璋是叫花子和尚出身，最看不惯的就是有钱人，可以一纸诏书把有钱人都迁往他贫穷的老家安徽凤阳。朱元璋是一个安全感极低的人，与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最后几无善终。他更是一个有理想有情怀的人，他愿天下所有人都有田种都有饭吃，但饭吃个七分饱就可以，而且人的活动半径不能太大。在这样的枭雄面前，沈万三一味地以豪阔的手法进行政治投资，结局自然是不言而明的。

中国历史上，最失败的政治投资商人，就是沈万三，无出其右。

虽然对沈万三的记载多见于方志、笔记，正史基本不见。如果修城犒军之事属实，沈万三确实应该中国历史上最有钱的人，但人们记住他的只是巨富、只是钱。沈万三确实只是一个商人，智慧不够，这恐怕也是他不入正史的原因。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甲。”

 ——《不第后赋菊》

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政治投资者，是黄巢。

教科书是这么写的：“黄巢起义是唐末历时最久、遍及最广、影响最深远的一场农民起义。”可以肯定的是，黄巢给了大唐王朝最沉重的一击，黄巢的部将也是叛将朱温，则在大唐这匹已经被压垮的骆驼上加了一根稻草，废黜唐哀宗，建立梁朝。大唐至此终结。

参加黄巢队伍的，确实都是些饥民、流民、失地农民。唐朝末期，大的社会背景是动荡混乱，民生维艰。但黄巢本人并不是农民，他是富二代。父亲黄镇，本是农民，后来看到盐利巨大，便合伙贩盐，一番下来，很快也算是富足一方了。中国自春秋战国起，能够积资巨万的富豪，大都与盐有关。黄家虽然算不上巨富极贵，但在当地也是深宅大院，家丁成队，奴婢成群。而且黄家人丁兴旺，黄巢的亲兄弟就有八人。在混乱的年代，最大的财富就是人。

按说，造反的行列里似乎不该有黄巢这样出身和境遇的人，但黄巢确实最终决定投资政治了。据载，黄巢拿出了大部分家财，在冤句城里搭棚购粮施粥。换句话说，是给吃给喝聚队伍。当然，在给吃给喝的同时，黄姓兄弟和非黄姓兄弟还是做了不少思想工作的。几天下来，似乎引起了官府的注意，于是，黄巢果断登高举旗起事，从冤句吴台聚集后杀向曹州。

《新唐书》载，有多少人。

黄巢的初始队伍虽然大多衣衫褴褛，手无寸铁，但曹州毕竟毫无防备，三下五除二，曹州城轻松拿下，重点是拿下了城里的金银和粮仓。黄巢的队伍就这样有了第一桶金、第一桶粮。有了第一桶金后，只要不断攻城掠地，后运营拓展的资金就有了，不必搞什么A轮、B轮、C轮、IPO这些融资、投资的麻烦事了。

为什么我觉得黄巢更像是投资政治而不是纯粹的举义，富二代的身份并非最主要的理由，我们还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

满城尽带黄金甲，这是一句唐诗。因为同名电影的票房爆棚，这句唐诗也成了当今熟知度最高的诗句之一。这是首咏菊诗，全诗是：“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甲。”作者就是黄巢，是黄巢在长安科举落榜之后，写在酒馆的墙上的。透过诗面的文字，背后的意思谁都能明白。这首诗，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个落榜生的作品。据说，几百年后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很喜欢黄巢的这首咏菊诗，也仿制了一首：“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嘿嘿，到底是讨饭出身的皇上，差距怎么就这么大。

清康熙朝编撰的《全唐诗》共收录唐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其中有两首是黄巢的。除了这一首，另一首也是题菊的：“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据传，这是黄巢五岁时的作品。南宋张端义对这首诗的评价是：“跋扈之意，现于孩提时。加以数年，岂不为神器之大盗耶！”

有史家说，黄巢是因为科举不中，心中郁闷，再加上看到恶吏横行，民不聊生，经过多次思想斗争之后，最终决定舍财取义，举起了反唐的旗帜。也许的确也是这样的，但从两首诗来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想法也确是显而易见，只是没有直接说出口罢了。既如此，黄巢投资政治也顺理成章。

诗言志，只是一方面。从另一方面来看，但凡举义者，一般都有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的具体主张，会从一开始的简单口号到后来一步步丰富完善，最不济也得喊一声“均平富”之类的话。没有或者缺少政治主张，那就很难说是做大事的。而黄巢，在这个重要的方面真的鲜少史迹可寻。

黄巢在冤句吴台起事，带起了一支队伍。但这时，他是奉先于他起事的王仙芝为老大的。王仙芝也是山东的一个盐贩子，与黄巢颇有交情。王仙芝起事之后，自封“天补均平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并发檄文声讨大唐“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封号上“均平”两字，就是均平富之意，可以算是政治主张。黄巢起事的时候，举起的旗帜上面就是“天补均平”四字。王、黄两支队伍迅速会合在了一起，黄巢为老二。这个时期，黄巢没有什么特别的政治主张，也可以理解，因为毕竟是老二。不久，王仙芝战死，黄巢接任老大，他的封号也有“均平”二字，叫“冲天均平大将军”。黄巢此后也确实一直在做“均平”的事情——杀富济贫。杀富：每下一城一地，官府仓库与大户人家一定是关注重点；济贫，在留下足够军需之后，钱粮也散给平民。他杀了豪强之后，也把田地分给贫民，但他又从不在一地长留，他一走，田地最终又归了新的豪强。黄巢的一生，在政治主张上，除了“均平”，还是“均平”，甚至在长安称帝之后，也没有对“均平”之后该怎么办，给出过解决方案。

其实，黄巢还是想做官的，这倒是有很多史迹可寻。王黄合兵之后不久，气势上也算风卷云涌，从山东曹州一直打到鄂东蕲州。在蕲州城下，王仙芝想招安了，也就是归顺朝廷弄个官当当。经过中间人反复沟通，然后左等右等，王仙芝几近绝望的时候，朝廷的圣旨到了。圣旨挺长，太监读了很久，中心意思是：只授王仙芝一人做官，官名“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这时的大唐左神策军早已无一兵一卒，只剩虚名。押牙，又是什么级别呢？八品，比县长还小。没文化的王仙芝听了还挺开心，读过书的黄巢却听明白了，朝廷这不是欺侮人啊！于是，当着宣旨太监的面，俩人起了争执，脾气火爆的黄巢最后一记虎拳揍向了王仙芝。初次招安没成，这倒很难说是黄巢的立场有多坚定，毕竟招安一事黄巢是清楚的，起初也没表示过反对，只是这个结局实在没有性价比可言罢了。

之后，黄巢也有过主动寻求招安，但诈降的成份更多。往往都是在军事上啃不动或者落了下风之后，黄巢向朝廷提出了招安。于是，双方按兵不动，等朝廷的裁决。在这空档，黄巢就有了喘息的机会。但最后一次，在广州城下主动向朝廷寻求招安，则完全可以确定黄巢内心里寻求改变身份做个大官的愿望。

黄巢队伍的作战有一个特点，叫“避实击虚、流动作战”，不打硬仗，不搞决战。这也确实是一条生存之道。大唐虽然已经是一盘散沙，但一些大地盘上的军队，黄巢硬啃也未必啃得下。更何况，只要对利益产生重大影响，就近几个地盘还会联动。因此，黄巢的队伍总是不断地找机会，在啃下合适的地盘、取足军需然后继续转进。就这样，黄巢一路南下，进浙江打福建，一直转进到了广州城下。

这个时候的广州，因为海外贸易兴起在经济上已经算是富裕，但在政治、军事上对大唐还根本称不上是一个重镇。一路转进南下的黄巢队伍人数上不断扩充，这时也已算得上是一支大军了，拿下广州根本没什么问题。黄巢围住广州后，却按兵不动了。

黄巢是乾符六年（879年）五月兵围广州的。围住广州后，黄巢立即让被俘获的浙东观察使崔璆写信给困守广州的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黄巢愿意归顺大唐，条件是要实授天平节度使（管辖的区域包括了黄巢的老家），并且保留军队。黄巢左等右等不见朝先廷回复，就降低了条件，在广州当个节度使也行。黄巢以为，天平离大唐核心近了一些，广州离得这么远，朝廷总该放心一些了吧。在围了广州四个月后，黄巢终于收到了朝廷的委任状：授黄巢率府率（太子的侍卫军官，正四品），解散军队，到长安上任。大唐朝廷作出这样的决议，已经不能用昏聩来形容，实实在在是负智商了。明摆着是既想黄巢偃旗息鼓，又只肯给根烂萝卜，哪有这么做买卖的。收到委任状的黄巢盛怒无比，立即进攻，仅一天就拿下广州，生擒节度使李迢。拿下广州后，黄巢做了三件事：一是屠城掠财；二是以他的名义第一次向天下发布讨唐檄文，指朝廷是“宦竖柄朝，垢蠹纪纲”；三是给自己加了一个新称号：义军百万都统，队伍也改称“义军”。在广州稍作停留后，大军就一路向北，直到把大唐皇帝赶出长安。

这是黄巢唯一一次，在优势情况下主动向朝廷请求归顺。

黄巢从起事，到称帝，到最后在家乡附近的虎狼谷身首分离，凡十个年头。以避实击虚、流动作战的方法解决了生存和运营资金后，必须有建立一套价值观来号召队伍内外，必须要建立人才的奖励和培养体系，必须要建立一套相应的运营机制来保证成果的稳固和领域的扩大，但这一切，黄巢似乎都不在意。因此，黄巢之所以举义，更多的是因为对商人身份的委屈、对富二代标签的不满意，更加上他天生的跋扈气慨，他决定，一定要改变身份。

唐末这场投资少、动静大的反唐义举，最后也就必然演绎成了一条悲壮的不归路。

两千年历史，商人虽然始终不被待见，但一如被春风吹拂过的野草，生生不息。而在两千年的中国古代、近代史上，政治和商人的关系，也始终离不开“欲求”二字。

作者 步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