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七月，罗大佑即将满六十八岁。他自己也有点惊讶，天呐，为什么我还能唱得动这些歌？

他自觉嗓子也没比以前差太多，甚至高音和低音还各自扩出去三个音，但总有些怀疑不时萦绕在心里。“身体本来就是唱歌要用到的一件工具，我的声带、横膈膜还咀嚼得动文字吗？我还可以唱出新的感觉吗？”但立刻他又会涌起一股决心，我必须要提住这口气，年纪不同了，我必须要把以前做不到的东西做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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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大佑到拍摄花絮

最近，罗大佑又开始练习莫扎特第二十一号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2nd movement of Mozart’s Piano Concerto No. 21），大学里他曾拼命想练好这一段，始终未果，现在却轻易做到了。“好像更有能量去把握技术层面的东西，这不是靠iPad、电脑这些去完成的——不要忘了，你的大拇指有两个关节，其他手指有三个关节，你还有手腕，再往上走还有手肘和肩膀，这些都是弹琴的工具。当你明白用哪一块肌肉去控制、理解大拇指到小指间怎么去轮转那个‘圆’的时候，你会弹得更好。”

在钢琴上把一个音处理到越接近无瑕，罗大佑就感到越快乐。“科技和机器越进步，我们就会越依赖它们、变得越懒。你应该用自己的身体和五官去感受这个世界。”于是，弹出最逼近自己极限的效果，成了他每一天的小目标，代价是每晚枯坐在钢琴前四五个小时，努力运作手指，并忍下手肘和肩膀的酸痛。

“但休息一会儿，你还想回去继续。音乐给予你回馈，变成你新的动能，让你继续走下去，所以为之付出几百个小时也值得。电器需要你给它充电，而音乐可以给你充电。”

这种练习方式，或许和近200年前的音乐家们没什么不同。他想象当年的演奏会，没有一盏电灯，但由肉身构建起的精神神殿一样明光烁亮。他也不免感叹，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让那个时代的创作经过了那么久时间的考验后，还能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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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总是以螺旋形的方式前进，千回百转、高低起伏是宏观的曲线，生活在每一个具体时刻的创作者，才深知时代每一笔细密注解背后的艰涩。过去几年里，罗大佑身处在一个被2020年疫情改变后的世界里，一切好像都暂时停滞，这种状况何时能彻底结束，没人知道确切的答案。

疫情是表征，肌理许是人类和地球的相处出现了问题，在这段相对静止的时间里，罗大佑想让自己先停一停，“去回顾一下这个世界是怎么走过来的。”他想看看在那个曾经彼此相安、互成平衡的时代里创作发生的方式，从回忆里探寻那些让他感到温暖、得到启发的东西，温故知新。

“我也想趁此机会把一些音乐本质里可以鼓舞人心、让大家感到安定的东西表达出来，不管是客观还是主观上，让自己安定。”

如果以罗大佑第一张专辑《之乎者也》的发行日期为记，2022年他刚好出道40周年。作为一个被公认为华语乐坛“教父”级别的音乐人，他的“回顾”并不是徘徊在曾经的辉煌里：旧曲要唱出新意，沉淀在过去的故事有指向未来的隐喻。

今年2月罗大佑发布了新专辑，这一次他的身份是纯粹的歌手，翻唱的时代金曲不仅对他影响至深，也曾是他父亲、姑姑那一代的最爱。后来他想，和团队开会讨论专辑名字时脱口而出的“安可曲”这个名字，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这些经典歌曲承载了许多人的记忆，可以拿来反复咀嚼、细细品味；二是在时代的洪流中，这些作品越发闪耀出艺术的光辉，无数的人听着这些歌曲长大，也有无数人听着这些歌曲，唤回岁月印记。”

《安可曲》只发行最传统的黑胶实体唱片，古典的形式里有一种被刻意强调的仪式感：听众要把黑胶从封套、胶套中取出，再把唱臂准确地放在那首歌曲的位置。它需要多花一点时间，远没有数码一键即播那么便捷，但饱含着尊重。

网络信息的爆炸看似让人多了许多主动的选择，但实际上，许多人往往身不由己，无意识地被各种风潮裹挟。打开电脑或手机，罗大佑和所有人一样，会不时被自动跃出的建议牵引：“如果你喜欢这个的话，你应该也会喜欢那个……”他发现，许多人有计划外的消费行为，可能是因为“看到”而喜欢，继而促生了购买，这其中多少缺失了些判断：如果在一个简单的行为中加入“仪式”，它会有更多的慎重、审视、珍惜和回味。

“身体跟仪式是分不开的，仪式是表示人体跟自己精神状态的一种关系。在过去，听音乐、做音乐不该那么方便，但音乐如果太方便取得，它就不再称奇。”罗大佑希望这个仪式可以带给大家一种认知，“音乐是有那么一点麻烦，但它也是必须存在的一种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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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辑中的一些歌曲配有特别版的微电影，《永生号》的导演请了王维明，主演是张震，他们早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时就有过合作。虽然有黄金级别的组合，可但凡要成就一个项目，推进过程中必然会遇到挑战，罗大佑对此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如果要为电影做配乐，就要深入地了解电影的故事，如果要帮歌手写歌，就必须对彼此有一定的了解、有足够的对话，才能在过程中碰撞出火花。这次要思考的细节，从歌词表达的意境、编曲等都要做非常多的功课，其实没有一件事是容易的。”

黑胶和电影，在“声”和“影”中都是最为传统和真实的方式，需要更精细的策划和执行，藏着“拙意”。但罗大佑觉得，这是当下最能够代表他自己的方式，也是他期待中让音乐回归到最简单形态的载体，“而且，它们能够帮我们把人类现在遇到疫情、寻求未来的意境表现出来。”

虽然翻唱的是过去的歌曲，选择的是最传统的影像载体，可整张专辑的视觉表现非常具有未来感。在一个太空舱里，随着剧情播放好几十年前的《永远的微笑》《草暝弄鸡公》，完全没有违和，“这就表示，这些歌曲的原作者在当时已经找到了所谓‘经典’的特性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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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人评价说，罗大佑是一个把“一个时代挑在肩上的人”，他抛出的一个个感叹号和问号，在任何年代都具有现实意义。但近几年来，他的创作似乎变得温和而平静，他是否偶尔会怀念当年自己的犀利和愤怒？

“其实还好。那个年代有必须要讲的话，但现在有那么多社交媒体，有什么话你讲出去别人听不到吗？几乎没有了。不管身在哪里的年轻人，他们都会有很多自己的想法，都需要抒发。那么到我们这个年纪，是不是至少不要那么啰唆，不要乱凑热闹？要讲的话，也应该是年轻人没有想到的那些才比较好。”

他也没有迫切要去完成什么事情的焦躁，“现在已经不会再失去什么了。”罗大佑和许多年轻的创作人同台演出、共同创作，希望用自己的经验帮助他们“把路走得好一些”。“我跟他们讲了很多在乐坛不太容易了解的地方，让他们至少不要重复我们当初那个年纪犯过的错误。”

身为“战后婴儿潮”的一员，罗大佑觉得自己算是时代的受益人：没有经历过战乱，又目睹了经济的腾飞过程。“正因为这样，我们应该把已经拥有的东西和下一代分享。好像下一代有些问题也是由于我们这一代造成的，那好吧，我们就为他们多负一些责任。人类在这两三代里没能解决的问题不该由他们独自去承受。”

几年前举办《当年离家的年轻人》巡演时，罗大佑和团队用到的硬体设备可谓他“这辈子最多的一次”。三小时，大舞台，他在近乎迷幻的灯光中缓缓升起至半空，是所有人仰视的焦点。

那次巡演前，罗大佑做了许多身体上的准备，慢跑、游泳、踩太空漫步，“人在台上看起来就像悬力一样，就得是比较轻飘飘的，跟着旋律的动线去表达自己。”每一次上台前，他还是会有禁不住的紧张，“对那一刻的状态，你还是没有足够的经验。从上一次演出到现在，世界产生了变化，观众产生了变化，自己也写了新歌，所以会凝聚成新的紧张，空气中总会涌起一股新的躁动不安。”

这种不安是一种巨大的能量，他总是试图把它再延长一些，再加强一些。每次上场前，罗大佑都把双手当成天线，感受一下这一场的观众，试图去了解关于他们的状态、年纪，还有兴奋感。“在后台的时候，慢慢能听到前台的各种声音，你先收集一些声音和能量，然后把它们变成演出能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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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罗大佑在台湾举办了“宜花东鹿”巡演，那一路的演出和之前截然不同：演出全部在室外举行，灯光与自然光线、景色融为一体。罗大佑并非站在场地的绝对中心，而是和所有人围成一个圆，“太阳也是圆的，地球也是圆的，我们对着群山、海洋、草木，感觉很神奇。”

那种感觉近似围成一桌分享火锅，每个人的筷子长度、相间距离都均等，但重要的是可以互相分享和沟通，罗大佑可以和所有人都保持平视。舞台上的化学反应是新鲜的，“就是你可以看到每一个乐手的眼神，以及他们当下享受音乐的那个状态。这和以往我面对观众、乐队都在我身后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你就想尽量唱好、弹好，没有别的杂念。你可以和乐手互相看到、一起玩音乐的时候，安全感是百分百的。”

罗大佑站在鹿港的妈祖庙前唱《鹿港小镇》，从天亮唱到天黑，唱完最后一首《光阴的故事》，他招呼大家一起抬头，“看，月亮出来了。”暮色里，薄薄一片弯月下，他可以看到围坐在远处的听众，所有人和大自然彻底融合的气氛有一种很微妙的平静感。

有几场只有几十个观众围观，每首歌结束可能都不会有超过两秒的掌声，但一点也没关系，“我们也不期待这些东西，只是完全沉浸在音乐里。”现场的观众看起来好似很平静，但罗大佑知道那种兴奋感在他们的内心，“他们有快乐的会心一笑，不像以前那些演唱会那样所有人都情绪高昂，但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真正进入他们生活的状态。”

“宜花东鹿”的巡演中，吉他成了罗大佑最重要的乐器之一。“我们把巡演定调为‘走入乡间’、感受大自然，吉他的材质是木头，把木头带回到它的出产地、它曾经最原始的地方，我觉得这种无意间的联结是一种很棒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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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罗大佑收集了不少吉他，有一些跟着他辗转几十年，木柄上的漆都已经脱落到斑驳，有一些是新收入的藏品，因为某一个低音只有在这把琴上才能弹出。很多吉他被他带去过各大国际表演场地，但它们都离自己的出生地越来越遥远。我认为所有的生物还是要回到它原本出生的地方，去做一个仪式。“

策划“宜花东鹿”这场特别的巡演，罗大佑觉得是收到了大自然的信号。“它冥冥之中的意味像是在说，you guys need to stop or change。人是群居的动物，所以音乐一定是team work，不管在哪个时代，创作者都应该有能力用音乐说出自己的生活。在这个被疫情改变的时代里，我们做音乐的需要更多决心和真情。”

他曾在各种大型场地做过表演，无数次踏足台北小巨蛋、香港红磡体育馆、北京鸟巢等标志性场馆，所以他深知每一次的准备过程需要联结多少方面的力量，又要消耗多少能量。“这一次，我们希望演出可以直面土地和自然。全世界在过去几年里不断暖化，与此同时，科技日新月异，3C产品越来越丰富，生活步调越来越快，我觉得是时候放慢脚步了。”

在《当年离家的年轻人》巡演中，罗大佑重唱了《明天会更好》。这首歌写于1985年，几十年过去，它似乎仍然是欢庆晚会最合适的压轴曲目，而每当遇到大环境低迷、需要“共克时艰”的时候，它又是聚集群力、鼓舞士气的最佳选择。

之前罗大佑一直觉得自己不太擅长唱这首歌，“但好像人的年纪到了，觉得唱这首歌也不错。大家在兴奋、激动了一个晚上之后，把年轻甚至童年时听过的歌谣再整理一遍，好像第二天太阳升起来之后，会有个更好的明天。”

好像正是从那首歌诞生开始，罗大佑和所有人一起目睹了科技进步给世界带来的天翻地覆的改变，到如今，他甚至觉得那种进步的速度已经超过了文明衍化的正常范畴。资源和利益分配的两极化导致的失衡，让当年所期待的“更好”仍然只是理想化的期待，但他知道这才是常态，“人类永远在面临新的问题，然后在不知所措中调整自己、重新适应”。

创作也不得不跟随这样不断调试的过程。每一次重新演绎过去的作品时，罗大佑会和过去某个节点的自己狭路相逢，这首歌也不断与他的生命交织出新的轨迹。他在人生横轴上的坐标位置已经改变，但许多问题仍然只留未解的答案，他说，快满68岁的自己，听音乐听的都是里面的沧桑和生活的历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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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作品的方向，更回到谈‘初心’。这一点上，宜花东鹿也给我很大启发，生活中有很多美好，需要的是‘挖掘’，而不是‘创造’，美好和爱它本来就在，只是要把它找回来。所以我相信这个巡演的计划并非已经结束，而是音乐场景中的新起点。”

他总是在重新出发，所以在创作时还是无法轻易越过“瓶颈”这道坎，毕竟，怎样才算是真正的“好”，标准只有他自己知道。年轻的时候，为了磨歌词中的几个字，为了找到一首歌最舒服的状态，投下一年半载对他而言是常事。到如今，除了创作本身的压力之外，大环境的变化也让音乐创作面临新的挑战。

“现在手游、动画、电竞等层出不穷，有许多东西可以替代音乐曾有的娱乐作用。或者我们可以把它们统称为AI，它们和科技的结合，在声光效果上肯定更有吸引力。音乐是简单的，它只是一种和人的心理、表达有关的艺术形态，但我不认为它会被AI取代——AI没有办法让人的心得到应有的安宁，它无法做出真正属于‘人类’的作品来。”

罗大佑的作品于时代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突破了以往流行音乐的局限，歌词所达到的文学高度，也一扫旧时风气的滥觞，“歌词其实是把我们日常的对话用语言极致美感的形式表达出来，既然没有标准，你就得培养”。那时他翻阅了大量的诗集，古今中外都有涉猎，至今都对他影响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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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文字会一直留在脑袋里，因为它们已经达到了文字最美的一种境界。音乐也是同样的道理，比如美国民歌之父斯蒂芬·福斯特的曲子，比如20世纪60年代的那些歌曲，它们的美学达到某个巅峰后，会有一种外溢的力量，能够把人类共同的灵魂和心理结合在一起，会让我们变得更强大，去抵御外界的变化。”

罗大佑笃信这种力量，所以，即使眼下音乐传播的方式和影响力或许不同往昔，他也不会感到沮丧。“这个时代有这个时代的特性。比起之前什么都没有的古典音乐家，比如门德尔松、巴赫、舒伯特他们，我们已经幸运很多，作品能被录存下来，还能拿版税。”

古典乐从未退出演奏厅，肖邦、莫扎特等音乐家仍是精神领袖，“即使古典乐的影响力不再是排山倒海，但它们仍是存在的，它们不朽的价值足以让它们往下延续生命。方便面有方便面养活的一代人，但是花血、汗、泪完成作品的人，也会有帮他们下一代舒缓血、汗、泪的力量。”

所以不管身处一个怎样面貌的时代，都无须对它轻易失望。“我们活着的时候，尽量把人本身在‘人的世界’里应该扮演的角色做好。时代的意义或许就在于它‘存在’本身，这是现实，我们只是用我们身上剩余的那些，让它变得比较有‘人味’。‘人’的一撇一捺是应该互相支撑的，这还是我的信念。”

罗大佑记得很清楚，他于1985年3月9日离开台北，3月13日降落在纽约肯尼迪机场，自此往后，开始了近30年漂泊的日子。几年前他回到台北定居，想起那些离开的日子，好像绕了世界一大圈，一切都不过是冥冥之中、意料之外，但他终于回了家。

“1983年发行《未来的主人翁》的时候，未到30岁的自己根本不知道之后的三四十年会落脚在哪里。往好处想，就是生命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奇迹，所以有一天你终于回到了家乡，它又变成了一个新的地方，充满了惊奇，蛮珍贵的。”

离开家乡的时候，他也怀揣着各种“怯”，陌生的环境，未知的下一步，“完全不知道怎么办的那种绝境，会促使你做一个决定、迈出一个脚步。世界就是这样出现的，我当初的想法很简单，我想写歌，相比之下，‘音乐这条路不好走’，也不过是一件很小的事情。”积跬步才以至千里，他一直想用过来人的经验告诉年轻人，如果对世界你有想要表达的部分、对自己也有信心，当你发现没有突破的时候，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跳脱那个熟悉的空间，不要让自己成为限制前路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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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各地兜兜转转那么多年，罗大佑发现“回来”和当年“离开”有异曲同工的意义，如今，家乡可以给予他更多的养分、更多的安心。他带女儿回宜兰，一起去看他小时候上过的那间幼稚园，告诉她，自己当年不知道怎么和家里沟通、只能用唱歌来表达的过往。在女儿睡觉的时候，他突然想起小时候半梦半醒间听到父母轻声细语的谈话，小心拉开又合上抽屉的“嘶嘶”声，被遗忘的声音渐渐清晰，一遍遍向他重复，把上一代给予自己的浓烈情感渗透到下一代身上，有多么隆重的意义。

人生是单行道，只能往前行，总有些未竟之事在等待。“‘未完成’的目标不是什么宏大的概念，就是那些没有做完的事情，比如睡觉之前完成工作，可以让剩余的日子好过一些。或者是让家人更安定一点，大家在一起工作比上一次更愉快，自己的身体表现得比昨天甚至上个月更好一些。”

“断舍离”已经成为他的一个习惯，在生命的某个阶段，必须清空一些库存，不管是实体的物质，还是一些心境。“家里放不下上万张唱片，也放不下几千本书。你必须学习、习惯一个模式，每过一两年就更新一次自己，身边的人和事都会不停更新，在我们这个年纪，‘放下’必须是一种直觉，你已经没有太多时间去想要不要这件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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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到底，最重要的那件事，就是“心安”。“生活越来越便利，但我们好像没有因此变得更安心。人类经过那么多年的共同奋斗，甚至走出了地球，可基本的心还是不安的。去到越来越远的地方，人的相处却依然不平和，那不是白奋斗了吗？”

罗大佑觉得“常期望安定，也渴望即兴”是个不错的概括。在不确定和安定之间不断寻找平衡，整个宇宙的语言大致如此。“动者恒动，静者恒静，人不是动或静的任何一种，而是始终处于两者之间。人就是在活动和休息之间，在日出与日落之间，在阴与阳之间，在各种变化之间寻找自己和自己的伴侣。快乐平安的感觉不需要刻意的微笑，也能感到安定。”

监制 / 王珺 

编辑 / 何卿 

摄影 / Yung Hua Chen 

造型 / Edie Lai

总制片&艺人合作 / 刘希艾 

采访&撰文 / 李冰清 

化妆 / Wan Yu 

发型 / Flux Kenny

制片 / 毛敦 

摄影助理 / Yeh Hsin-Hung 

场地 / A. stone 

版式设计 / 孙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