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高仓健（1931.2.16—2014.11.10），原名小田刚一，日本著名男演员，主演过《追捕》、《车站》、《千里走单骑》、《致亲爱的你》等204部电影。这篇饱含着追忆母亲之情的《期待着你的夸奖》，为他赢得了1993年第13届日本文艺大奖的最佳随笔奖。

　　1

　　我的一生，母亲很少夸奖我。但母亲的教育对我影响最大。

　　母亲的教育是“斯巴达”式的。我从小就非常挑食，我只要说一声不喜欢吃鱼，她就故意摆上带有鱼头的整条鱼。母亲说：“乃木大将曾被迫吃不爱吃的东西，到后来他就习惯了。”我说：“我不想当乃木大将。”那些年，母亲把我吃剩下的东西连续十来天反复端到饭桌上。她真是太固执了。

　　上小学没有多久，我患上了肺浸润，每天静养，花了一年时间才治好。

　　据说这是肺结核的初期症状。当时是一种令人非常恐惧的传染病。因身体虚弱，太阳穴上鼓起细细的青色的血管，休养期间，我被迫与他人隔离，就这样，小学二年级休学了一整年。

　　一年365天，母亲每天都做鳗鱼给我补养。那时候，河里鳗鱼很多，附近的人钓上来，母亲在他们卖给鱼店前，抢先买来做给我吃。我虽然年幼，但也能理解母亲是想让我多吃鳗鱼，好快点痊愈。可每天都吃鳗鱼真是够呛，直到如今我对鳗鱼还是心有余悸。

　　那时因为必须静养，所以我能干的事情只有读书。但是，如果发烧，就连书也不能读了。因此，在量体温的时候，我常常在腋下做些手脚，蒙混过关。这样我就可以多读一些书了。

　　一年后，病愈重返校园时，我的成绩出众，对于同班同学读不出的字，我也不发怵，语文和历史进步也很大。

　　2

　　母亲看了我演的《八甲田山》之后对我说：“你也演过这么长时间的戏了，能不能要个好点的角色？我不忍心看你在那样的大雪天里，像个雪人一样在地上爬来滚去的。你演过这么多戏了，要个好点的角色吧。”

　　母亲知道，我的皮肤经常容易皲裂，受冻后很容易裂口子。

　　我曾经为武侠电影拍过广告，身上画着刺青，手持大刀，背对镜头，脚后跟上贴着肉色橡皮膏。母亲说：“这孩子，脚跟又冻裂了，可不，还贴着橡皮膏呢！”因为是全身的广告，别人都没有注意到我脚上的橡皮膏，可是母亲还是发现了。她说：“这孩子，真可怜。”

　　这就是母亲，可敬的母亲。

　　我演的电影，母亲基本上都看过。可是我妹妹不愿同她一起去看。母亲看我的电影是去看自己的儿子，并不是看我扮演的角色，所以经常自言自语，比如“从身后偷袭，胆小鬼！”“你敢！”“快跑！”她嘴里说个不停。妹妹说这对周围的观众造成影响，实在不好意思，所以不愿同母亲一起去看电影。

　　母亲每年都寄来照片……我离婚之后，每年都有相亲照，并附上对方的简历。

　　母亲的家族里从事教育的人很多，有的还当过中学校长，母亲也当过教师。她经常给我写信说：“你变得孑然一人，真可怜！”她也常写：“你真不幸啊！”

　　她从未见过我去拍外景时人们“呼啦”一下围上来的情景，从不知道我收到多少影迷的来信，所以，她无法想象我的生活。

　　她每次给我写信都说：“一想到你每天回到家，连一个迎接的人也没有，就觉得你很可怜。”“妈妈，我比你想象的可强多了，很多女性喜欢我。” “傻瓜！”妈妈这样说。

　　母亲真是又顽固，又善良，而且那么心疼人。

　　我之所以如此努力冲刺，就是为了获得她的一句夸奖。

　　3

　　母亲老了，我想送给母亲一件大礼物，于是在九州的海边建造了一幢房子。它建筑在岩壁上，从那里可以望大海，离开公路再步行一段即可到达。可是……考虑到母亲同她的朋友们去那里时，可能会因防范措施不够而感到不安全，又特意安装了电子警报器。

　　那是阳光明媚的地方，关着阳台的玻璃门可远眺大海，虽然不会觉得寒冷，但是却听不到大海的涛声。为此，我安装了专门发出浪声的音响设备，在面对大海的位置安装了摇椅。厨房建得很大，墙壁上镶嵌花瓶，房间里装饰着“皮诺其欧”娃娃，然后雇请优秀的管理员。

　　好不容易完成这一切，你猜她老人家怎么说？“下那台阶太费劲，我不去。”真让人没办法。结果，她一次也没去过那里。

　　母亲去世时，我没参加她的遗体告别仪式。当时我在拍摄《啊，嗯》里的一个重要镜头。未能出席母亲的葬礼，实在让我伤心。

　　摄影告一段落，我匆匆赶回家。

　　飞机降落在雨过天晴的机场上，像往常一样，电器店的门田前来接我。

　　他也察觉到我的心境，我们在车内保持长时间的沉默。

　　回家的路上，我让门田在菩堤寺前停车，拜谒母亲的坟墓。

　　在母亲的墓前，我思绪万千，儿时的记忆连续不断地在眼前闪过：

　　冒着寒风玩耍后回到家里，膝盖和大腿被冻得如同橡皮般粗糙，洗澡时，母亲用棕刷为我擦洗，好痛啊！

　　那时候，我的脚后跟冻裂了，母亲便用烧热的铁筷，熔化一种黑色的药膏，涂在我的伤口处。

　　一件件往事在我的脑海里不停映现。

　　直到我的裤子被露水打湿，冷到腿上，才回过神来。

　　不知不觉，四周飘起乳白色的雾霭，墓石上的字迹也变得模糊起来，供奉的六月菊上也沾满了露珠。

　　母亲，只有母亲才能察觉到我身上肉色橡皮膏下面的脚后跟的裂口，可是，她已经不在人世了。

　　妈妈，我期望得到你的夸奖，就是为了这个，我背着你讨厌的刺青，污血溅身;去那遥远的夕张煤矿，拍摄《幸福的黄手帕》;在冰天雪地里，拍摄《八甲田山》;去北极、南极、阿拉斯加、非洲，奋力冲了30多年。

　　离别是如此悲戚！

　　总是如此……

　　不管是什么样的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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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说高仓健：一位古代君子

　文/新浪专栏 水煮娱 方希

　　2013年5月，因为《张艺谋的作业》英文版的需要，我补充采访了张艺谋。这次采访提到了很多在原书逻辑中没有出现的内容：合作者。其中有一段说的是高仓健。昨天惊闻高仓健去世，把因故搁置的录音资料找出来，整理如下。

　　“高仓健是一位古代的谦谦君子。我们去形容一位君子的所有词放在他身上，谦让、坚忍、高迈、温厚……都绝不过分。”张艺谋说。

　　张艺谋管斯皮尔伯格叫老斯，管高仓健叫老高，凡是国外的合作者，都这么个叫法。提起高仓健的时候，他面上流露出的表情，是在提到其他电影人的时候很少见到的。他们一个是导演，一个是演员，他们曾经亲密相处过接近一年的时间。高仓健身上温润强大的气场，在张艺谋回忆他的时候，听者也能清晰地捕捉到。

　　《千里走单骑》拍摄现场。高仓健的戏拍完了，接下来还有别的戏。张艺谋跟高仓健说：“老高，今天的戏结束了，请先回去休息吧。”高仓健答应，行礼走了。张艺谋自己拍了半天戏，正要收工，一扭头，发现高仓健在远处站着，看着片场。张艺谋急了，高仓健当年已经七十多了，这一站至少俩多小时。高仓健远远朝大家鞠了一躬，上车走了。张艺谋赶紧找翻译：“不是早就让回去了吗？有什么问题吗？”翻译说，高仓健觉得，大家都在工作，他也不能离开。不过高仓健不愿意打搅大家，就在不起眼的地方陪着，也不坐，就这么站着。

　　高仓健在片场不坐，张艺谋第一次拍片把片场所有的椅子全撤掉。监视器底下焊出个架子，站着看监视器。“一个那么德高望重的老演员，出于对工作的敬畏，八个小时，十个小时不坐，谁敢坐？谁能坐？这是一部我全程站着拍完的电影。”张艺谋说。

　　在云南拍摄，紫外线很强，没几天，高仓健有些晒黑了。张艺谋命场工小徐给高仓健打伞挡着。高仓健不乐意，张艺谋解释，这不是对你的特别对待，因为晒黑了之后，肤色有差别，前后镜头接不起来。高仓健才勉强答应。场工小徐是片场里常见的干杂活的零工，给高仓健打了三天伞，高仓健坚决不再接受，自己站在树底下。有一天高仓健很不经意地，把手上的表摘下来送给小徐。小徐吓坏了，受宠若惊。大家跟小徐开玩笑，这表至少值十几万，可贵着呢，你可得收好了，不许卖。小徐懵头懵脑地说：“不卖，不卖！打死也不卖！”

　　张艺谋说，这是老派的做法，他感念所有人为他做的一切，即使这不过是别人的工作。他不喜欢麻烦别人，不喜欢被特殊对待。“我非常欣赏这种带有古典气息的做派，这种体谅人的修养，我没有。”

　　2008年5月，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指挥部，高仓健不期而至，张艺谋说，“我当时很意外。”高仓健找了两位日本国宝级的制刀大师，花了一年的时间，为张艺谋打了一把刀。刀和鞘分开，装刀和鞘的木盒盖里面用毛笔写着：“守护张艺谋高仓健祈福”。这既是兵器，也是国器，要出境，需要日本军方等几个部门的批准。高仓健为此奔波了一番，终于拿到了宝刀出境的证明。高仓健说，这把刀已经被高僧念经开了光，希望它能守护你，让奥运会开幕式获得伟大的成功。

　　张艺谋不知说什么好，俩人在镜头里有几处拥抱，这大概是张艺谋极少见的跟朋友在镜头前如此自然地亲近。高仓健知道张艺谋很忙，送完刀第二天一早的飞机就回了日本。

　　过了很久之后，张艺谋才从别人那里辗转得知，高仓健知道张艺谋压力极大，在一个大雪天，坐了四五个小时的车，到东京外深山里的一处寺庙，替张艺谋祈福。

　　深雪孤寺，古木参天，空旷的大厅里只有高仓健和主持祈福仪式的和尚。高仓健写了一张祷词给和尚，大意是：我是高仓健，我的朋友张艺谋担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总导演，他面临的任务很艰巨，我祈愿他顺利、成功。钟声悠远，铃音清脆。张艺谋对这个场景的描述，充满了画面感。

　　祈祷仪式经历了半个多小时，高仓健又在大雪里坐了四五个小时的车，回到家中。他始终没有对张艺谋提及此事。

　　高仓健是看过《我的父亲母亲》和《一个都不能少》，非常喜欢张艺谋的电影，俩人后来见面，相约合作一部电影。《千里走单骑》这部电影就是专为高仓健而做，准备了五年的时间，而高仓健也等了五年。拍完电影之后，俩人的关系非常近，不是物理上的近——俩人除了仅有的几次拜访，几乎不见面——甚至也不是语言的，他们俩，没了翻译，谁也听不懂对方说什么。但他们的互访、闲坐、交流，确实能感觉两人心气相通，高仓健对张艺谋，也远已不是一般合作关系良好的导演和演员的关系。他们有着某种相似，沉默的、隐忍的、冷峻的、热烈的。连表情都有接近的地方，只是张艺谋长得更苦一些。

　　高仓健要送人东西，往往非常自然和随意。比如他送给张艺谋衣服和手表。都是自己先穿戴在身上，在谈了几个小时要分手的时候，才随意说：这件衣服我穿着不大合适，可能你要合适些，要不你试一下。试了之后，高仓健就让张艺谋带走。一开始张艺谋还不以为意，后来发现，衣服明显是照着自己的身量订的，而手表也是照着张艺谋手腕的长度调好了。高仓健比较高，手也比张艺谋粗一些。几个小时里，他就这样带着一块很紧的手表，一件不合身的衣服，和张艺谋聊天。他一切都准备好了，你甚至都不知道他从何处得知你的尺寸，但他怕你难为情，觉得礼太重，或者没有带回礼，就这样让你舒服地，让你觉得这是朋友之间很自然地转让，而不是一次隆重的赠礼。

　　“默默地，守望地，不打搅，但你又能感受到这种丰沛的、古典的情谊。”张艺谋说，每次见到高仓健，他都不觉感慨，礼仪和真意融合起来，是一种极为强大的人格力量。古代的君子，亦不过如此。

　　张艺谋的着装风格，大概可以以高仓健的建议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基本上就是凑合，瞎穿。张艺谋的注意力不在这上面。直到高仓健跟他建议，作为一个国际性导演，虽然有自己的性格和倾向，但是着装若有些许讲究的自己的风格，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此后，张艺谋果然注意起来。他有视觉审美上的优势，日常的穿着，看起来仿佛不经意，但搭配极为舒服精致。高仓健送给张艺谋的衣服，风格和张艺谋自己的选择非常接近，看似普通，在不明显的地方，有精心跳脱的设计。

　　张艺谋在日本的王子酒店咖啡厅和高仓健坐着谈话，高仓健侧背对着大厅，而张艺谋斜对着大厅。在他们谈话的一个多小时里，张艺谋注意到，来往的人，只要认出了高仓健，都站定，隔着十几二十米的距离，向高仓健鞠躬后走开，而高仓健根本看不见。张艺谋感叹：“他在日本是电影皇帝级的人物，地位极尊。虽然你知道这些，但你亲眼看到，无论是电影后辈，还是普通路人对他溢于言表的尊重，还是震动的。”

　　在酒店跟高仓健告别后，张艺谋一行人回屋收拾行李、打电话、安排各种事宜，到酒店的停车场一通装车之后，车启动，驶出停车场，就在车拐弯的地方，车上的人突然发现，在停车场挺偏僻的一个角落，高仓健正给驶出的张艺谋一行鞠躬送行。张艺谋赶紧给高仓健身边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回答说，高仓健在告别之后就到了停车场等候，张艺谋掐表一算，三个小时。那时候高仓健八十岁。张艺谋很愧疚，早知高仓健还没有离开，什么行李不行李的，哪有那么多破事儿，怎么能劳动他在空气污浊的停车场等这么久？

　　“所以后来我就不敢见他。他对你的这种礼遇，作为后生晚辈来说，觉得接不住，情分太重。但对他来说，一切都很自然。他就是这样的人。”张艺谋说，每次去日本，都不想惊动他，怕麻烦他，劳累他，不敢去打招呼，但不去呢，心里又过意不去。

　　张艺谋对高仓健身上的一件事描述得非常详细。1989年，高仓健在拍摄《情义知多少》的时候，母亲去世。全日本的媒体涌到高仓健的老家，拍摄葬礼。高仓健并没有在葬礼上出现。媒体一片骂声，有的说得非常恶毒。

　　葬礼第二天，天还没有亮，守墓地的人发现墓地边上有一辆车，根据车上的雨滴和落花判断，车已经在那里停了几个小时了，车窗开着，里面一个人，正对着高仓健母亲的墓地痴望。守墓人突然意识到这就是高仓健，疾步走过去，车窗无声升起，车轻轻离去。

　　高仓健对周围的朋友说：我对我母亲的祭奠，是在我心里，我不需要别人知道。

　　高仓健在拍摄《千里走单骑》的时候，无论走到哪里，卸下行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母亲的照片拿出来，在房间里找一个最好的地方摆上，轻轻给母亲念叨现在到哪儿了，情况怎么样。他对剧组从来不提什么要求，唯一提的就是，哪里可以买到新鲜的花。

　　张艺谋曾经见过那张照片，那都不是一张典雅的头像，而是荷花池边上，高仓健的母亲带着几个孩子，高仓健正在池边玩耍。

        张艺谋忍功超强，多年来，对他的诬陷和流言不断，他极少出来澄清应对。高仓健对骂声的态度，张艺谋遥遥相和。这可能出自于他们相似的部分，而高仓健对事情的处理，大约也给了张艺谋一些力量吧。

　　“我非常景仰他，”张艺谋说，几秒钟的停顿之后，他说，“我很景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