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郎翻红,但刀郎们已经快消失了-八卦帝

刀郎翻红,但刀郎们已经快消失了

新周刊内地男星 2023-08-02 16:50:3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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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歌和一个歌手的命运，要考虑到时代的进程，任何关于庸俗的指责，都应慎之又慎。

作者 | 曹吉利

编辑 | 谭山山

题图 | 视觉中国

对于出生在2000年之后的网络群体而言，这一段时间霸占热搜的刀郎自然是陌生的。他们既没有经历过“2002年的第一场雪”，也不知道“冲动的惩罚”是什么。

刀郎对于那个时代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在那些年的手机彩铃里、县城小店震耳欲聋的音响里、出租车司机的广播里，刀郎是名副其实的国民歌手。哪怕是他的成名曲《2002年的第一场雪》发布一年之后，赵本山在2005年春晚小品《功夫》中化用其中一句歌词“2003年的第一场雪，比2002年来得稍晚了一些”，依然立刻引起满场欢呼。

《2002年的第一场雪》专辑封面。

但这种时隔多年的不熟悉，并不妨碍年轻网民在刀郎新歌《罗刹海市》发布后，熟练地选边站队。他们迅速地回顾历史，几天之内就对当年的八卦细节如数家珍，然后脑补出一场复仇大戏：早年刀郎在高点后沉寂，就是出于主流乐坛的打压；如今这首新歌，充斥着对黑白不分、美丑颠倒的讽刺；十年磨一剑，新歌狠狠地回击了当年的质疑。

有关《罗刹海市》的逐句解读以及八卦旧闻的整理分析，网络上已经有相当多讨论，在此不必再作赘述。倒是由这出“刀郎复仇记”延伸的一些问题，值得稍作思索：

刀郎的新歌是不是一首好歌？支持刀郎的网民，就一定是“对”的吗？今天的刀郎，与世纪初流行的那个刀郎，究竟还有多大关系？以及，雅和俗的标准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

对于这类问题，公众总是期待简单而坚决的答案，但现实往往复杂又暧昧。比如当刀郎的“十年打磨”“由俗变雅”成为一种流行叙事时，人们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事实：2020年、2021年，刀郎接连推出《弹词话本》《世间的每个人》这两张专辑，已显露风格转型的端倪；但直到今年专辑《山歌寥哉》爆火之前，这一系列作品关注者寥寥，是实实在在的“山歌寥哉”。

所以，尽管不愿意承认，但正如很多评论所说，相比于刀郎的音乐，大多数人还是更爱他的“复仇故事”。

“报仇”的刀郎，可不是当年的刀郎

《罗刹海市》取材于蒲松龄创作的同名小说，融合民间音乐的韵律，再配上唢呐等民族乐器，很符合近些年“大俗即大雅”的审美风向。尽管歌词第一时间听不明白，旋律乍一听也不算传统意义上的动人，但把叙事性和民族性糅进音乐的尝试，是近些年文化自信格外高涨的公众所乐见的。

换句话说，这样的音乐很容易让人感到一种“高级感”。当然，刀郎并不是此类风格的开创者，远有把摇滚与二人转结合的二手玫瑰、与西北花儿结合的苏阳，近有热衷于在各类流行歌里插入民歌的龚琳娜、谭维维。但这种高级感出现在刀郎身上，还是让人感觉耳目一新，毕竟，20年前，他传唱度最高的歌里唱的还是“你是我的情人，像玫瑰花一样的女人”。

看上去，刀郎的音乐造诣提高了，配合当年所受的委屈，哪怕当事人从未表态，大家也愿意相信他完成了一场扬眉吐气的复仇壮举。在这次热热闹闹的站队中，相当一部分人沉浸于朴素的“娱乐圈正义感”：由下而上的突破者，击败了由上而下的俯视者，后来者打败了前者，被讽刺者回击了讽刺者，大众喜欢的击败了自诩高雅的，统统应该得到支持。

刀郎《北方的天空下》专辑封面。

但就像歌里所唱，“听歌的人最无情”，这种群体性的支持往往并不坚固。

比如，谁还记得，这次位列被刀郎“报仇”的四大音乐人之一的杨坤，在三年前一场极其相似的争论当中，还是受到网民鼎力支持的一方？

2020年，杨坤在直播间里怒批喊麦神曲《惊雷》：“太恶心，俗气……要旋律没旋律，要节奏没节奏，要律动没律动，神马玩意儿。”作者MC六道回应杨坤：“如果没人喜欢的话，它也不可能这么火。”随后引发网民的口诛笔伐。

在流行音乐的审美品位一路俯冲向下的时代，MC六道的问题在于“丑而不自知”，不仅没有立正挨打，还要一再反驳，结果说得越多，暴露的问题越多。要是他一开始就明白流量无分好坏都能变现的道理，大大方方地自嘲，甚至下场和网友一起调侃，画风或许又不同了。

如果说两场争论中的MC六道和刀郎都一定程度上象征着大众文化，那前者遭到挖苦、后者受到支持的一大原因，应该是刀郎的《罗刹海市》是雅的——准确地说，是看上去雅。公众发自内心地支持一种能被广泛接受的、看上去雅的音乐，而更雅一些或者更俗一些、更大众一些或者更小众一些，都有随时被推到舆论对立面的风险。

刀郎此前对于那英评论的回应截屏。

《惊雷》的确如MC六道回怼时所说的那样，“比杨坤任何一首歌都火”，喊麦的受众够广，但是观感实在太俗。刀郎早期的歌曲也是一样，“我确定我就是那一只披着羊皮的狼，而你是我的猎物，是我嘴里的羔羊”，和今天的《罗刹海市》放在一起，观感大相径庭。

所以说，大众的音乐审美偏好，本就模糊，当其中掺杂了一些道德判断之后，就更加多变了。有很多人听，却被批评低俗的MC六道，挨骂；拥有众多粉丝，但被指责不谦虚的说唱歌手小鬼，挨骂；曾经被评论俗气，但又带着一首高级的讽刺歌曲归来的刀郎，被夸。

从这个角度看，今天“复仇”的刀郎，已经不是当年唱遍大街小巷的刀郎，他早就换了一套表达方式。消解当年“俗气”质疑的办法，是用了十年时间变得更高级、更高雅，这大概是这场看似一边倒的“复仇”中，值得玩味之处。

当年的那英、杨坤、汪峰，

也曾是“非主流”

雅俗之争在乐坛由来已久，如果只将这种争论理解为上位歌手对草根歌手的压制，那就太庸俗化了。这种争论的背后，是审美话语权的拉锯：到底谁才有资格定义什么是好音乐？

从这个维度来看，今天被网友放在刀郎对立面的那英、杨坤、汪峰、高晓松等，都经历过从非主流走向主流的历史，也是特定时代的草根歌手。

先说那英。

上世纪80年代，那首日后广为传唱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因为太过轻快、太过讨好年轻人而受到批评。作者谷建芬索性办了一个培训班，培养通俗歌手，那英以及之后成名的孙楠、毛阿敏等人，都曾在她这里接受学习。那时，年轻的“那英”们，会思考自己的音乐是俗气还是不俗气吗？

再说杨坤。

1991年，爱好唱歌的杨坤19岁，唱了两首当时正流行的童安格的歌，顺利考入内蒙古武警文工团。在这之前，他是工厂的工人，也是文艺骨干。两年后，怀揣更大梦想的杨坤告别家乡，闯荡北京，在酒吧里唱了近十年，终于在新世纪初赶上了唱片业的落日余晖。2002年的专辑《无所谓》和2003年的专辑《那一天》，卖了上百万张。

那英与杨坤曾一起担任《中国好声音》导师。

至于汪峰和高晓松的故事，则已经被更多人知晓。他们都曾是“大院”的异类，前者从中央音乐学院的科班体系中跳出，走上摇滚之路，后者刷新了一代人对校园歌曲的认知。

崔健挽着裤脚走上舞台，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中吼出一曲《一无所有》，成为80年代的一个注脚。对音乐的解释权从此被下放，什么是好音乐，人人都能说上两句。在随后漫长的雅与俗、精英与草根的话语权碰撞中，不断有人下沉，又有人上浮，曾经的好歌后来听上去俗不可耐，曾经的口水歌日后却成为经典，连大众的口味也在时代中走马灯般转换，谁又能说自己总能占领雅俗共赏的高地呢？

所以，如果一定要说“那英”们犯了什么错，就是话说得太早也太满，没有想到刀郎们也有变雅的一天——也许，站在顶点的人，总会或多或少地误以为自己来到顶点的过程独一无二、难以复刻。

就像一些网友揶揄的那样，今天回过头看，同样是世纪初的流行音乐，“城市那么空”“回忆那么凶”的杨坤，又比“站在八楼前等二路汽车”的刀郎，高级到哪里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