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5日，在万晓利新专辑《天秤之舟》的发布会上，他和民谣圈朋友们又聚在了一起。在台上集体合影时，万晓利站在最后一排，努力往后躲。旁边的台湾音乐人万芳只好做一个托手示意的动作，仿佛在提示主角的位置。（万晓利工作室供图/图）

2013年底搬家到杭州后，万晓利和民谣圈的朋友聚少离多。他眼看要发布第四张专辑《天秤之舟/牙齿，菠菜和豆腐与诗人，流浪汉和门徒》，出道刚好20年，大家就撺掇他把发布会办成聚会。

结果，聚会的排场比万晓利想象得大，足足能容纳400个观众。从前他肯定会抗拒，但从2015年发布上张专辑《太阳看起来圆圆的》开始，他就不再独自演出，身边有了乐队。“不是我一个人了，大家真的需要我去配合。”万晓利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

万晓利把发布会的筹备事项交给女儿万畅，就安心地写歌去了。

2017年11月5日，十二位民谣歌手陆续来到杭州。前一天，老狼早早开始彩排，戏称自己唱的是“养生民谣”。自称万晓利“头号粉丝”的宋冬野最年轻，积极地招呼现场歌迷，签名拍照。李志最晚到，“有个小演出，去赚钱了”。周云蓬的导盲犬熊熊在舞台周围蹿上蹿下，一下扑到了宋冬野怀里。

当天万晓利唱了六首新歌。其他人接着上台，唱歌，谈陈年旧事，讲彼此如何结识。台湾音乐人万芳是其中唯一的女性，与大家相识最晚，她在发布会上调侃：“很多人说，你是现在才认识他们，他们现在都不烟不酒了”。

人们察觉，万晓利近几年变化不小，戒了烟酒，更愿意和人交流。“以前他是局促地躲着你，现在他是局促地跟你说话。”宋冬野曾一本正经地告诉媒体。

演出前，万晓利不时抽空去后台打坐。他似乎不大适应做主人，舞台上头集体合影时，他站在最后一排，努力往后躲。旁边的万芳只好做一个托手示意的动作，仿佛在提示主角的位置。

接受视频采访时，万晓利双手攥着话筒线不住揉搓。摄影师刚提醒“万总，这话筒有些接触不良”，那话筒线就啪嗒一下掉在地上。“可能还是有些紧张。”“万总”仓皇地拾起话筒，一脸尴尬的微笑。

朋友们一面感慨“晓利其实挺会说话”，一面又调侃“晓利的笑容还是这么害羞”。二十年倏忽而逝，按万晓利的说法，他变了，也没变。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

1990年代中期，校园民谣还广受欢迎，邯郸磁县人万晓利和无数青年一起进了北京。他在酒厂上班，早早结婚生子，一个月挣170块钱，妻子在厂里做经销，工资比他略高。他“大门不出”地自学古典吉他，买琴攒了几个月工资，一次性支出六百多块钱。

1995年开始，万晓利每年去一趟北京，随身带着自己写的二十多首歌，“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出张专辑”。他去了几家唱片公司，效果不彰，只有供职汉唐文化的郭涌告诉他：作品挺好，但现在不会有什么机会。

网上关于郭涌的消息不多。他的经历跟万晓利很像，从寄歌曲小样开始，幸运的是能跟汉唐文化签约。青年们都梦想得到唱片公司垂青，万晓利认识了浙江青年钟立风，后者已经不屈不挠地等了两年。

1997年，郭涌跟人合伙开了家名叫“不插电”的酒吧，遇到了又来北京的万晓利。“他说你现在在哪，我说这次刚来。‘你想不想去我那里唱歌？’我说好。”万晓利回忆，他接着在颐和园边上的小村租了间房，骑自行车去“不插电”唱歌。他懒得办暂住证，遇上警察检查，就绕道北京电视台后面。他有了收入，安顿下来，才把妻女都接到北京。

万晓利唱了五年酒吧，每周三四次，大多唱自己的原创，偶尔也唱喜欢的歌，齐秦、崔健、罗大佑……“你唱久了会发现大家并不是在听歌，那种松弛感会建立起来，这么漫长。”他起初唱完就独自待在角落里，后来逐渐有了朋友。“冲着听你歌来的朋友，请你喝酒，慢慢也就坐在他们桌子上了。”

新疆克拉玛依歌手马条在“不插电”第一次见到万晓利。“有一天进来一个瘦瘦的人，弹琴、唱歌。”马条在发布会上模仿万晓利当年的唱腔，那些歌词已经不知所终，“我看这不是街上能听到的，简直是一个奇葩。从那以后我开始缠着他，天天跟他喝酒，跟他做朋友。”

2001年，野孩子乐队在三里屯南街创立了“河酒吧”。那是中国Livehouse的雏形，这种场地设备远好于普通酒吧。万晓利和邯郸老乡小河每周三搭伴演出，一人半场，号称“星期三的旅行”。

“跟小河、晓利他们一起特别舒服。我那阵子看什么东西都像隔着一层热气，就是青春的那种巅峰状态，觉得一切都太美了。”野孩子乐队的歌手张玮玮曾在“纪念河酒吧10周年”的音乐会上感叹。

“有一次喝着酒，小河转眼就没影儿了，出去街上见人就抱，还跑去将人家出租车司机拉出来：‘哥们儿一起跳个舞吧！’”张玮玮继续说道。

万晓利偶尔想起自己来北京的初衷——“不是为了去酒吧唱歌”——最开始带来的二十几首歌逐渐被他抛弃，“现在几乎不怎么想起，甚至都忘了，印象中可能就是那种有点强说愁的东西”。等待遥遥无期，他不再主动寻找唱片公司了，“觉得没有希望了，就不找了，唱唱算了”。

希望在2002年出现，经人引荐，厂牌Badhead同时签下万晓利和小河。他们像往常一样，一人半场，在酒吧里各自录制了头一张专辑。

万晓利的专辑叫《走过来，走过去》，现实感颇强。他写国企下岗者、老夫少妻，还回忆母亲、嘲弄爱情。他后来将其总结为：“高昂的、情绪的，关注生活节奏、生活细节的一种东西。”

拿到卡带时正值冬日，万晓利戴着耳机猫在被窝里听，出了一身汗，却没听完。和棚里录制的音乐相比，现场效果差距太大，情绪表现得也太过。他大功告成，倍感失落。

朋友们还是为他高兴，聚会时大家上了桌子，热烈拥抱。野孩子乐队的郭龙突然冒出来一个词语：精灵。万晓利印象深刻，把它写进了下一张专辑：“那片阳光被刻在空中/黯哑的灰尘变成精灵”。

▲2014年，韩寒把他翻唱的《女儿情》作为电影插曲；2015年，李健在《我是歌手》里翻唱了他的《陀螺》。万晓利的名字在大众视野晃了两次，人们涌进他的微博留言，他没有微博客户端，看不见。（万晓利工作室供图/图）

万晓利接下来买了台电脑，用来学编曲。软件没有中文版，他又不通英语，就把单词形状硬记下来，琢磨用法。朋友们来聚会，万晓利就向他们展示电脑的神奇，“可以一遍一遍来，直到录得满意为止。”他趁酒劲即兴演奏，录下来，第二天酒醒后一听“特别好”，就整理谱词，有了那首《鸟语》。

过去创作，万晓利都要写谱，到这个阶段开始直接录音，“靠直觉来创作”。他接连写了几首新歌，握在手里。有朋友帮忙引荐，他就去谈，极少主动游说唱片公司。“不是不想，是没有这方面的能力。”万晓利坚持认为，自己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万晓利一边写歌，一边给钟立风的第一张专辑编曲。他“唱不动了”，再不想去酒吧，没了收入。万畅记得家里的窘迫情况：“如果下个月再不赚钱的话，可能他真的会有这种想法：要不回家改行算了，就到这种地步了。”

但万晓利认为没那么糟。引进先进技术后，他一直录音，再想尽办法地完善：“只要不想这些事，太美了，天天可以掌握自己的音乐，让它怎么样就怎么样。”他在快乐中写完了《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并把歌名定为专辑名字。歌词意味深长：“丰盛的酒席已准备好/尊贵的客人却没来到/熟睡的女儿露出笑靥/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2006年，万晓利在新民谣运动音乐节上遇见了老狼，把新专辑给他听。过了几个月，万晓利一大早接到了回音。他躺在床上，听老狼在电话那头赞不绝口。在老狼引荐下，独立厂牌“十三月”发行了这张专辑，老狼还受邀担任了专辑的和声。

名利接踵而至。万晓利举行了第一场个人音乐会，拿了奖，“十三月”投放了主题是“我认识万晓利”的大幅广告。在北京地铁1号线，复兴门到大望路两站之间铺满了印着他大照片的海报，据媒体讲，“原本给郭德纲准备的广告位挪给了万晓利”。

万晓利难为情，生怕旁边有人认出他来，各种活动邀约也令他不适。他出席选秀、义演和各类颁奖典礼，“有些根本不去的场合都去了”，又接受了大量采访。他每说一句话都要思考良久，习惯留到现在，他越想说好，就越说不好，“特别懊悔，特别烦自己的表达”。

“很害怕，逐渐就算了。”万晓利发现自己无法承担出名的代价，开始满足于当时的快乐，“那时候也没有太多的所谓的民谣新人”。

一个插曲是，Badhead厂牌在2008年关闭了，并入了创立它的摩登天空公司。在它存在的十年间，世界变了，另类的作品逐渐主流起来。

2010年，老狼去万晓利家吃饭，餐食很简单——馒头就炒白菜。据他观察，万晓利的精神状态在抑郁边缘。他后来向媒体形容，“他那一路太偏了，太自我了，虽然确实很棒。他是属于坠入自己音乐的那种人，他被他自己的东西控制了。”

万晓利不想重复，给自己提了诸多要求：吉他不要扫弦，全部是分解；不要常规地分解和弦，最好是独创的；不要有别的乐器，不要鼓，不要贝斯，不要第二把吉他。甚至，歌词里不能出现“我”。他希望新专辑好过第二张，至少感觉得是“高级的”。

实验结果令人兴奋，但情况变糟了。万晓利一天到晚足不出户，喝白酒写歌，脚下就是酒瓶。“醉的过程中也做了很多东西，觉得陶醉了，不行再喝点。在沙发上边听边喝，然后就睡着了。”那时候已经是早上七八点了，他白天睡觉，晚上工作。家人起床时，他深感愧疚，就借酒劲睡着，周而复始。

万晓利开始头疼，起初以为是宿醉。后来看医生，什么毛病都没有，据说乃是“精神性头痛”。“头疼得让他没有办法工作、生活，一塌糊涂。”万畅回忆。有一次在广州演出，万晓利在饭桌上喝了些酒，忽然体力不支。大家聊着天，他直接在桌旁睡着了。

勉强接少量演出，万晓利都要在演出前“攒攒劲儿”。一次演出旅途中，他的右脚有三根脚趾忽然毫无感觉。“麻了，挠它也没反应，像隔了一层布。”麻木持续了半年多，渐渐侵袭到他的手和肩膀。唱到一半，他每每要甩弹琴的手，那儿已经全麻了。

创作难以为继，五年没有新专辑，万晓利尽全力提起笔，却只能写出来一句：“不想去买菜，不想去做饭，不想洗澡，不想洗脸，不想去做饭，不想上街，不想看电影，不想睡觉，不想……”中医给他号脉，说不能再喝酒。朋友拉他爬山、野营，让他感觉自然的辽阔。他写下《库布齐》，把那种感觉形容为“你逃出冬天的锁”。

2013年年底开始，万晓利戒烟戒酒，开始着迷于庄子及禅佛道之类的书籍。遇到困难，他打坐一会儿，放空自己。

万晓利的民谣圈朋友陆续地离开北京。周云蓬、张玮玮和郭龙都去了大理。万晓利考虑过拉萨、青岛，最终住在杭州。他如今住在郊区，生活规律。他搬去三年就发行了两张专辑，“放弃了一些自我的束缚”。他说，如今房价贵，网络发达，音乐节遍布全国，用不着留在北京了。

11月5日，为父亲操持发布会的万畅抽空上台，和音乐制作人杨嘉松合唱了一首歌。十多年前，杨嘉松教过年少的万畅唱他刚写的《秋天2002》。“太好听了，比我唱得好听，我直接带她去棚里录音，我记得当时录音的时候她手捻着裙子，特别紧张。”杨嘉松在台上回忆，当时一块儿“玩”的民谣歌手，只有万晓利带着孩子。

万畅“挺喜欢唱歌”，但没往这条路上走。她从小就学吉他，练20分钟后手疼，反应迟钝些，万晓利就不大高兴。“他对我非常严厉，我可能一遍听不懂，他就火了。”万畅说，父女时常“互怼”：“我从来不哭，我会凶回去，甚至破罐子破摔，我不练了，转头就走了。”

最近万畅重新开始练琴，万晓利听见了就“没事溜达过来看”。“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听。”他说着就把琴拿过去，自己弹起来。万畅不耐烦，反感在父亲面前弹琴：“我一弹，他就要说我。而且他一在这儿，我也心里面不舒服，还弹错。越弹错，他就越不开心。”

过去，万晓利写出一首新歌，总渴望听到家人评价。“我们说挺好的，他还不高兴：‘你们就知道说挺好的’。”万畅说，“然后我们下次说这个不好，他说你们懂什么。”

写歌过程中，万晓利很少与人讨论，把标准定为“高兴”。但2010年之后，他演出时明显感到气氛的变化。“以前我的演出都是山呼海啸，最多的就是欢呼。”在他印象中，《北方的北方》之后就不一样了。2011年巡演至沈阳，万晓利告诉观众自己要先唱完新专辑的歌。

新歌唱完之后，台下立马“躁”起来，歌迷想听的还是那些老歌。“他们有他们喜欢的点，希望你能找到他们的乐趣所在。”万晓利判断，问题在于自己没有迎合歌迷，“我变化了，他们没变。”一些歌迷在网上反映《北方的北方》听不懂，他表示不解，在接受采访时喊话：“我建议大家不要抱希望去懂我，就像我也不抱希望被别人懂。”

“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可能还完全不觉得或者没意识到我的观众会少。”万晓利回忆，有些感慨。但民谣的境况又好了起来，层出不穷的新音乐人带来了一些追逐者。2014年，韩寒把他翻唱的《女儿情》作为电影插曲；2015年，李健在《我是歌手》里翻唱了他的《陀螺》。万晓利的名字在大众视野里晃了两次，人们涌进他的微博留言。他没有微博客户端，看不见。

“他不管外界，民谣火不火，这个火不火，那个火不火，他不关注。”万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外界对万晓利来说不过是“是嘛”“好吧”。

马条参加了综艺节目《中国好歌曲》，开玩笑要帮朋友们都报名。“我没有想过。外部的这些还是想得比较少，音乐已经……”万晓利又停顿了很久，努力搜寻最合适的词汇，“音乐已经够我受的了。”总有人告诉他，若照头两张专辑那样写下去，他会得到更多。他自己的判断则是“后果不堪设想”。

“你真的愿意那么写下去吗？这是你心里的承受力。你真的能经受得起这种千呼万唤吗？”万晓利反问。他相信这不过是道路选择的问题：“殊途同归，最后都一样，作为人来说这个层面就是一生。”

和郭龙唱毕一曲《白银饭店》，张玮玮举着话筒，大声道贺：“祝万晓利的新专辑……”他突然卡壳，好像被主人传染了：“……就这样吧！”郭龙接过话头：“不用大卖，但一定会留在音乐史上。”

发布会结束，歌手们像从前那样聚餐。马条喝到凌晨两点，满脸通红：“晓利，我知道你这些年没挣几个钱。”万晓利却回应：“我挣了不少钱，挣了不少钱。”杨嘉松在一旁补充，“我们自己什么情况大家心里都清楚，谁在挣钱我们知道，谁没在挣钱我们更知道。”万晓利一言不发。

酒喝足了，大伙儿传着两把吉他，一起唱歌，万晓利的《狐狸》合唱了五六遍。戒了酒的万晓利喝得不多，也随大家扭动身体：

“我终于醒悟了/这个世界早已改变了/现在不是从前了/兔子比狐狸狡猾了……”

（感谢王悦对采访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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