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我的看法。

一切判断，都必须以事实为基础。在不清楚事实的前提下，去评判谁是谁非，我觉得没有意义。

事实，对当事的两个人来说，是非常清楚的。我也不大相信，其中一方会忘记当时发生了什么，或者是完全记错了。那么，讲真话的一方，最应该做的，就是努力让公众相信，自己所讲的是事实、是可信的。事实一旦清楚，虚假的东西就会烟消云散。

如果我是朱军，如果弦子所说的事情确确实实没有发生过，我会一开始就站出来，并且做尽可能详细的解释。我会在一审二审时本人出庭，并且希望公开审理、全程直播。——当然，对朱军的身份来说，单位允许不允许，也是一个问题。我要是朱军的话，会尽量请求单位批准自己这样做。甚至，为了争取这样做的权利，宁可离开单位（但我想很多人不会这样）。

目的，就是要对簿公堂，一句话一句话地仔细掰扯，到底那天发生了什么。只要对方愿意，只要能把事情说得足够细，任何一个智力正常的人，应该都不难发现谁说的是真话、谁撒了谎。

单靠发声明是不行的。声明是文字上的东西，可以在屋里慢慢打草稿，想好了、说圆了，再发。对自己不利的东西，可以不说。但是，面对面地，一块来探讨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只要对方愿意，而自己又不是在现场受到侵害的一方，那么，不愿意就太不明智了。

在我看来，只要自己所说属实，这就是对自己有利的——因为它对澄清事实有好处。说真话的人，最不介意的就是澄清事实。掰扯得越细，越能澄清事实。

那，假如弦子说的不是子虚乌有，我是朱军，我会怎么办？

我如果有勇气，就承认、道歉——没啥好说的。如果缺乏勇气，就沉默、不发声。这也并非不可以理解。至少，不否认事实。如果弦子说的有夸大的成分，也同上。自己做过的，就认；没做过的，就不认。

这大概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策略。但说实话，我要真是朱军的话，恐怕十有八九不会选择这样的策略。一方面，澄清真相需要勇气，而人们往往缺乏勇气。另一方面，这样做，也会把自己搞掉一身皮呀。关键看，对你来说，什么事情是重要的。

再说说，如果我是弦子。

弦子在一个视频中透露，二审后，有位法官对她说：这件事情已经过去8年了，你应该有自己的人生规划。大意是这样吧。

法官这句话，是比较有人情味儿的。我也相信，法官对事情真相的了解，会比吃瓜群众多一些。

我是弦子的话，一审之后，大概不会再上诉。如果说，一审之前，还不清楚上诉会有什么结果，那经过一审，该掌握的证据也都掌握了，是否足以取得法律上的支持，也已经明了，适用的法律条文也都研究过了。那么，上诉的结果，不用说，也该清楚了。

弦子的上诉，我能理解。她最看重的，也许并不是最终取得法律上的支持——如果有，那太好了；如果没有，也是事先完全该想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上诉的意义也就不在上诉本身了。只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展示自己的坚持，并且还有另一个原因：在身边和网上，由于很多人支持自己，害怕自己的不坚持会成为对别人的辜负，所以不得不采取这种方式。——在我看来，这未必不是一种裹挟。很多时候，不止是对手在裹挟你，你的朋友、亲人，支持你的人，也是在裹挟你。无论他们是否愿意承认，无论那是否是他们的本意，但需要知道，自己将要面对和承受的，和支持者面对和承受的，不可以同日而语。

另外，我不知道弦子是不是真的寄希望于二审法院。如果是的话，我觉得那是她对法律的理解还有所欠缺。法律上，讲究的是你能够摆得出来的事实，也就是证据；不能讲那些哪怕是事实但是谁也摆不出来的东西。所以，对她来说，法庭并不是一个有利的战场。

法律不是一切。也不是最终的判断标准。法律的审判，只是世间审判的一种。在法律之外，还有道德的审判、良知的审判。不能在法律上拿出证据、得到支持，绝不意味着就输了。要相信世间有道德的存在，有良知的存在，它们能够在法律无法起作用的地方，发挥功能。如果弦子所说完全属实，即便未能取得证据而不能得到法律上的支持，也丝毫不影响自己在良知上的笃定。尽管法院的判决无法给你支持，但道德可以给你安慰，良知可以给你信心。

庭审法官在事后对弦子说的那句话，我相信，不是来自法律工作者的身份，是来自人心，来自道德与良知。

输赢并不是一纸判决书可以定谳的。正义的光，会照在每一个角落，无论你是否看得见它，也无论你是否相信它存在。只是不要把世间某些有形的东西，认作是正义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