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初的不被理解，到现在的影响深远，崔健喊出了个性解放的第一嗓，也开启了中国的摇滚时代。

作者：康荦 

伴随着电视音乐节目的热潮，作为“摇滚教父”的崔健也找到自己的第二舞台，继在《我是歌手3》中开嗓亮相之后，2015年末他又出现在东方卫视播出的《中国之星》中，担任了需要长期驻组的推荐人，对他来说，这不是摇滚的妥协，而更像是能为摇滚做的一件事。

早在《中国之星》开播前夕，崔健就表示过要为小众音乐争夺话语权，在节目中，他也在始终践行着这句诺言：台下，他积极寻找推荐小众歌手，力求让自己心中优秀的摇滚音乐人登上舞台；台上，他也不忘和观众互动，只希望拉近距离，让摇滚乐不那么陌生。就像他所说的一样，“我相信摇滚乐早晚会进入电视的，只是时间的事儿。我只希望通过我们的到来，能够加快摇滚乐和电视音乐这两种不一样的音乐制作风格的融洽。”

但在参加音乐综艺类真人秀的那一刻，就意味着这位摇滚教父正式走下了神坛，在这档音乐节目中，作为音乐推荐人的崔健炮轰小鲜肉、拒谈汪峰、批判只有风花雪月的流行歌曲、与另一位推荐人刘欢在台上互呛，但凡有看不惯的东西就要直言，一个有血有肉、颇有仗义江湖的风范的崔健展现在观众面前，尽管有很多观众对他的这种性格并不买账。

老崔说摇滚这两个字每个人理解不一样，他愿意按他理解的方式去推广这两个字，不论是用音乐、电影或是其他方式。“对我来说，任何艺术实际上都有这两个字，你要说它叫摇滚它就是摇滚，或者说，你叫革命就是革命，你叫它真实就是真实。”崔健说。

当年，在张元的电影《北京杂种》中，崔健饰演同名的北京摇滚乐手。这部1994年的电影说的是改革开放的大潮下，北京城按捺不住那份躁动，看不到未来又在为未来拼搏的年轻人们用摇滚乐和京骂宣泄着心中的愤懑。如今，张元吸毒了，崔健却当起了导演。

《蓝色骨头》并不是崔健导演的处女作。在崔健执导的电影《成都我爱你》的下部《过去未来》中，影片的最后一句台词是，女孩对男人说：“阳光、节奏、乳房和屁股是不是比你的功夫更有力量？”言外之意是男人再牛逼再厉害，还不是被女人收了。这句话审查的时候被硬生生砍掉了。

而在他的另一部电影《修复处女膜年代》中，男医生劝女孩做处女膜修复手术，从医院出来，女孩说：“感觉灵魂像被做了一次人工流产。”“我看男人比TMD这个时代更需要被修复”，这是影片的最后一句话。

在《修复处女膜年代》这部8分钟的短片里面，还有这样一句台词：“音乐就像处女膜一样脆弱”。多年来，摇滚在中国一直是自生自灭，有段时间提到摇滚、提到崔健这个名字，连广告都要被封杀。“但我没被掐死。现在你还可以去制止我，但是还是灭不了，肯定灭不了。”崔健说。

2012年12月15号，崔健在北京万事达中心举办演唱会，上座率目测超过九成。主办方在每个座位上放了一条红布，让观众系在头上或者胳膊上。演出结束后，很多人不愿离场，而是挨个座椅捡拾人们丢下的红布放在包里带走，而他们中大多数都是衣冠楚楚、戴着眼镜的中年人，他们没有尖叫，却从始至终跟着老崔合唱。在他们心中，崔健就是那一块红布，蒙住了双眼也蒙住了天。

和崔健的演唱会一样，电影《蓝色骨头》四十岁的中年人，一看就知道是老崔当年的歌迷。而那段被说滥了的关于中国第一位摇滚巨星横空出世的故事，依然能让这些人血脉贲张：1986年，在纪念国际和平年的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当崔健穿着一件长褂，背着一把破吉他，裤腿挽得一高一低登上工人体育馆的舞台时，台下观众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儿。音乐响起，崔健唱出了“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台下变得静悄悄。歌曲结束，欢呼和掌声如惊涛骇浪，中国摇滚乐坛从此不再一无所有。对国人来说，大部分人对于摇滚的最初印象，都是从这个叫做崔健的男人开始的。不久之后，一群年轻人开始在宿舍弹着吉他唱崔健的歌，义无反顾地喜欢上了摇滚，尽管那会儿它永远不可能出现在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

那会儿，崔健觉得别人应该都听这样的歌，他预感到这种音乐会有号召力，尽管那时他对于商业的期待或者目标是朦胧的，他只知道自己会成功，却不知道成功究竟会是什么东西。他渴望和那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发生互动。

还记得2011年张北音乐节上，崔健压轴出场。因为堵车他和他的乐队迟到了，疯狂的歌迷在台下不停地叫着“老崔”，往台上扔装满水的矿泉水瓶，砸中了工作人员和音响设备，保安却无论如何都制止不了。直到崔健上来，他开口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我们大家都不应该扔瓶子，这样不安全。”言毕，台下变得静悄悄，直到整场演出结束，再没有一个水瓶飞上舞台。

《蓝色骨头》里面另一个重要元素是现代舞。凤凰网《非常道》节目主持人何东说：“第三遍去看《蓝色骨头》，现代舞那段，让我泪流满面。和第一次、第二次看时流泪的‘地方’都不一样。三次看都哭，并不因故事、情节有什么‘泪点’，而是心情到那儿了，泪水自然而下。”崔健一直对现代舞情有独钟，这次他甚至冒险让两个现代舞演员来出演电影。去年，他帮高艳津子的北京现代舞团做《十月·春之祭》的音乐。他来排练厅，和舞者们一起开会，兴致来了弹吉它，舞者们即兴就跳起来，他还经常大半夜的把高艳津子和舞者们拉出去。崔健一个人用30天的时间做了全部音乐，没有任何回报，就像自己演出一样，每天都去看，他看到的是一群青年，像宗教般地投入一种艺术事业，心甘情愿、费尽心思，而且工资非常低。崔健觉得特别感动，他觉得摇滚乐相比之下太腐败太需要被批判了，一帮人抽烟喝酒吸毒泡妞，每天排一个小时练就觉得累，跟人家没法比。

那次采访，崔健说现代舞的生命力不依赖于市场，而是一个事业。国内任何一个团体都没有像现代舞这样有宗教意识，有这么纯洁的创作环境，自己关注现代舞时间越长越喜欢它。高艳津子说，崔健并不都像他歌里那么有力，他其实内在是个很深情的人。

这么多年来，崔健一直是和红色联系在一起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一块红布》、《红旗下的蛋》、帽子上的红五星……都在大声宣告着他的红色立场。从2005年《蓝色骨头》那首歌他开始强调自己骨子里的蓝色。这次作为电影《蓝色骨头》的主轴和线索，这首歌在影片中先后由不同的角色演绎了四个不同的版本，并最终点题：血液虽是红色的，但骨头是蓝色的，因为人们内心深处所真正渴望的，是蓝色的安宁和自由。而随着剧情的发展，所有经历过的红色的激荡都将归于蓝色的沉静，叛逆终将归于平和。

在崔健看来，他自己的转变过程很平淡，不像电影中的那些人，经历过文革的风雨，他就是顺顺当当地过来的。25岁出名，所有人见了他都求签名，崔健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娇生惯养了，甚至自己都不会炒菜，甚至都不会开车门了。所以他自己挑战自己的过程也是甩掉自己包袱的过程，以至于后来崔健觉得每次他要挑战自己的时候，包里的东西有可能就砸在自己腿上。不过砸就砸了，没关系。

《三联生活周刊》的王小峰算是对崔健比较熟悉的人。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那万恶的80年代，崔健的理想主义只是对摇滚乐本身的一种向往，或者说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内心的叛逆希望通过摇滚乐来表达出来，然后他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牛逼。那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时代，衡量艺术的标准就是你丫有多牛X，而不是别的。这一点，崔健做得非常彻底，他在一个群体年代制造了代表群体的个性。而到了资本主义时代，衡量一个人的成败标准变得很恶俗的时候，你光牛X就没用了，有时候必须变成大傻X，崔老师不妥协，于是傻X们就觉得崔健很傻X。于是开始有人说崔健就像是唐吉诃德，拿着自己的长矛去挑战时代的车轮，但是这个时代已经不给理想主义任何机会了。”

有次拿着这段话去问崔健本人的看法。听过之后，崔健若有所思地说：“如果这话真的是王小峰说的，那我很失望。”我没有问崔健失望的原因，但我觉得，他是坚信任何时代都是给理想主义机会的。那次采访的最后，崔健信誓旦旦地保证：“中国文化的经济开放还没有到来，要是真正走入经济与文化结合的时期，给我三年时间，摇滚乐肯定全都起来。”

“如果堂吉诃德成功的话，他就成了伟人。”崔健回击道。“至少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失败，而且很有可能我会成功。你看大家还是关注我的思想，而且从商业上讲我也成功了。那些说我的人都是羡慕嫉妒恨，因为从名誉上和商业上，他们都没达到我的地位。一旦成功了以后那些说我不切实际的人就会傻了。所有的成功者都是在结果给人看的时候，人们才知道人家想得早。推动历史的人都是梦想者，甚至是有点偏执的梦想家才能推动历史。”

“这话不是我说的。”转而他又补充道。

（薛静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