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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郑恺:他们缺的是人间最后的关爱

三联生活周刊内地男星 2020-03-15 17:59:25 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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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把整座城市卷进车轮，大部分人是被动的，也有一些人，主动加入，在城里奔波，心怀侠义精神，为武汉人做点事。

记者 | 驳静（发自武汉）

摄影 | 黄宇

夜间

“都有，我们什么都有。”

志愿者给我发了个定位，没说几点得到，只说防护用品齐全。我匆匆准备出门，心想那自然是越快越好。这时是晚上8点，摄影师老黄跟另一位同事出去采访，接到我消息时车刚开到酒店楼下，回来得正是时候。听我说完，老黄干脆没上楼。我抓了一个口罩戴上，想了想，又往包里塞了两件隔离衣，下楼去跟他会合。

定位是间小酒馆，在武昌区友谊大道与和平大道之间，隔江与我们所在的酒店相望，只需穿过长江二桥，20分钟到达。

我在车上跟老黄同步我知道的信息。实际情况是，我知道的并不多，只知道我们前往小酒馆，与几个志愿者在那里会合。到小酒馆后，在这里穿戴齐整防护用品，再一同前往新冠肺炎患者家中。接头人叫郑恺，志愿者之一，这些天一直在响应网上的求助。微博上“肺炎患者求助超话”曝光度很高，许多情急之下无可奈何的患者，将病症等情况发到这个“超话”中，它们被大量转发，还经常以截图形式传播在微信朋友圈中。求助者的姓名与电话，就这样传播在互联网世界中。

2月7日晚，一位近80岁的婆婆在家中去世，志愿者将消息发在朋友圈，“奶奶没了脉搏，不需要床位了”。郑恺与另外两位志愿者，晚上一同去处理后事。

一进小酒馆，气氛紧张，这是我到武汉的第四天。我上午曾去隔离酒店，与为家人求医的年轻人周洋一同看望他爷爷，中午也曾到天佑医院门诊大厅，但都没有此时此刻气氛紧张。我感到心跳加速，一是因为郑恺语速急促，指导我们穿戴，一面又不断接电话、发信息，仿佛有一万件事同时需要他处理。二是因为小酒馆灯光暗淡，视野不清，吧台里黑漆漆，外间亮着灯，不过也勉强够看，我们沿着吧台走到酒馆最深处，在此处边穿戴边提问，像是地下党接头；地上散落几箱防护物资，桌上也有口罩等一应装备，果然如先前所说，“东西都有”。三是因为，就在10公里外，死者家属正在等我们。家属有儿子陆国修，年过半百，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孙女陆海月，二十出头，正不知所措。出发迫在眉睫。

两辆车，他们在前，我跟老黄紧随其后。车停在武昌区中南路附近的一条街上，然后步行进入。

夜色厚重，小区里路灯同样暗淡。一团人围在社区服务中心门前，有穿保安制服者，也有像我们这样全副武装者，另外还有两辆派出所的SUV停在社区门口。几分钟后这两辆车先走一步，车道狭窄，调头时颇为费力，在场的人目光大都被它们吸引，目送其离开。其中一辆车的车窗缓缓落下，一个声音对着郑恺的方向说“那辛苦你们了”，郑恺圆滑应对，“应该的应该的”。人群外围，有一年轻姑娘，穿着粉色摇粒绒睡裤，黑色羽绒外套，脸上简单戴一口罩，面目看不大清楚，但眼睛里透着一股力量。见我同她谈话，立刻往右移动两步，“最好离我远一点”，“我虽然没做过检查，但我肯定是感染的了”。隔着大约三米，我们谈了几句。我没敢多问，她声音里明显带哭腔，刚刚去世的，正是她奶奶。

郑恺向社区工作人员咨询，新冠肺炎病人在家中离世后，接下来是何种程序。得知，第一，打给疾控中心，由他们派人来消毒；第二，办死亡证明；第三，殡仪馆来车把尸体接走。

等人群散去，包括郑恺在内的三位志愿者与我、老黄以及陆海月一行人，转移阵地，前往陆海月家所在那栋楼。此时已是晚上9点半。

2月7日，陆海月说，“哭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眼泪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上三楼。门开着，陆海月、三位志愿者和老黄依次入内，我殿后，等我走到门前，已经踏不进去——客厅太小了，一下挤进去五六个人，又都是穿戴着防护服、拿着工具的，已没有太多空间供人转身。我站在门口张望。这是个两室一厅，没有玄关，大门正对厨房门，厨房门紧闭。右手两间卧室门，一间关着，一间敞开，敞开的门里走出来陆国修，他正在穿外套，手里活动着，人却沉默不语，只是站在那里，没有跟众人寒暄。而紧闭的门内，躺着几个小时前去世的陆海月的奶奶。

几分钟后，我还是进屋了，刚在门外听起来还比较隐约的狗叫声，变得清晰起来，听声音方向，正是正前方，想必是关在厨房里，一声紧似一声，或许是被关得久了。陆海月收拾着两只口袋，终于问：“狗怎么办？”郑恺答：“都什么时候了，还管得了狗。”

志愿者带着大喷壶，要对海月奶奶的房间大肆消毒。疾控中心在电话中告诉郑恺，他们会来，但是要等，前面还排了7户。后来疾控中心一位30岁左右的男性工作人员向我确认，他们原本的确需要第二天才能过来消毒。7户，每户人家平均要花去他们两个小时，轮到陆家，起码得第二天中午。

不过即便当晚消毒完毕，陆海月父女，这个晚上仍然不可能留在这间房子里过夜。首先，从小到大，陆海月都是跟奶奶睡一个屋、一张床，虽然是头对着脚，也是亲密无间。现在已故的奶奶不得不继续留在屋里，家里还剩一个房间，一对父女，无处可去。

摆在郑恺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安置他们。

最理想的做法，当然是社区出面，给他们安排到隔离酒店。陆国修早就确诊，核酸检测呈阳性，曾高烧39.8摄氏度，居家隔离几天后，烧退了，症状减轻，如果放到若干天后，“应收尽收”政策下，可以住进方舱医院。而陆海月，作为密切接触者，也该由隔离酒店接收，从做核酸检测开始，一步步往前走。但此时此刻，情势逼人，社区并没有插手的意思。

我想起白天，和老黄到过一家叫作艳阳天的隔离酒店，当时是跟着年轻人周洋去看望爷爷，分明在那里看到有多间空房。病急乱投医，我提议，可以去“艳阳天”碰碰运气。不过，一来手中没有街道出具的证明，二来他们不在同一辖区，能被接收的可能性不大。

郑恺招呼陆海月父女上另一辆车，自己则上了我们的车，他在地图上找到一家最近的酒店，十几分钟可达。老黄开车，我在副驾驶，郑恺在后座，他探过身来，口中念念有词，像是与我们商量：“这酒店才200块一晚，他们又刚死了最亲的人，想再找找别的酒店。”郑恺的意思我听明白了，一个刚失去了祖母，一个刚失去了母亲，二人这个晚上的归宿，如果是破陋的小旅店，他心中不忍。

两辆车行进在夜色中的武汉，这回是我们的车在前，另一辆车在后，只不过大家都不知道去往何处。老黄开着车，为没有明确目的地感到踌躇，我回头看郑恺，等他拿主意。犹豫几分钟后，他在后座拨通了一个电话，语气仍十分急迫：“你们今晚还有房吗”，“套间也行”，“我有钱，一万块够吗”？挂掉电话，紧急调头，他为父女二人找到一间他认为过得去的酒店。出乎我意料的是，这个时期竟然还有开门迎客的酒店。

找到落脚点，郑恺放松下来，开始同我们讲述当天下午发生的事。

傍晚

2月7日傍晚发生的事，是一位病重老人离世的过程。这几幕不容易叙述，也不容易还原，但陆海月忘不掉。第三天，她住进隔离酒店，一周后，又得以住进方舱，不管换到哪里，晚上都睡不好，总想着奶奶和狗。当时她和爸爸就在奶奶身边，在场者除了他们父女，郑恺也能算半个，他通过视频见到了海月奶奶最后一面。

陆海月一家是郑恺投入志愿者行动之后，救助的第二个家庭。郑恺第一次去陆海月家，带了肉和泡面等食物，还有口罩和电热毯。陆海月去路口接他，见他拎着两大袋东西，下着雨，没打伞。陆海月心想，这种时候，连自家亲戚都不愿意上家里来了，这个人却要上楼。郑恺是那种“上楼”“到病房里去”的类型。不上楼，他就发现不了后来他总跟我提起的几件事，一是陆家家里几乎没吃的，二是家里非常冷，有空调，但舍不得开，没有热水器，唯一的热水来源是一只烧水的壶。陆海月听郑恺说，第二天他会再来。自从求助信息在网上发布，陆海月接到无数电话，许多人给她出主意，让她去某个医院试试运气，让她给某个热线打电话，像郑恺这样直接杀到家里的，几乎没有。

第二天就是2月7日。下午，郑恺给陆家消完毒，安抚老人家，说：“在家好好养病，一定会去医院的。”接着郑恺就去社区反映老人的情况。

一直以来，海月奶奶没有力气，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失禁。最早是陆国修出现新冠肺炎症状，2月2日，陆国修去第七医院做检查，凌晨到家，CT片显示双肺感染，核酸检测结果2月5日也拿到了，是阳性。连续几天都高烧不退，之后家中一老一小相继出现症状。奶奶病后，陆海月的两个姑姑也会来送药送食物，但照顾起居、操心病床、对外求助，这些事都得依靠陆海月。她腾不出空去做检测，家里两个病人，离不了人。不过陆海月心里明白，自己多半也得病了，她头昏，腹泻，偶尔体温会上升，并且嘴巴一直发干。没吃对症的药，也没做检查，陆海月依靠的是“自己的心态”，“所有的器官都在做努力”，就这么撑着。

陆海月的家

这天傍晚，海月奶奶靠自己爬下床，坐上痰盂。痰盂受力不均，歪了，老人家倾倒在地。一片狼藉，陆海月心中慌乱，她试图把奶奶提起来，使了大劲，仍然提不动。她去隔壁房间把爸爸叫过来，两人合力，仍以失败告终。她哭着跑去社区，想求人帮忙，与社区工作人员的交涉超过5分钟，交涉片段，陆海月录了音，她后来有播给我听。我听到的是情绪越来越激动的两个人，一个是年轻姑娘，惊慌失措地去求救，一个是中年男子，听到了令他感到匪夷所思的诉求。双方不欢而散。

被社区的工作人员拒绝后，海月又赶紧跑回家。其间，她打了所有急救电话，又与郑恺拨通视频电话。镜头对着奶奶，郑恺让她去试探体温，陆海月伸手试了手背、额头，“都是冰的”。视频里，郑恺看到了老人的眼睛，瞳孔里的光消散了。郑恺最后让陆海月去按颈动脉，陆海月照做，“脉搏也没了”。手机“啪嗒”一声掉到地上。再打，陆海月就不接了。六七分钟后，才重新通上话。

陆海月后来告诉我，奶奶一直以来都没有力气，一直都给她一种快不行了的感觉，呼吸有很大问题，所以没让她戴口罩，因为一戴上口罩就更喘不上气。但她能感觉到奶奶想活着，“她跟我说，自己怎么办，这样怎么办，要是有医院就好了”。“我不敢相信奶奶是以这种方式离开的。体温、脉搏，全部都试了，我还一直摇她，不动，敲她，还是一动不动。”讲到这里，我没再往下问，语言咽入肚中，没发出任何声响。

陆海月从小由爷爷奶奶养大。她听邻居说，她刚出生时，她妈妈把她“丢在门口”。当时对门也住着一个孕妇，一开门看到对面家门口有一个娃，敲门，是奶奶开的。奶奶一看那个娃，就知道是谁，她把孩子抱回家，养了起来。很长一段时间，陆国修也不在家，他在外面打工，海月就跟爷爷奶奶相依为命。直到五年前，爷爷去世，陆国修才回武汉，跟一老一小住到了一起。关在厨房里的狗，就是爷爷去世后开始养的，“奶奶一个人怕孤独，狗陪她这么多年。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狗”。狗没有名字，陆海月管它叫“弟弟”。

打小海月就跟奶奶睡一个屋、一张床，长大一点后是头对着脚这样睡。懂事起，就开始帮奶奶打胰岛素。当然主要是奶奶自己操作，不过海月负责拿手电筒照着，早上打12个单位，上到“13”，排气，海月充当眼睛，盯着胰岛素笔上这些数字。还得负责拿棉签蘸酒精，出血了给按上。从前为了给海月支付学费，爷爷退休后还去琴行做保安，有一次回家路上叫车撞了，也默默回了家，腿上血淋淋一片，海月记得。奶奶也非常善良，总照顾楼下的流浪狗，有时候下楼喂，实在下不去，拿绳子吊着一个碗，装上食物放下楼。

一家人都特别怕麻烦别人，海月继承了这种性格。自疫情在家中蔓延，并且自己也有症状以来，海月也找过社区，大都是打电话，偶尔上门去求救，也都站在门口，离人两米远。一直到最后情况不可控，她才上网发了求助。

更早之前

郑恺，武汉本地人，1982年出生，父亲是铁路公安，他自己后来也进入铁路系统工作，在动车上做列车员，武汉九省通衢，郑恺跟着铁路跑过很多地方。不过他小时候的梦想是当警察。

志愿者郑恺的自拍

郑恺父亲退休之前任职于铁路公安巡警大队，当年家里有不少卷宗，反扒的、缉毒的，应有尽有。郑恺读着这些案件分析长大，从小就擅长侦查与反侦查，脑子里一派对行侠仗义、扶弱济困的向往之情。小时他经常被爹妈锁在家里，卷宗给他灵感，他想到办法，不开门不用钥匙，从七楼阳台翻出去，再毫发无损地回到家里。有一次在游戏厅兴奋过了头，忘了回家时间，爹妈一回家发现门窗是好的，孩子没了，报了警，这个捉迷藏的游戏才告一段落。除此之外就是读金庸，对侠客痴迷，最喜欢令狐冲和东方不败，前者桀骜不驯，后者特立独行，是他最喜欢的两个人物。

1998年，郑恺16岁，应征入伍，服役于湖北省武警总队。第二年，郑恺就跟部队去抗洪，驻地在湖北省松滋市的一个县，住在一间学校。有一天，郑恺与战友抬一桶热水，喊“1、2、3，抬”，战友抬早了一个数，开水眼看要荡出水桶，旁边站着个孩子，郑恺抬脚将孩子踢开，开水泼了一大片在手上。烫伤严重，抹烫伤膏了事。之后晚上巡堤，二人一组，发现“管涌”，紧急抢险，搬了不少大石块，烫伤处溃烂得更加不堪。这给郑恺留下长久的后遗症，普通人徒手从蒸笼里抢个馒头，不在话下，郑恺不成，他非得用筷子夹，纸杯接热水他不敢，端碗热鸡汤也发怵。手后来恢复了，心里仍对烫的东西怀有恐惧。

在部队服役五年，郑恺错过当警察的机会，退役后进了铁路局。直到前几年，他还在动这方面的脑筋，听说法国有一个“外籍军团”武装部队，允许外籍国民加入，被军团接收后，能干五年，“有犯罪记录的也可以抹去，获得新身份”。他在网上研究，后来觉得这条路过于艰难，终于作罢。

不过在列车上工作，也能碰到冒险经历。从深圳回武汉列车上有位常客，时常给郑恺一两包烟，郑恺对他有印象。有一回二人聊起了天，郑恺带他下车，请他喝酒唱歌。酒过三巡，对方借郑恺手机打电话，一打就再没回来。手机是诺基亚E71，上市没多久，还挺值钱。郑恺从对方留下的手机里找到线索，冒充姑娘，加他QQ，还真把人给找着了。就在一个网吧，郑恺带着几个人把这家伙给揍了一顿，把人给押进了派出所。郑恺把年轻时的照片给我看过，相貌堂堂，很有“小生”像，部队五年，身体底子也好，做起事来很不惜力。

现在自己的城市遇到劫难，郑恺想各种办法出力。最开始是帮人对接一点物资，偶尔送一趟货到医院，零星做点事。有一天在朋友圈看到李淼的情况，他问朋友，情况是否属实。很快他就入了几个群，在群友支持下，迅速去医院看望李淼，比接触陆海月一家早不了几天。

志愿者的防护用品也并不达标，只能是尽力为之（摄于2月7日）

现在想来，李淼与陆海月一家真是非常相似。李淼才上初中，与他奶奶相依为命。郑恺见到李淼的时候，已经有志愿者把他奶奶送到医院，不过当时床位紧张，李淼奶奶就在留观室吸氧、耗着。李淼到医院楼下见郑恺时，抵触情绪非常重，他第一句话是：“要是我奶奶没了，我就跟她一起死。”郑恺去李淼家里，第一件事仍是消毒。拖地时，第一个拖把拖一下，断了，李淼又找出一个，一拖，又断了，郑恺随口问：“你们家没个好的拖把吗？”孩子说了一句：“我们家的拖把都是奶奶捡回来的。”

这两句话对郑恺刺激很大。至于陆海月，存在郑恺心中的话是“家里只有这么大一个壶能烧点热水”，以及“十几天没洗澡了”。话语交织在郑恺心中，使他不认可那些更理性的救助方式。他投入很多感情，试图做更多。

他给李淼远在四川的生母打电话，搞明白了这一家人，为何只有一老一小。他妈妈有自己的难处，在四川很努力地忘掉过去，过自己的生活。孩子从小缺乏父爱，或许因此对大20多岁的郑恺逐渐信任。李淼的电话公布到网上，最开始几天，两秒钟就来一个电话，大部分询问需要什么帮助，孩子小，不懂分辨，把一句话复述给无数人听，郑恺跟他说：“不要去接所有电话，以后有叔叔帮你。”依靠武汉大学校友会的力量，李淼的奶奶住上了院。郑恺又扮演另一个角色，他跟青春期的李淼讲道理，说服孩子，奶奶现在已经算是幸运的，别再去想那些叛逆的事。陆海月已经比同龄人心理成熟一些，郑恺就跟她讲“失去”的道理，一个人活着，总要经历这些，五年前爷爷是一次，现在是第二次。

“把事情做完，心里才会比较舒服”，“帮人就要帮到底”，郑恺属于这样一类角色。为人冲动，年轻时为爱自杀过，割左手动脉，疤还在手腕；生活有过大起大落，现在属于“落”的时期，要不也不会搬回家跟父母住；爱交朋友，口头禅是“等疫情结束我们喝一顿酒”，2月7日以来，光是跟我就说过不下五回。他还爱逞能，心底的侠客梦时时作祟，遇事绝不独善其身，小区封了，郑恺为了出去帮忙，白天翻出墙去，夜里再悄悄翻回来。我心里琢磨，倘若从他自己喜欢的金庸人物里去找对应，多半不是什么大侠，而是像江南七怪那样的人物，武功算不上大名堂，可不妨碍他们在江湖上管个闲事。他在朋友圈里写，每个家庭缺的不是钱，缺的是人间最后的关爱。

后来

再把思绪拉回到2月7日晚。因为这个晚上，并没有因为将父女二人送到酒店而结束。

陆海月父女在酒店大堂测了体温，都正常，酒店允许他们住下。安顿好二人，郑恺再松一口气，以为这漫长的一天总算结束。另一辆车已经撤了，老黄和我打算先把郑恺送回家。车开出不到10分钟，郑恺又接到电话，说疾控中心一会儿就去小区，到死者家中消毒。于是我们再次调转车头，去酒店接陆海月。

这个晚上，我们第二次到了中南街道的这个小区里。这次，除了疾控中心的两位工作人员和陆海月，其余没有任何人上楼去。我站在离楼道口四五米远的地方观望，看到他们两人穿的防护用品呈橡胶质感，更笨拙，也更密闭。10分钟后，消毒人员下楼，迫不及待地要脱掉全身的装备，他们的表情，看上去非常难受。另一位他们的同事拎着一根管子走过去，转过身我才看见，一个大号喷壶背在身上，跟洒农药的家伙什儿很像。脱衣服之前，洒一遍，脱掉后，又洒一遍。我跟陆海月说：“你也过去，叫他给洒洒。”

2月7日晚，疾控中心正在给工作人员消毒。

疾控中心一开始不乐意，说“这东西很刺激”，但还是对着陆海月洒了洒。郑恺也走了过去，伸出戴着手套的双手接受高浓度消毒液的洗礼。消完毒，遗体仍然运不走，需等到第二天，办完死亡证明，殡仪馆才能来车。

于是，我们开着车，第三次前往那家酒店。这时已经过了凌晨，老黄从头天早上9点开始，分别跟两位记者采访，还没歇过一刻，此时已非常疲惫，于是把四扇窗户大开，四下透风。凉意就趴着窗口，随时要冲进来。我摘掉帽子和护目镜，想透口气，只听陆海月说：“狗的事，我想通了。”

陆海月答应过奶奶要好好照顾狗，但就像郑恺说的，都什么时候了，还管得了狗。“狗的毛发上可能会携带病毒，如果放出去，怕给人造成影响。其二是，它很乖，但也很胆小，每次出去只会被别的狗欺负。”陆海月这样自我安慰。说是想通了，道理也讲得挺明白，后来几次跟陆海月聊天，每当提到狗，她就开始哽咽。她后来住到隔离酒店，晚上听到外面狗叫，心里就发酸，告诉自己，这是不得已。再后来住进方舱医院，睡觉的时候也总惦记它。最后一次离开家，陆海月把一桶狗粮放在桌上，后来一直后悔，担心位置放高了，“但愿它的求生欲，能迫使它把狗粮扑下来吃”。没有排到优先级而被过早放弃的狗，令人泪下。

2月8日，郑恺送陆海月住到酒店的做法，迎来了后果。出资的基金会不认可郑恺的做法，决定不再与他合作，他只好又开始“单干”。陆海月与她爸爸留宿的酒店房间，被闻讯而来的警察封了起来。父女二人再次无处可去。陆海月跟她爸爸住到酒店，显然将传染风险带到此处。我问郑恺，他是怎么想的。郑恺说，当晚的确是个“两难”，但他做不到就这样让这对父女回家去。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找到一个空的房子，可哪儿有这么理想化的房子。至于风险和隐患，郑恺只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了。

但对陆海月来说，这个晚上在酒店，终于洗上了热水澡，这是十几天来的第一次。这一天，一切发生得太快太突然。直到躺下，陆海月才意识到，爸爸也很难过，他在不远处的另一张床上，背对着自己，正在哭，但是不想叫她发现。

后来陆海月进方舱，穿的衣服都是郑恺给的。

2月8日这一天，发生的事情也很多。她爸爸得到入住方舱机会，当天下午步行去了武昌方舱医院。留下陆海月一人，又是一个不知能留宿何处的夜晚。郑恺想到了李淼。当时李淼的奶奶已经住进医院，他愿意收留这个无家可归的姐姐一晚。同是天涯沦落人。我听陆海月提起李淼，说的是“弟弟”，“跟弟弟加了微信”，“慢慢也知道了弟弟的情况”。

我分别问过陆海月和郑恺，疫情结束后，想做什么。郑恺的答案是两个字，“赚钱”。他今年38岁，尚未结婚，有一个谈了6年的女朋友，人生还有很多计划可做。不过眼下，郑恺还在参与武汉的救助，单兵作战了几天后，2月23日，他开始在一家养老院担任起安保工作，当天还问我“能不能搞到N95口罩”。陆海月才24岁，在城市里颠沛流离几日后，总算在方舱医院找到一点安稳的感觉。还是思念奶奶，还是在担心狗。不过这里有非常温柔的护士姐姐，每天伙食不错，有牛奶也有水果，有时晚上还有夜宵。她说，她想要改掉以往懒散的毛病，等疫情结束，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跟爸爸两个人好好生活。

（除郑恺外，其余所有采访对象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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