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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三四年前，歌手黄立行决定不唱了。那时他40岁左右，已经唱了23年。
不唱了，是因为“已经做了二十多年，继续做也只是重复”。唱片业不景气，巡演成了极重要的任务，黄立行不乐意。“巡演都是在唱重复的歌。我更享受创作。”黄立行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我不是很喜欢表演，演唱会那种表演更不喜欢。跟大家互动也不是我的乐趣。”
许多曾被人们遗忘的歌手，靠着音乐类综艺重归人们视野，黄立行不感兴趣。“现在的平台都在唱旧歌，这样的歌一定会好听呀，它们之前已经卖了很多钱，所有人都知道。但对艺人来说，你没有写歌，只靠别人的作品，那要怎么生存呢？新歌从哪里来呢？”黄立行说。
不唱歌以后，黄立行大部分时候在家宅着，看电影、收集自行车、和朋友投资，偶尔做点儿小手工——连女朋友徐静蕾也被带动着，动手做了一百个包。更偶尔的时候，黄立行演演戏。
作为演员，黄立行不多产。除了2002年第一次涉影，出演电影《台北朝九晚五》外，黄立行大部分电影作品都拍摄于2010年后——那年，他出演了徐静蕾导演的《杜拉拉升职记》。此后七年，包括“杜拉拉”，他一共出演了五部电影，其中四部都由徐静蕾导演，另一部至今未能上映。
黄立行和徐静蕾都出生于1970年代，一个长于北京，一个长于洛杉矶；一个“绝不允许别人用偏见影响我”，一个从小接受美式教育。相恋七年，两人不结婚，也不打算要孩子——虽然徐静蕾还是给自己留了“后悔药”：冷冻卵子。家里老人听说后，对她说：“你把我孙子冻在冰箱，多冷呀！”
这七年，并非没有别的戏找来，但来者都被他拒了。原因也和“不唱了”一样：角色过于雷同，而他“不想重复”。新片《绑架者》，差点儿也被黄立行放弃，最终还是徐静蕾劝他接下。“我极少、极少劝他接戏。但这个角色的确比之前那些更适合他。”徐静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之前那些”，大多是精英白领；“这个角色”，是个绑匪。在这部即将于2017年4月1日上映的电影中，绑匪黄立行绑架了警察的女儿，却在电影一开始就被车撞到失忆。警察寻找女儿，绑匪寻找记忆，剧情由此展开。
有人想卖艺术，有人想卖肉
黄立行在《绑架者》中饰演绑匪，动作戏多，难免受伤。受伤后，他在外人面前会说“没事”，但在徐静蕾面前会撒娇。（剧组供图/图）
黄立行出生于台湾，一岁不到就跟随父母移居美国。他习惯说“but”（但是）、“you know”（你知道），像“clues”（线索）这样的英文单词，他偶尔会想不起合适的中文表达。
11岁那年，黄立行开始学打鼓，原因之一，是打鼓比较吸引女生。后来他发现，鼓手总是坐在乐队后面，根本引不起别人注意。高中时，他和哥哥黄立成、表弟林智文组成L.A.Boyz三人组合，唱歌跳舞，很快在1990年代的台湾走红。借着美国文化熏陶，他们被认为是将Hip-Pop带到台湾的第一个偶像组合。少年得志，三兄弟高中一毕业，就回台湾出唱片。直到1997年团队解散，23岁的黄立行重回美国，继续读书。
在学校，黄立行先后换了四个专业：生物学、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都不喜欢。折腾一圈，他得出一个结论：不是兴趣问题，是自己已经不适应在大学里上课了。他干脆去了朋友介绍的一所小型学校，学了两年表演。在那里，他学到的一些表演基础，对他后来演戏颇有助益。
两年后学成，黄立行重回台湾继续唱歌。其间，他出演了电影《台北朝九晚五》。算是他第一次接触到影视业。
但很快，演艺界的风气就让他失望。有一回拍摄，他亲见有人不断要求女演员“露多一点”。“有人想卖艺术，但是又有人想卖肉。”黄立行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道，“你说三级片，可能没有人来，但说拍艺术片，又真请来了拍艺术片的导演，就OK。”也是那一回，他才领略到：“原来有的人，从头到尾说话都是两面的。”
此后多年，黄立行只愿意专注于音乐：“因为做音乐，我就可以自己做、自己控制。”
2000年到2008年，黄立行几乎每隔一年就发行一张专辑，然后巡演。有一年，他飞了83次，三天跑一个地方，每到一处，就在酒店等待演唱会开始，他觉得闷，干脆把这种状态写成歌《最后只好躺下来》：“我每天那么辛苦干什么？给我一分钟的快乐吧，给我个办法来发泄吧，给我自由，让我生活不再没有意义。”
就在对巡演越来越倦怠的时候，2009年，他遇到了徐静蕾。曾对影视圈心灰意冷的黄立行，在徐静蕾这里找到了安全感。“一定要有个信任的人在，就算我演得不好，也知道有一个安全范围，她会尽量把这东西做好。”黄立行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为什么只演徐静蕾的戏”。
此后，黄立行一边做徐静蕾的“御用男演员”，一边减少巡演，直至彻底“不唱了”。“不唱了”，在黄立行看来并非“放弃音乐”，而是“放掉”——放掉做歌手的执念。
对黄立行而言，这个转变“so easy"。2017年3月，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他甚至回想不起自己最后一次演出是什么时候。现在他“不唱了”，但还创作。最新的作品，就是《绑架者》的主题曲。他特地找了好朋友杨乃文来唱。
“你不可能达到他的要求”
放弃歌手这个身份，对黄立行来讲很容易。他已经不记得自己上一次演出是什么时候了。（资料图/图）
决定出演“绑匪”后，黄立行突然变得话多了。他专注于故事逻辑，时常把徐静蕾问得崩溃，也惹得编剧杨翌舒自责：“怎么一直满足不了他的要求？”
“从一个场景到另一个场景，不用都演出来，但必须得有个逻辑，能让你从这里到达那里，线索少了就不行。”黄立行向南方周末记者阐述自己的逻辑。
有一场戏，“绑匪”要去警察局拿一个物证。剧本本来要写“绑匪骗走物证”。但黄立行觉得，“骗走是不符合逻辑的”。剧本又调整为，绑匪拿着某单位的介绍信去取得物证。“但他就一直在追问，这个证件从哪里来的？”杨翌舒回忆，“他提出的细节都是对的。但如果要绝对严丝合缝，电影没法拍。”
因为对细节和逻辑的把控，剧本最终易稿无数。“你都不知道，这最开始是一个地震救人的故事。”采访中，徐静蕾有点儿哭笑不得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杨翌舒最初拿出的剧本，的确有关地震救人。经人引荐与黄立行见面后，杨翌舒觉得他的形象和声音都不符合原剧本中“军人”的角色，又为他量身定制了另一个剧本。新剧本因为女主戏太弱，徐静蕾不太满意。杨翌舒又改出第三稿，命名《迷途杀机》，也就是《绑架者》的初稿。
但《迷途杀机》的很多细节，黄立行觉得不合逻辑。为了戏剧张力，编剧设计了一处男女主角将手铐在一起执行任务的戏份。结果黄立行“非常反感”，觉得“既不合情理，也不合逻辑”。
为了改剧本，杨翌舒特地在台湾待了一周。白天在黄立行家讨论，晚上回酒店修改。“我嚎啕大哭了好多回，崩溃了好多次。”杨翌舒颇委屈地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她还找了一个台湾编剧来帮忙，黄立行仍然不满意。
“他特别喜欢昆汀·塔伦蒂诺《落水狗》的那种黑色幽默。”杨翌舒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后来，有位制片人一语点醒梦中人：“他想要世界上最顶级的剧本，你们永远不可能达到他的要求的。”
电影已经立项，没办法，一边拍，剧本一边改。逻辑问题仍然在。“这时候，黄立行就像一个大男孩，噘着嘴：‘我就不去拍！’直到你把他认为的逻辑问题解决了才行。”杨翌舒回忆说。
在杨翌舒看来，徐静蕾十分尊重黄立行的想法。“老徐会按照他的想法先努力，试一下，走不通再说。”杨翌舒说，但对他人，老徐不会这样，“她是一个特别有想法的人”。
有时候，甚至连徐静蕾也觉得男朋友有些苛刻：“会不会有点过分要求细节了？”仔细一想，又觉得“他是对的”。徐静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这一点上，我们俩其实很契合，不做就不做，做就不能含混着做。”
故事终究还是有让黄立行满意的层面。“一上来就很刺激，很不同，尤其是前15分钟，不认真看就会不懂。”好玩、刺激、与众不同，是吸引他很重要的因素。
“没有带着情绪去表演”
在《绑架者》中出演绑匪，动作戏不少。黄立行一身美好的腱子肌也派上了用场。
开拍第一天，是跑戏。“一整天都在跑，很用力地在跑，一个镜头最少跑四五十次，跑得腿都快断了。第二天，我和明道都瘫了，不能动了。”他感慨，“这个年纪，没有那么强的体力了。”
相比之下，黄立行更喜欢打戏。武术导演梁吉泳负责《绑架者》的武术指导。第一次在剧组见到黄立行时，他感觉黄立行“有点冷，不太好接近”。真正指导起武术动作时，他又发现，黄立行可以一个镜头连拍24次，私下里还会开玩笑，“有点调皮”。
电影开拍后，杨翌舒作为联合导演，全程在场，她也十分惊讶于黄立行在拍摄时的敬业。“虽然剧本阶段他会有很多意见，但真正拍起来，他非常投入，没有怨言。”杨翌舒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没有带着情绪去表演。”
黄立行和明道在拍摄中都受过伤。有一回黄立行被打痛了，杨翌舒就走过去，问他有没有事。黄立行客气地说：“没事、没事。”但徐静蕾一过来，他又立马改口，委屈撒娇：“我告诉他不要打这边，他还打我这边。”“徐导就像姐姐一样，安慰他：‘是吗，小心点……’”杨翌舒向南方周末记者描述。
平时的日子，黄立行过得很随性。喜欢他的人在微博上开通了一个后援会账号，粉丝只有5865个人，后援会的群也只有100个人。一个95后的粉丝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她喜欢黄立行已有六年，她最喜欢他的理由是：“他不像娱乐圈里的明星，会很随性地过自己的生活。”
一个节目里，徐静蕾说起黄立行，说他是她见过的“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什么事情让他开心，他就去做什么。”
小时候，黄立行曾经喜欢看漫威漫画——“打开漫画，马上进入别的世界，男生又画得超壮，女生穿得超少。哇哦，好棒。”长大成名后，黄立行不喜欢探险，甚至旅游也只去熟悉的地方，比如日本。有人说他宅，他觉得，那是因为“我不去夜店、不去KTV”，话音刚落，他又反悔：“不对，我真的还蛮宅的。”
而好友杨乃文说，黄立行会跟鸟说话，还掌握了修自行车、修马桶、抛球杂耍等多项技能。
收集比赛型自行车，的确是黄立行目前最重要的兴趣。“可以一整天在研究。”他已经搜集了六十多辆手工制作的脚踏车。
收集来了自行车，就摆在家里。越旧的，越不骑出去。“万一骑坏掉怎么办？”
不唱歌也不怎么演戏的黄立行，没给自己的未来设立目标，也没给自己定位。“我每天想的可能就是吃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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