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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经济状况是好是坏，绝大多数有工作的美国人——尤其是那些还在带孩子的——都深感时间不够用，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来投入休闲活动（乃至于只是睡觉）。与此同时又有研究表明，无论是有计划有目的地忙碌还是瞎忙活，忙碌者的幸福感都比赋闲者要强。

发表于去年底的一篇论文考察了此一权衡取舍过程，试图确定最优的休闲时长为何。作者检视了人们所拥有的“自行其是时间”之长短——简言之，就是醒着并且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的时间究竟有多长——与人们对自身生活的满意度高低之间的关系（“自行其是”活动有若干范例，如看电视、社交、去影院、与家人共处以及单纯闲着）。

该论文分析到的数据涵盖了大约3.5万名美国人，结果表明，给生活满意度打分最高的人群有两大特征：在职、每天约有2小时30分钟的闲暇时间。对没有工作的人群而言，这个最佳时长则是4小时45分钟。

研究追踪了自由时间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性，但尚未就相关性背后的意义提出任何确定的洞见。“这令人振奋，因为论文还没有完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管理学院教授卡西·莫吉尔纳·霍尔姆斯（Cassie Mogilner Holmes）及另一名论文合作者说。论文还没有接受同行评审，也不曾发表在任何学术刊物上。霍尔姆斯的两名合作者分别是本校同事哈尔·赫什菲尔德（Hal Hershfield）和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玛丽莎·沙芮芙（Marissa Sharif）。

霍尔姆斯及其合作者于不经意间发现的相关性，甚至于在控制了人们的年龄、性别、种族、有无子女及其它一些人口学变量之后也依旧稳健（虽然他们没有计算最佳时长依前述各项因素而变化的具体情况）。研究者在文中表示，他们所发现的影响“偏小”，但仍然是显著的，并推测称“有许多其它变量左右着人们对自身生活满意度的总体评价”。

在研究者设计的一项实验中，潜藏着一种对他们所发现的相关性的可能解释。他们让被试者想象和描述其每天拥有特定数量的自由时间时的生活样貌，并报告他们对相应安排的感受。“我们发现，过少的时间会让人感到压力很大，这一点可能是不言自明的，”霍尔姆斯说，“但有趣的是，一旦你抵达了最佳点，那种效应就消失了，压力不再扮演任何角色。”霍尔姆斯称，过了这个点之后，被试者开始表示他们觉得自己的生产力总体上下降了，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人们有了许多的自由时间之后也可能会嫌它过多。

至于这些研究发现对个体而言有何启示，目前还难以确定，因为人们所拥有的自由时间之数目通常关涉到一系列的因素，如有小孩或者能在一定程度上掌控工作计划。话虽如此，霍尔姆斯仍然告诉我说，她已经与选修其幸福课程的MBA学生分享了这项研究，它多少给了时间最不够用的那批学生一些安慰：“我认为，两个半小时是个合适的目标，就算你把这段自由时间再稍稍延长一点，也可以期待它转化为更大的生活满意度。”

来自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专攻时间用途的经济学家丹尼尔·哈默梅什（Daniel Hamermesh）指出，要理清自由时间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困难的。一方面，论文中分析到的部分数据源自人们对自己所拥有的自由时间的估测，此类估测可能是不可靠的。另一方面，要系统性地说明究竟什么才算以及什么不算“自行其是”时间也殊为不易。“我们拥有的每一分钟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取决于选择，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他说。

虽然哈默梅什没有仔细考察论文里的基础数据，但他还是就论文的发现提出了几种可能的（不过他也强调检验的困难性）解释。“不妨这样设想，我周围的每个人都有两小时的自行其是时间，而我则由于某种原因有四个小时，”他说，“这样一来我就找不到朋友一起玩了”——此论的要点是，如果人们的自由时间不能用来与他人共度，它所带来的满足感可能就没有那么强了。

另一套理论是：自由时间过多可能会挑战某个人的自我形象（self-image）。哈默梅什说，对一个身为家庭顶梁柱的男人而言，“如果我有大把可以随意挥霍的时间但又不知如何利用，只能干坐着看电视，那我可能觉得自己不是个男人。”（许多人之所以有此类感受，是因为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中，人们为了争抢工作会刻意地凸显自己有用、自己能满足某个需求，而这会带来压力。）

尽管总体意义上的生活满意度乃是一个受诸多变量塑造的指标，但哈默梅什称，针对处于压力之下的人们的时间感已有一些专门研究。“大概不怎么惊人的一点是，”他在即将出版的《花费时间：最有价值的资源》（Spending Time: The Most Valuable Resource）一书里写道，“任何增加非工作时间的转变都会减轻压力。”他还提到，最有助于减轻因时间不够用而产生的压力的办法，就是用原本分给工作的1小时来补瞌睡或者看电视。

相关研究还表明，对于有足够支付能力的人来说，另一种可能左右其幸福感的方法是：花钱买自由时间——例如用下馆子取代做饭，或者雇个人来帮助自己打扫房间。

确定时间用途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之所以困难，是因为获取实验证据要求人们为迎合研究的需要而打乱其习以为常的节奏。但霍尔姆斯表示，她对研究自由时间的次序和结构对其带来的幸福感有何影响颇有兴趣。例如，自由时间究竟是应该集中在一天的开端或结束处，还是均匀地分布在一天当中？另外，从一个更大的尺度上看，标准的“5+2”工作制与平常工作时间略长、但休息时间增加一天的“4+3”工作制相比，哪个更能提升人们的幸福度？出门度假的最佳时间又当如何？霍尔姆斯猜测，也许幸福不只关乎人们所拥有的自由时间的长短，也关乎其拥有自由时间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