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些天，香港凤凰卫视和内地几家媒体都找到王刚，希望做演艺方面的采访，他都回绝了。“接受你们这个采访，还有《国家宝藏》这种节目的邀请，讲讲国宝，才是我的兴趣所在。”王刚说，“更何况，又有故宫为首的大博物馆压阵，这就齐了。至于节目形式，怎么都可以。”

2018年1月，王刚在上海接受本刊记者采访。（吴向九 / 摄）

作为“国宝守护人”，王刚提前到湖北省博物馆一睹编钟真容。在展厅外透过玻璃看着编钟，出于藏家的敏感，他问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万全文：“斗胆问一句，这是原件吗？”他事后向《环球人物》记者解释说：“好多博物馆展出的珍贵文物都是复制品，一般人看不出来。我对真品崇敬有加，但如果是假的，我内心充满鄙夷。”万全文告诉王刚，这就是曾侯乙墓出土的原件，并破例让他进入玻璃展厅观看。69岁的王刚当即向万全文深深鞠了一个90度的躬。

进入玻璃展厅时，王刚把鞋脱了，蹑手蹑脚地靠近。走到编钟下排中间那个最大的镈钟跟前，他干脆趴在地上看。“上面用错金银工艺制作的文字、图案，太漂亮了。”

王刚用了两个字来概括当时的心情：震撼。“首先，体量大。如果是一个可以拿在手上把玩的物件，像第四集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推荐的香囊，是杨贵妃用过的，也是国家宝藏，但很小，我就不会感到震撼，只是心仪。而曾侯乙编钟就像一座山，让人不自觉地为之倾倒。其次，其铸造之精细，达到青铜时代的一个高峰。音域跨了五个半八度，只比现代钢琴少一个八度，中心音域十二个半音齐全。这在几千年前，绝对是世界第一乐器，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它当年刚被铸造出来时是金灿灿的，但由于一直在水里泡着，跟水和水里的物质产生化学反应，形成一种新的物质，沉淀、积累在表面，就变得红斑绿锈。这种沧桑岁月的沉淀，又是一种特殊的美。”

参观完毕，王刚又向编钟深鞠一躬。“就像告别一样，我要谢谢当年祖先创造了这么一套伟大的乐器，谢谢曾侯乙，谢谢铸造了这65件编钟的工匠，他们都是伟大的艺术家、匠人。”

王刚想起十几年前第一次去台北故宫博物院时，也有过这样的感觉。当时他看到了宋代画家范宽的《溪山行旅图》。“画尺幅很大，纵206.3厘米，横103.3厘米，需要仰视。它的构图也很少见：主画面是一座高高的山，山脚下是策蹇（驴）而行的驼队，驼队在高山面前显得十分渺小，不仔细看都看不到。”此后，他每次去台北，必去台北故宫博物院。

《国家宝藏》播出后，北京电视台邀请王刚和节目总导演、演员、专家、馆长等录制节目。节目组说：“王老师，您能不能带一两件家中的藏品到节目现场？”一开始，王刚觉得家中的藏品怎能和《国家宝藏》中的国宝比？但后来想了想，还真有合适的。“有一集《国家宝藏》讲了五胡十六国时期北燕的一对马镫，里面是木头，外面是铜，证明了马镫由我们中国人发明，并传入西方。马镫出现以前，马在战场上的主要作用是拉战车。有了马镫，人们可以在马上战斗，可以在马上坐立起来了。我家里也有马镫，是我一套马具中的一件。那是一套乾隆时期的铁鎏金錾花镂空马具，有马镫、马鞍等，一共6件。”

拿了马镫，王刚又想到习近平主席2015年访问英国期间，英国女王介绍他们收藏的中国文物，其中有一件是乾隆时期的圆形剔彩春寿盒，上面有一个“春”字，是漆器。正巧王刚也有一件同样的藏品。“1793年，英王派马戈尔尼以向乾隆祝寿为名，率团访问中国，想建立商贸关系。当时乾隆在承德，马戈尔尼追到承德，送上很多新式的枪支、钟表，乾隆回赠了更丰厚的礼物，其中就包括这个春寿盒。当时乾隆过生日，做了很多春寿盒。”于是，王刚就把春寿盒和马镫一起带到了节目现场。“有了东西，就好说话了。现场嘉宾也觉得特新鲜。”

王刚的第一件藏品是一只民国时期的鸟笼。当时他只有十来岁，家住长春。有一次跟着父亲逛旧货市场，他发现那鸟笼里的青花鸟食罐很漂亮，就想连笼带罐买下来。卖家的要价是10块钱，他砍到5块钱买下。不幸的是，笼和罐后来都散失了。“民国晚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这段时间的藏品，在收藏界有个概念：长春货。长春曾经是伪满‘首都’，伪满垮台后，溥仪逃逸，他原先从北京故宫带来的古玩、书画流落到民间，一些散兵游勇就开始在长春街头倒卖。”所以他推断，笼子里那两三个鸟食罐，应该是清代或明代的。“如果是康熙时期的，现在值十万八万了；如果是明代宣德年间的，就得过百万了。”

幼年王刚对旧货市场上很多没见过的东西都很好奇。有一次，他看到一个筒状的东西，像烟袋又不是烟袋。父亲告诉他，这叫大烟枪，然后讲起鸦片战争的故事；还讲到崇祯年间，“三尺之童，无不吸烟”，吸的是菲律宾传过来的吕宋烟。又有一次，王刚看到一双长得像粽子、尖尖的绣花鞋，父亲就给他讲古代“三寸金莲”的故事，还说：“咱们的邻居张奶奶，现在走路还不稳当呢，就是因为裹脚了。”王刚追问：“隔壁另一个奶奶怎么没裹脚？”父亲说：“她是满族人、旗人，不裹脚。”

小学四年级时，王刚给毛主席写了封信，反映学习情况，没想到中央办公厅给他回信了。班主任家有人集邮，就向王刚索要牛皮纸信封上的那张邮票。“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大方，就一点一点把邮票揭下来给了我的班主任。结果这个很有意义的实寄封，贴邮票的地方只剩下半个邮戳，后来我一直很遗憾。”

那时候王刚家离吉林省博物馆很近，出了胡同口往右拐即到，节假日他常在博物馆里打发时间。这里有社会发展史、物种起源等固定的展览项目。副馆长张伯驹，堪称他的启蒙人。

张伯驹是直隶总督张镇芳之子，酷爱书画，为了西晋陆机的《平复帖》等国宝，宁可花掉所有积蓄，房子也越住越小。1956年，张伯驹将其收藏的部分文物捐给了国家，包括《平复帖》，还有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唐代李白的《上阳台帖》、杜牧的《赠张好好诗》，宋代范仲淹的《道服赞》、黄庭坚的《诸上座帖》，元代赵孟頫的《千字文》等。上世纪60年代初，张伯驹担任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由于他的到来，吉林省博物馆收藏了很多好东西。他在某种意义上间接培养了我。”王刚说，“1982年，他在一家大医院逝世。住院期间，医院给他提供的医疗条件并不好。有人愤愤不平地说：你们知道吗？张伯驹先生捐赠给国家的文物，能买下你们整个医院！”

王刚真正进入收藏界，是在1995年。那时，他和李保田主演的《宰相刘罗锅》热播。从这部剧开始，王刚成为和珅的“代言人”。在他的印象中，中国的拍卖市场也大致在那个时候兴起。他“买对了并且现在还留着的第一件藏品”，是康熙年间的一只青花瓷盘，业内统称“渔家乐”，但王刚给它取名“渔归”。盘中央的画面上，两个渔夫特别高兴地驾船向河湾驶去，岸上有树，远处有房屋，鸟也归巢了，他们俩也满载而归了，反映了当时百姓安居乐业的景象。“这只盘子的价值不算太高，但就像我的初恋一样。”王刚说。

如今来看，王刚比较得意的藏品是清代画家王翚（音同辉）的《杜陵诗意图》。王翚被称为“清初画圣”，康熙曾组织他和一些画家画《康熙南巡图》。“上世纪70年代，启功先生在右侧题跋，徐邦达先生在左侧题跋。我买了以后，拿给徐先生看，当时我们两家的住处就隔着一条街。他激动地说：‘这个东西在你这里呀，买得好啊！’画中，柴门打开，有人出来，有人进去，远山近水，显得很荒野又很自在，反映了古代文人之间的交往情况。”

王刚说，现在自己70%的心思花在了收藏上。有时候正拍戏，突然接到从拍卖现场打来的电话，要他出价，他就暂停排练去出价，因为拍卖会的机会转瞬即逝。他说：“做主持人也好，演员也罢，会面临一些挑战，但这种挑战的强度没有收藏高。演艺上的一些事，对我来说已经轻车熟路。而收藏领域涵盖的范围太广了，尤其是由于利益的驱动，做假非常普遍，藏家不断面临挑战。这同时又是很有趣的事。如果看到一件瓷器，翻过来一看底就能断定真假，心里特别美。”

不过，王刚也有打眼的时候。“徐邦达先生都说：‘能看对50%就算不错了。’打眼不仅造成金钱的损失，还会有一种像吃了苍蝇一样的感觉。被骗比被骂、被打还恶心，让人产生强烈的自责。”

2007年，王刚开始主持北京电视台《天下收藏》节目。为突出视觉效果，他和节目组工作人员共同设计了一把紫金锤和一支判官笔。在节目最后环节，如果藏宝人带来的古董或书画是假的，王刚就挥起紫金锤将其砸碎，或用判官笔将其毁掉。“我对假货非常憎恶。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是想给大家，尤其是工薪阶层提个醒：挣点钱不容易，别被那些假货骗了，因为市场上的假货实在是太多了。”该节目曾在３个城市进行免费鉴定，发现真品率不超过5%。

早期的电视节目更多关注文物的朝代、品相、真假、价格等问题。“人们看见利益就着急，都想赚快钱。但收藏不是一个着急的事。”王刚说。如今，《国家宝藏》这样的节目更关注文物的文化内涵、精神内涵、历史内涵。“和这些比起来，我以前关注的内容是那么渺小和微不足道。”

2010年1月，王刚主持北京电视台《天下收藏》节目。

专业藏家的注意力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国家宝藏》第一集介绍了故宫的“各种釉彩大瓶”。这是乾隆年间烧制的一件瓷器，器身自上而下装饰的釉、彩达17层之多，标志着中国古代制瓷工艺的顶峰。“我们以前都不知道它的正式名字，只知道青花、粉彩、釉上彩、釉下彩等全都烧到一起了，很不容易，就叫它‘瓷母’，仅此而已。从审美角度来讲，我没觉得它漂亮。没想到《国家宝藏》通过短剧的方式，让前朝的几位大家跟乾隆帝对白，揶揄、嘲讽他的审美观，雍正帝也质问他。结果反而说明了乾隆的用意，他就是要表现大清盛世的高超工艺水平，就是觉得各种釉彩一起烧制很美。了解了这些典故，我们对‘瓷母’的态度就从不喜欢变成了平视。”王刚说。

各种釉彩大瓶，又称“瓷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表现了大清盛世的高超工艺水平。

前些年，他在大英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等参观，总能见到这样的现象：老师带着学生在参观，老师在前边讲着，学生坐在地上，拿小本子记着；或者老师一边讲，这幅画是毕加索的，那幅是莫奈的，孩子们一边在地上临摹。“现在，我们国家的博物馆也能见到这样的老师和孩子了。这就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只有这样，爱国才能流淌在血液里，文化自信才有了根基。”

王刚还偶遇过一名企业家。当时他正在北京首都机场候机，有个人拿着拍卖图录和打印的资料过来向他请教。此人从纽约的拍卖会上花102万美元买了一对铜胎掐丝珐琅仙鹤，听说来自紫禁城，就一直查资料，还花钱向专家请教，但还是搞不清楚。王刚问：“你这么认真学习，是想做收藏家吗？”他说：“不是。我本来是为了投资，但买来以后，忽然觉得应该知道它们的来历，否则对不起它们。”王刚感慨：“在收藏领域，不管是想投资、家传，还是买回来捐给国家，都是花着自己的钱，替我们这个民族传承着这些有价值的历史文化遗存。”

家藏也需要传承。王刚的儿子丁丁今年9岁，王刚像当年父亲带自己逛旧货市场一样，常带丁丁观看家中藏品，丁丁也像当年的小王刚一样，不懂就问。但王刚从来不告诉儿子某个物件值多少钱，而是给他讲述背后的故事。“我告诉他这个东西流传很长时间了，很多人挂过、摆过，如果在咱们家里碎了、坏了，那是多大的罪过呀！”

作者：《环球人物》记者  田亮

          《环球人物》特约记者  吴向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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