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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在性善与性恶看法上的差别,导致了社会对于政府功能与职责产生了不同的要求。西方人之所以常对中国政府指手画脚,在于他们忽略了文化差异的导因,下意识地认为所有国家的政府运行均应向西方看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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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玠,字惠宇,美籍华人,哥伦比亚大学博士,主攻国际法与国际政治。现为纽约大学政治学系资深终身正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并担任多所大学的名誉或访问教授,在美国著有25本英文书籍及多篇中英文学术论文。熊玠是美国的“一个中国委员会” 创办人之一,曾是“全球华人反独促统联盟”首席顾问,1987年曾获邓小平接见长谈。
中西文化之差异,导致其在政府功能与职责上也产生莫大不同,而使中西人民对他们政府的期望也有不同。虽然此点极为重要,但却为一般中西人士尤其是西方所忽略,故而常常发生对中国不必要的误解。
也许有人会质疑:中西在文化上的不同,如何能与政府的功能与职责扯上关系?诚然,中西文化之差异是一浩瀚课题。但它们的差异,最终可以归结到一个大前提:那就是关于人性善恶的信念。
中西文化在性善与性恶看法上的差别,导致了社会对于政府功能与职责产生了不同的要求。西方人之所以常对中国政府指手画脚,在于他们忽略了文化差异的导因,下意识地认为所有国家的政府运行均应向西方看齐。
简言之,由于中西文化对人性善恶大前提不同,因而产生了政府功能相应不同的逻辑关系。我们先谈西方由于基督教教会对人性“原罪”教条所起的作用,以及对西方在政府与行政观念上造成的深远影响。
资料图:德国首都柏林著名景点和地标建筑之一柏林大教堂。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摄
中国文化性善之说,主要与儒家影响有关。不过需要稍作澄清,孔子关于人性并未明确主张其善恶之定向。众人倶知,性善说始自孟子。孟子在告子章句上有言:“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但接着说:“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意即虽然水性是向下,但如果人为地将它向上泼,也不是不可能。同样“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即人性固然本善,但如受外界腐蚀败坏的影响,也可能被扭曲而改变为邪恶。这正是孔子所谓“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正因如此,荀子言人性恶,也不失其为孔门的一份子。在孔门之外,还有扬子(扬雄)言人之性“善恶混”,即谓人之本性乃善恶杂处于心,“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法言义疏》五修身卷第三,世界版)。
这些是对人性善恶的诊断。然则有鉴于“性相近,习相远”,如何能使黎民保持其“赤子之心”而不致因习恶而变恶了呢?孔子比较笼统地讲“为政”之道在使民“富之”以后再以“教之”(《论语注疏》卷十三·子路)。如何令民众控制环境,不受感染,则有持于学。故《论语》第一句就说“学而时习之”,《荀子》第一篇亦名为“劝学”篇。孟子说得更切体,教所有为政者必须“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梁惠王章句上)。因此,在中国文化中,政府的首要功能在如何促使人民不要“习相远”,导致原善的人性堕落至邪恶。讲得更广阔一点,政府的功能在于如何提供一个良好社会环境,能教育人民不被邪恶影响败坏他们与生俱来倾向为善的人性。而要求政府如此教育人民的职责,是西方文化中没有的。在中国文化和人民眼中,政府不是一个累赘或包袱。相较之下,西方人民眼中,政府永远是站在老百姓相对立场的一个麻烦与大问题。
不仅如此。由于能败坏黎民人性的因素中,最主要的当推饥寒短缺。所以孟子提醒为政者:“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此说,符合了孔老夫子“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的意思(《孔子家语》第十三篇贤君)。另外,管子也有言:“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管子》第四十八篇治国)秦汉以后,言治国者,亦皆主张政府有扩展经济以富民的责任。譬如晁错有言:“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夫腹肌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
所以,在中国文化中,认为政府之职责必须确使黎民不饥不寒,不仅是儒家而已,其他各家亦有同感。由于这一要求,自秦汉以来,开创了政府当干预甚至经营国家经济与管制社会秩序的规矩与威信。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也没有丧失指导市场的功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意或在此。这仍不离中国文化自古以来的教诲与要求。
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两个绝然相反之因素放在一起,使其互相效命而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其灵感与信心或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学。深得其阴中有阳而阳中有阴之真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样融汇的产物,这是绝对无法被任何其他没有中国文化的国家所效法的,甚至无法为西方国家所了解。盖因西方哲学,自其始祖苏格拉底开始,就不相信两个相反的东西能够融合为一体,更不用说互相效命。
由于中西政府功能、权限与威信不同,因而产生效果各异。对于此点,有很多例子。如一年来新冠病毒肆虐,中国与美国在管控病毒传播上,就有天差地别的效果。因中国政府享有管制社会秩序的职责与威信,民间接受不成问题。所以政府从开始就直接行使其监控责任。政府封锁武汉进出管道及时,调动疫苗及时,人民在接种疫苗、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细节方面,也与政府配合无间,所以很快将新冠传染问题控制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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