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卿:10年后,我只要一个院子、一台机器、一本书

董卿:10年后,我只要一个院子、一台机器、一本书

中国新闻周刊 内地女星 2017-04-15 15:22:29 91

从台前到幕后

还是那个董卿,不再是那个董卿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环球人物杂志(ID:globalpeople2006


环球人物采访视频



董卿(口述)

《环球人物》记者 余驰疆整理



很多年以前,岩松采访一位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问“为什么在今天人们依然需要古典音乐”。那位教授的回答让我至今难忘,他说:“因为人性的进化是非常缓慢的。”


对于文字,亦是如此。那些能够触动人心的语句,就会有长久的生命力;而碎片化的信息,虽然可以在几秒钟内被刷出、被看到,但它们的生命往往也只有几个小时。


2014年我在美国进修,在校园里经常看到一些学生组成小组,每人带一本书,在草地上朗读、分享。其实在欧美,朗读是一种传统,作家毕飞宇参加完《朗读者》后给我发了长长的短信,说他去荷兰、丹麦参加书展,看到世界各地的作家聚在一起,在酒吧里朗读文章——有人读、有人听,像看电影一样稀松平常。他说:“在那些人的世界里,每天的生活似乎还比我们多了一顿饭,耳朵的饭。”


教授的话与学生们在草地上朗读的画面,成了我的灵感来源。从美国回来后,我想观众对我是有新期待的,我能做些什么?能让大家看到什么变化?要不要做一个真正自己喜欢的,不管受众有多少,至少能让人看到我所思所想的节目?


答案是肯定的:我想做。


董卿亲手抄写的致《环球人物》读者的诗句,节选自吉卜林的《如果》


2016年春节过后,我趁着回家休息的时间写起了节目方案,把内心的想法变成文字,之后再逐步完善。开始只有两页纸,口头跟领导讲述。以前节目的朗诵只是一种语言艺术,但我要做的是一个以文字为寄托,用朗读表现情感的节目。


我相信,文章的背后,是人。


两三个月的时间,两页纸变成十几页,成为一个详尽的方案。央视的审查制度是很严格的,从频道的节目部到频道总监到台编委会、台领导,逐一审查,立项时还要编委会投票决定。我记得立项那天是全票通过,几乎没有反对的声音,听说这是很少出现的情况。


我不是一个特别善于打交道、八面玲珑的人,不太擅长把方方面面都摆平。做主持人20多年,我只要把自己这摊事做好就行了。但是制作人就需要顾及所有,从最初的团队搭建,到节目形式,再到录制、剪辑。我们的文学统筹包括铁凝主席、余秋雨、王蒙、冯骥才、李敬泽、康震等老师,还有音乐总监姚谦、舞台总监王晓鹰院长。我反反复复地拜访、请教。他们都跟我说这个节目应该做,让我得到了很多信心。


可是真正上手了,就发现道阻且长。身为制作人,团队里的每一个人都要我去找、去谈。我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就是变得特别唠叨,喋喋不休。就像进入一个流程,一按开启键就自动滔滔不绝,跟团队、专家、广告客户,一遍一遍地解释,说的都是一样的一二三四五六七。有时候特别疲惫,就恨恨地问身边的人:“像不像祥林嫂?”


那时候每天睡眠不足,凌晨4点睡早上8点起,有时不是没时间睡,而是睡不着——我紧张。醒来一睁开眼就想节目的事,想着嘉宾、读本、故事、后期……录制前一晚,工作人员是不能来找我的,我必须把第二天的东西完完整整过一遍。但是第一次录制的时候,我还是害怕得跟导演说我上不了台了,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没有力气再说话了。我也没有心思再去把自己捯饬得很好看,美美地主持。别人让我找一点方法消除紧张,我说没有方法,就是去做。站起来,走出去,走到一个需要你的地方去做事。所以上台后紧张感自然就没有了,我发现自己太熟悉这个节目的角角落落了,我比任何一个人都清楚。


但我最怕的,还是团队的不自信。这几年大学毕业的导演不少是做真人秀节目出身,真正做过人物专访,做过文学类的,几乎没有。一开始,团队里的人会质疑,比较客气的就说:“这样的节目很难做。”不客气的就说:“这样的节目没有观众。”很快,团队里出现了迎难而上还是知难而退的问题,一些人走,一些人放弃,这对我来说都是很大的考验——我可以承受所有领导、专家对我的质疑,但是很难承受自己的团队没有信心。我只能一遍遍阐述我的观念、我的理想,说到最后自己心里都在打鼓。有很多时间,我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心里很纠结,感觉那是一个漫漫征程,看不到光明到底在哪里。



不录节目的时候,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我一定守在办公室,让每一个工作人员能找到我。开会的时候,我也顾及不了措辞的优雅、温婉,经常直截了当特别严肃地说:“不行,不好。”选读本,我的要求是不能太高端,也不能太鸡汤,绝对不走朋友圈的风格,我要的是能引起共鸣的经典——如果按照难易程度来说,应该是中学课本的水平。我要求所有导演必须在会议上大声朗读筛选出的文章,两分钟之后在座的人可以随意打断,如果大部分人觉得听不下去,这篇文章就被淘汰了。


当时,有人提议像一般节目一样,在嘉宾朗读时打字幕,我严词拒绝。我说一定要把读本展现在屏幕上,用一种特殊的包装方式,让观众能一行行读下来,让他们变相阅读。因为白纸黑字是安静而充满力量的,那不是一些夸张的表演、激烈的声效可以达到的意境。当我们阅读文字,就会知道它们是如何从一个人的思想落到纸上,又是如何从纸上进入另一个人的思想,最终形成新的感悟。那是一个付出心血,是一个反复创作、因人而异的过程——电视有直观的美,文字有朦胧却无限的美。所以到后来,编导们看样片,都说:“我净看屏幕上的书了。”


当时有人打击我,说干嘛要采访96岁的老翻译家(许渊冲)?说年轻人不Care(在乎),年轻人喜欢网上那些吸引流量的东西,喜欢热闹的节目。可是我觉得,为什么要如此低估年轻人呢?他们是在什么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看到的是个什么样的世界?他们对好坏难道没有判断吗?就像李宗盛当年特别恼怒音乐市场,说:“你老是给人吃猪食,那人就真成了猪了。”我们只给年轻人创作口水歌,他们就以为这世界上只有“神曲”了——一切只是因为你没有给,不代表他们不喜欢。


节目录制经常要到半夜12点,甚至有一次到了凌晨两点半。但是很多年轻观众会一直待在现场不走,有的家长半夜找不到孩子,就上网查我们的录制地点,打电话过来说:“你们是不是骗子?我家孩子怎么不见了?”所以我相信,大部分年轻人都是被节目里的那些人、那些事和那些文字吸引,他们能在其中感受到共鸣。


首播那天,我们组里核心导演群20多个人,找了一个朋友不住的两室一厅,聚在一起看播出。我的手机开始不断振动,有联系的、没联系的,干这行的、不干这行的,远远近近、老老少少,一下子又汇拢到“身边”。那一瞬间尤为感动,觉得这一年心血没有白费,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对的事情。播出一结束,二十几个人马上关了电视开会,总结、检讨,每个人都深陷在情绪里拔不出来,开到凌晨1点半也没有散去。


董卿在《朗读者》策划会上


已经忘了究竟是在大学毕业离开宿舍以后,还是有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以后,每天睡觉前一个小时的阅读成为我雷打不动的习惯。我的卧室里没有电视机、没有手机、没有任何电子产品,安安静静地看会儿书,然后就睡觉。


我钟爱俄罗斯文学,因为这个民族在经历苦难之后能做出深刻反思,并且会在文学作品中有特别淋漓尽致的体现。我看书、看电影,都不能接受太过平淡的东西。我欣赏极致的情感,偏爱像芥末一样能瞬间让我热泪盈眶甚至不能呼吸的文字,像《红楼梦》《茶花女》。还有《约翰·克里斯朵夫》,那种经历过世间百态之后爆发出的力量也特别吸引我。我想,我喜欢那样的字句,天性使然,也是经历使然。


我的整个少女时代,虽不能说是居无定所,但也称得上是经常迁徙。因为父母工作的原因,我在上海待到7岁就去了安徽,在安徽又是7年,之后到嘉兴念了初高中,5年后到了杭州,最后进入浙江电视台,开始职业生涯。


一路上,我遇到过很多严厉的批评,但我是天蝎座,给多大压力就有多大反抗力。我在浙江台时挺好的,后来到了上海台,从春晚的剧务做起。到央视时我已经拿过“金话筒”了,但仍然清晰记得那时的文艺部主任过来跟我说:“听说你是拿过‘金话筒’的,你凭什么拿的‘金话筒’啊?”原话。我觉得特别挂不住,但还是保持了一个很完美的微笑:“可能是评委厚爱吧。”(后来我们成为挺好的朋友,他对我的夸奖也是毫不吝啬。)



尽管有许多特别热爱的书,但我不会反复去看,时间有限,要把时间留给新鲜的东西。这个世界上能反反复复看的,只有唐诗宋词。因为它们短小精悍,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在不同生命阶段读一首诗、一首词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小时候,我喜欢风花雪月的东西,但大了之后就会爱苏东坡、陆游,觉得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他们都写在诗词里了。小到儿女之情,大到朝代更迭,他们将万千思绪都化进好友间的一席围炉夜话,那是在历史长河里的豪迈之美。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没有一个字不认识的,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会背。但千年来只有李白写出来了,而且它依然会流传下去,永远流传下去!这个太伟大了,字面上的极简和它背后所包含的山川纵横的情怀让人赞叹不已。这种能力现代人是没有了。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诗词大会》火了。那些韵律是我们血脉里的东西,光听着,你就觉得亲切。



不久前,我在机场过安检,工作人员一边给我盖章一边特别激动地说:“那个校长(郭小平)太伟大了。”我突然觉得,只要有这样的故事存在,我们的节目就必须存在。节目火了,我也有了许多反思。出现了这种所谓现象级的文化类节目,究竟是为什么?我想,这难免与现实有关。这个节目的火爆恰恰体现了一种社会的匮乏——如今纯粹的事物太少,充斥在我们四周的都是感官的或者一时喧嚣的东西。


现在很多演员主动联系节目组,但不是所有当红的找来我都要。有人说谁谁谁有几百万、几千万粉丝,我就回答:“我们的标准不是这个,许渊冲先生还没有微博和朋友圈呢!”我们需要的是真正能理解文字之美的人,真正能传递文字价值的人。喧嚣、流量,不是我要的。


再过10年,我可能更自信了,自信到我做一个节目可以什么形式都不要,就是架一台机器在院子里,放一本书在那儿,没有舞台,没有灯光,没有音乐,安安静静地说文字里的故事。


用简单的形式表达深刻的情感,这是最难的。


设置在西安的“朗读亭”


现在,我又多了一个新的愿望,一个小小的野心。我们在许多城市都设置了“朗读亭”,每个人都能进去在狭小的空间里朗读自己喜欢的文字。我希望可以通过《朗读者》和“朗读亭”,激发起一部分人朗读的习惯。


或许有一天,我能听到身边的人说:“今天天气不错,咱们带着书上哪儿读一段吧?”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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