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内容来源于数创研究社
中国企业利用国际供应链的快速学习能力和规模化运营能力,通过市场驱动的创新模式实现了对跨国公司的追赶,引发了美国的忧虑。但在这背后我国科研基础研究环节上存在科研分工不明确、“无人区”顶尖成果薄弱等问题也凸显出来,我们该如何发力?该如何从源头创新?小新特别好文推荐,本文为曾任深圳市科技局副局长,深圳清华研究院副院长、深圳市科协主席周路明接受数创研究社的采访内容,希望给企业在技术研发与创新方面一些启示。
——小新按
周路明,深圳市源创力离岸创新中心总裁,曾任深圳市科技局副局长,深圳清华研究院副院长、深圳市科协主席等职。主持制定了深圳市一系列科技创新重大立法、决策研究工作,推动了民办科研机构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设立了深圳在波士顿等地的海外协同创新中心等。
中国市场驱动的技术创新引发美国忧虑
数创研究社:如何评价今天中国的科技创新综合实力,在国际上是怎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在这一块有什么样的特点和哪些劣势?
周路明:关于科技实力评价的问题,我想从两块来说,一块是属于市场化的技术创新范畴,应该来讲,过去40年,中国在这一块做得很有特色,而且发展速度相当快。
而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绩,我想跟中国人的文化背景有一定关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世界范围内来讲,凡是华人聚集的社区,在商业上做得都不错。
尽管过去这些年,中国的科研机构在技术供给上做的支撑不够,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一线技术公司的快速成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像深圳这样的地方,在中央科研机构院校布局有限的情况下,一线的技术公司反而成长得非常快。
这些公司的成功主要经验是:利用国际供应链的快速学习能力和规模化运营能力,通过市场驱动的创新模式实现对跨国公司的追赶。在这一块我们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发达国家对我们的危机感,也主要是来源于此。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几年的这地缘政治冲突,中国的科技公司按照着这样的路径走下去,在市场竞争格局中是非常健康的,是可以继续加速追赶的。令人忧虑是,上述经验在过去这些年并没有得到系统的总结和传播,在大国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市场驱动的创新模式很少被提及,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创新是可以被计划、规划的”,如果用这套逻辑去应对中美科技竞争,我们无疑是在自废武功。
至于另外一块,就是科研部分的评价问题,现在争议就比较大了。
如果单从传统的评价指标来看,中国好像也挺牛,论文世界第一了,专利世界第一了,大学排名上升得也很快,面上跟我们世界老二的身份是匹配的。
但是这一轮的中美科技战,一下就将这一块的问题给暴露出来了,那就是我们原来说的论文、专利这些知识输出的指标并不能代表解决问题的能力。仔细分析会发现,中国和发达国家在创新系统的底层逻辑上存在一些重大差别,发达国家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是市场经济壮大到一定时期孕育出来的东西,科研与产业一开始就形成了解决问题的逻辑一致性。我们的科研板块先于市场和产业由政府主导发展起来,科研和产业一直没有形成解决问题的逻辑一致性。
一轮科技战打下来,我们发现中国的科研部分在满足政府需求(安全、公共事业)方面还是做出了一些不错的东西。但在对产业的支撑方面就不尽如人意了,过去40年,科研板块对产业的输出基本上可以说是既不能顶天(为产业核心技术形成支撑),亦未能立地(培养合格的产业人才)。不在体制机制上解决科研和产业联结的底层逻辑,我们海量科研投入其中的大部分只是维持了一场自娱自乐的科技嘉年华而已。
搞基础研究不是人多就行
数创研究社:那您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要想做出改变的话,我们又可以在哪些层面发力呢?
创新的格局还不够大
周路明:中国源头创新的种种问题,除了人的问题之外,创新文化层面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基础研究提不出重大科学问题,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对创新对理解过于狭隘:弄一个很牛的技术,成立一个公司然后上市,实现财富效应,这是大家公认的成功创新模式。而对于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缺乏兴趣,这些挑战可能是气候问题、贫困问题、自然灾害问题,以创新改变世界为使命的科学家才会关注这些问题,形成重大科学问题。我们的创新使命停留在“创新改变生活”层面,这种格局限制了我们的思维。
而很多基础研究的重大成果,不一定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甚至可能很多年都没有使得发明者有直接的受益机会,但是它们却可能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起到支撑作用,是影响很多年的事情。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该有一批科学家有这样的志向和使命担当,创新的生态才能丰富起来,太过功利反而不利于出好东西。
此外,从人才培养氛围来讲,我们在解放思想、激发创新上,做得也不是特别好。
因为很多颠覆性的创新,它是反常识甚至反规则的,而中国人在创新的过程中却非常强调守规则,一定要在某个范式下开展工作,有勇气去颠覆规则的人不多,但这恰恰是创新需要的。
这个可能是涉及到文化层面的一个问题,短时内恐怕不是那么容易改变,至于将来能不能改变,要取决于我们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是否能够创造出相应的小生态、小氛围。
也正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对由基础创新带来重大原创技术成果,我们近期不要抱有太高希望。反倒是受需求端驱动的基础研究这块,我们还是能够开展很多工作的,起码这一轮中美科技战,美国人已经“帮”我们定义了一批“卡脖子”的技术问题,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科学问题。
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科研系统和产业部分的结合会加快,进而倒逼我们去将应用端、市场端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变成科学问题。
大湾区要趟出产学研融合的新路子
数创研究社:对,大湾区在这一块还是有不少事可做的。那深圳在创新上又有哪些优势呢?
中国的研发型公司实在太少了
数创研究社:提到公司,注意到您非常关注“研发型公司”,为什么他们很重要,对比大学和科研机构,他们优势在哪里?
科技战或导致大公司内卷
数创研究社:除了研发型公司,您怎么看大型科技公司在科技创新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呢?
大公司应以开放式创新为新战略
周路明:此外,中国的大型企业在开放式创新,包括维护产业生态这一点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按道理来讲,作为整个产业生态的龙头老大,应该有维护、呵护产业生态的责任,但跟发达国家的同行相比,它们显然在这块做得不是很好。
具体来讲,这里边又包括两个生态:
一个是供应链的生态,大公司要尽力去维护好供应链的生态,去帮助配套公司成长,帮助它们获得合理的收益,通过这个生态实现共同提升。
很遗憾,我们的大公司在这块意识还不够,做得还不够好。
另一个就是在创新的外部性上,国内的大企业同样没有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
很多跨国公司在这个问题上就走在了前边,因为它们发现大企业的官僚体制会抑制创新,所以它们纷纷选择通过培育外部生态来解决新技术的供给问题,再通过并购形成良性循环。
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很多国内的大公司还没有相关意识,我觉得是不应该的一个情况,尤其是现在中美科技战的背景下,帮助研发型公司成长应该成为大公司的责任。
因此,未来怎么样去解决自己的技术供给,我觉得不光是这些大公司的社会责任问题,更是他们自身发展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性议题。
(访谈人:凌云,数创研究社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