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娱乐专稿（文|狠狠红 邵登 责编|露冷）

在答应接受这次采访之前，在这几年里，汪峰拒绝过我们很多次——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对媒体保持着十分的警惕，以一种远离的姿态来尽量避免自己陷入不必要的麻烦。但有时候这种远离并没有起到效果，两者偶尔交汇，结果还是以擦枪走火告终。去年五月，因为一篇报道的争议，《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杨时旸在网络上写了一封致汪峰的公开信。之后，两者关系再度恶化，汪峰对此简直是心碎的。六月，因为汪峰工作室的一篇《没有汪峰，大陆歌坛尽失一半江山》，“汪半壁”的叫法自此开始流行——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没有比这更大的嘲弄了，像一种最为彻底的瓦解和摧毁，像一张严肃的P-P-P-POKER FACE，碰见了三岁顽童的水枪和油漆桶。

汪峰此番接受我们采访与碎乐相关，碎乐是他今年做的一个音乐平台。为了尽可能宣讲这个平台的理念，他暂时抛开了和媒体之间的芥蒂，甚至还参加了腾讯娱乐早前举办的“星空演讲”。在演讲的开始，他出人意料地调侃自己在出门前又穿上了那标志性皮衣加紧身裤配闪着光的腰带头，这让自己遭到了妻子章子怡的耻笑，于是，在演讲现场，他当着众人把皮带抽下，丢在地上，还说：“老婆，裤子我就没法脱了！”

当时，他的团队成员在后台显得很焦躁：“汪峰到底为什么要突然这么自我发挥，这也并不好笑啊。”但事实上，胜利属于汪峰：之后他的演讲，在网络上传播甚广。

这是非常汪峰式的努力——当他想做成一件事的时候，他就会这样的努力。

汪峰差不多是一个做什么都很努力的人。

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汪峰就从来不睡懒觉。如今他说自己年纪大了，有时候熬夜熬得厉害了，还是得多睡一会儿，他颇为“廉颇老矣”地感伤了一下：“如果早晨4点钟睡的话，我怎么也得10点才能起床。”他从来没有醒了看看时间决定再睡一觉的时候：“那是耽误时间，我会立刻想到，再睡四个小时的话我能做多少事，写多少歌。”

写歌是迄今为止，汪峰生命里最重要的事情。他用一种纪律化的流程来保证这件事的绝对地位：从上午10点到下午3点，这段时间都留给了写歌。在这四、五个小时里，他只允许午饭占去15分钟。如果是在家的话，他会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里面有四台电脑，有录音的工作台和一些简单的乐器。他没有把这间房布置得极为专业，但和常见的录音室相比，汪峰的这间工作室最特别之处，还在于它还有一扇朝南的窗户，不仅阳光能照进来，他还能看到窗外景物。

“写作需要的是你能听到街上的人的行走声”，汪峰郑重地说。虽然他的家并不临街。

他写歌的时候不喜欢被打扰，“我现在的痛苦是我一开始写歌就有事儿”，但是他也并不因此关掉手机，相反，他倒是愿意减少一些写歌的形式化礼仪——比如，最近他的写歌工具已经成为手机，这样才能保证写歌随时随地可进行。他在酒店里写歌，在赶飞机的时候写歌，甚至在马桶上写歌——无论如何，写歌这件事的意义是进行时的，存在于写歌这件事本身当中。他不是等着灵感降临才开始写作的人，比起灵感，他更信任劳动本身——“热爱创作就不需要灵感。有很多人觉得艺术创作就是天马行空，绝对不是，其实它和去做科学实验没有本质区别”。

他抒情地描述这种坚韧不拔的创作所带来的意义：“我们很有可能比大街上走着的很多人敏感度和想象力还要差很多。我们只是比他们在同一件事上付出的更多。当我付出了很多很多之后，多到了这件事已经变成了一个枯燥没有意思的事情的时候，它就变成升华了，它就升华到，当我写出100句歌词的时候，里面有60%的句子是有可能变成经典的。这个其实是因为之前写了太多垃圾的东西了。”

“就是这样”，汪峰以一句自己的口头禅作为这一段布道的告结——这听起来很像童年时候课本里的那个达·芬奇画鸡蛋的故事。

汪峰对以天才自居几乎是警惕的。“依靠灵感写作是一种最愚蠢的想法。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我能了解的那些我所特别钦佩的创作者，绝大多数都是应该这么想的。”在他漫长的创作过程中，灵光只是偶尔降临了那么几次：“《晚安北京》两个小时，《春天里》五个小时，《存在》写了40分钟。我到现在发表了148首歌，还有600多首没有发表，在这将近800首歌里，我认为纯灵感的只有这几首。它的标志是写完之后你不用修改。”

而在灵光没有降临的那些漫漫日子里，通常每天四、五个小时会给他带来一首歌——“一天肯定可以出一首歌，但是肯定不能首首都满意，平均三四天应该能有一首满意的”，汪峰的每张专辑都建立在这庞大的曲库之上。

毫无疑问，这是全中国最勤勉的歌手，保持着稳定的专辑产量。而他的同行们——无论是朴树、许巍、崔健这些老牌摇滚歌手，或者是摩登天空旗下的那一票新晋乐队，甚至是“不努力就去死”的蔡依林，如今都无一可以比拟。

▲汪峰在“星空演讲”的舞台上说：不能饿死音乐

写歌的确是汪峰命之所系——从他开始参与乐队，到他乐队解散，到他流离失所地在北京四处租房，到他成功，到他大红特红，到他成为中国乐坛“半壁江山”，到他所有的自我感动……可以说，汪峰的整个人生，还有他的自我塑造，皆与之相关。

“我从5岁开始做的就是你们一辈子都不可能做的事情”，汪峰说。5岁，那是他成为小提琴琴童的开始。他父亲的命运是被音乐改变的——因为音乐，他得以来到北京，成为海政歌舞团的长号乐手。他也将此当作儿子的人生路径。童年的汪峰几乎没有得到过任何玩具，他只能从窗户里看着其他小孩们游戏打闹：“从5岁开始，我每天练习小提琴三个小时，5岁到10岁这个阶段，左手夹着琴，右手拉着空弦。10岁到15岁，开始拉音阶。那个过程几乎已经达到成人社会里残酷的程度，我每天都在经历这个煎熬。”

汪峰的人生路程是这样的：小学读的是中央音乐学校附小，中学读的是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大学，当然就是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了十多年小提琴之后，他才在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中泪如雨下，第一次明确感受到了音乐的力量。然而那个时候他已经16岁，他已经成为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在日复一日拉奏他人作品之后，这个日常极为沉默的少年，慢慢有了表达的欲望。

鲍家街43号就是这个时候建立的。组建人是他们的师哥小伟，成员全部都是来自中央音乐学院——汪峰、龙隆、刘刚、杜咏、李斌，他们从音乐学院附小开始就已经是同学了，所有人和汪峰一样，学古典音乐已经学了十几年，他们几乎不用分工，就天然地各司其职。龙隆给我们回顾了那段岁月，“鼓手就是学打击乐的，贝斯手他就是弹贝斯的嘛，像我是拉中提琴的，但后来我是弹的吉他，键盘手他就是学作曲的”。

而主唱呢？“只有汪峰他喜欢唱歌，其他人都不喜欢。”

▲在舞台上唱歌的汪峰

汪峰与其他成员的区别从一开始就存在。汪峰有音乐之外的表达欲，其他人没有。写歌词也基本上是汪峰一个人的事儿，其他人没兴趣插手。龙隆至今也非常痛恨如今大众对于音乐的认识，“绝大多数人对音乐的理解能力是很低的，所以才需要给音乐加上歌词，有了歌词，他就有了一个更加固化的方向。但创作音乐不光是创作词曲，音乐是有自己特性的。现在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把音乐当作歌曲，音乐产业就是歌曲产业。”

龙隆怀念的是鲍家街43号乐队创立之初的样子——“我们那时候演出的方式，现在的这些摇滚乐队都达不到。我们可以在舞台上演出很久，一支曲子演十几、二十分钟，甚至几十分钟的都有。我们的创造力很强，舞台上我们可以即兴地编，即兴地弹，即兴地唱，这才是有意思的事情。”

鲍家街43号乐队于2000年正式解散——实际上在这之前，成员已经发生过一次变动。在汪峰的所有采访里，解散的原因都被单纯的描述成一个无奈的市场选择，出于费用考虑，华纳只打算和他签约，而不想签下整支乐队。华纳的做法很容易理解：在走穴市场上，单枪匹马的歌手显然比拖家带口的乐队有竞争力得多，光交通成本住宿成本就可以省下许多。

但这只是事实的一部分，龙隆告诉了我们事实的另外一部分。

“在那之前，我们整个乐队的状态就已经不太好，我甚至已经不太爱去排练了”，龙隆说。他与汪峰的音乐理念分歧越来越大，他已经迷上了更加自由的JAZZ，对有着固定范式的歌曲和演出都不再有兴趣。此外，他对汪峰写的歌也显然含着点“不敢苟同”的态度，“我对他说，你写的新歌，我听了一句就知道你结尾是什么样子的”，歌词也是，“他喜欢用比较大的词来那个什么，这个也是我们分歧之一。”

汪峰的得意之作《晚安北京》受到了乐队成员的打击，龙隆说：“从歌的方面讲，这真的是首好歌。但是歌词我就……什么带着祈祷，我就说，你的歌词好像电影里的情节，不像是我们生活中的情节，北京不是那样子。”

最早汪峰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是不带吉他的——乐队的主音吉他手是龙隆，汪峰虽然是学弦乐出生，但没怎么练过吉他，因此吉他水平远低于他的键盘水平。演出带吉他上场则是出自于龙隆的建议，“很多乐队主唱都很会表演，但汪峰不会，在台上感觉他总是手足无措，所以他会想一些怪招，比如突然来个转圈，突然就跪下了，像迈克·杰克逊似的，我们经常打击他，后来就干脆让他带把吉他上场装装样子。” 不过在当年，带着吉他上场的汪峰给乐队带来了新的困扰，“我们又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他老胡弹，经常弹断弦，弦断了就跑了，弹起来就很难听，反正就这样，我都气死了。”

虽然多年后龙隆对自己当年对汪峰的打击进行了反思，“为什么不能是汪峰那样？现在想起来其实是我们的问题”，但是当年，这些在音乐上都极为专业的成员们，从来都没有达成唯汪峰马首是瞻的关系。

汪峰对龙隆也有所不满，“他觉得我没有把所有精力都放在鲍家街43号上来，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外面开一些JAZZ的演出了，弹琴的风格也不像原来了，更加飞了，因为学了爵士乐以后就会这样。”龙隆说。

在长期摩擦与现实考虑双重作用之下，汪峰决定一个人前行。分手饭是在簋街一家饭馆吃的。那本来只是一次正常的聚餐，席间，汪峰第一次告诉了其他成员华纳只打算签他一个的消息。龙隆第一个站出来：“我说OK，那就这样吧，也没什么，没有红脸，没有闹，就是很自然就散了。”

这群从小学就认识的朋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再往来。

▲当年鲍家街43号乐队的写真

而在与这群朋友分崩离析之前，汪峰已经和家人决裂了。

从大学毕业以后，在父亲的努力下，汪峰进入中国芭蕾舞团下属的交响乐团，因为专业很不错，他甚至被当做未来的首席培养。那是1995年，汪峰每个月基本工资有900块，加上其他的一些补贴，有时候甚至可以拿到三、四千元。演出时他穿得西装革履，打着领结，正是父母所期待他成为的样子——从他5岁开始学琴，他父母对他的期望就是这个：衣食无忧的高雅人士。

然而汪峰只在中芭呆了半年。他无法与周围的同事相谈甚欢，而那种一眼就能看到头的人生也让他觉得恐惧。在反复挣扎之后，他决定辞职。

父亲给了他一耳光。

汪峰搬出家里，开始在北京颠沛流离地租房过活，同时把头发留长过肩膀。有一年冬天，汪峰住在一间没有暖气的房子里，天冷到脸盆里的水都结冰了。母亲去看他，心疼了，眼泪汪汪地拉着他要他回家住，他也不肯回头。

他在多年以后写了那首著名的《春天里》，“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没有信用卡也没有她，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指的大约就是他那段到处租房的岁月。

歌词是汪峰最在乎的部分——其重要程度，汪峰给我们了一个精确的分数，70%。可以说，他把大部分创作精力都投入了歌词。和绝大多数创作人不同，汪峰所说的“写歌”，通常指的是写歌词。他的绝大多数创作，都是先有歌词，再有旋律。

“我从小学音乐，音乐方面我速度可以很快。给我八个小时，我差不多能写出20种旋律和动机，而且都是我认可的，觉得相当不错的。但是，意义是什么呢？”

这也是他和鲍家街乐队其他成员的根本区别——他的行为正是龙隆所反对的，把音乐的形式局限在“歌曲”上。而他觉得那些没有歌词的纯音乐之于他，并无意义，“它无法解释和无法表达我现在的生活。”

学了十多年古典音乐的汪峰说，“现在的人喜欢古典音乐，无非是它的某一个段落或者某一个乐章，抚慰了我暂时的一种心情。它是一种慰藉和附和，但它不是表达。”

汪峰有满腔的表达欲。

“《信仰在空中飘扬》那首歌歌词我写了五年，我不知道写了多少稿，每一稿都觉得牛逼至死，但半个月以后回头看觉得完全是狗屎，太狗屎了，直到最后一稿”，至今他提起这首歌，都有一种得意。

最后那版“牛逼至死”的副歌部分是这样的：

这不曾是我们想要的光明

所有的痛依然都还在这里

就在最后可以说出再见之前

让我们伴着夕阳在空中飘扬

这不曾是我们想要的生命

所有的痛依然都将会远去

就在最后可以说出再见之前

让我们伴着夕阳在空中飘扬

这是汪峰给自己的命题作文。他偶尔会给自己布置一些这样的命题作文，然后花很长时间去攻克它。另外一首《再见20世纪》也花掉了他长达三年的时间，前后易稿50多个版本。

历时五年的《信仰在空中飘扬》的确非常雄伟。白岩松很喜欢这首歌，认为这是可以和《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比肩的，代表一个时代的作品。然而乐评人张晓舟认为这正是一代人伴随着时代滑落的标志，为此他写了一篇长文批判汪峰，标题就叫做《信仰在空洞中飘扬》，“对宏大叙事一往情深，感动和感悟总是像自来水一样说来就来汹涌澎湃”——这与汪峰的自我认知是多么不符合啊，在汪峰自己那里，写这样的歌是一种“自己找死”的勇敢行为，何止是没有“说来就来”，反而是伴随着反复自我折磨最后才能达成成就。

自我认知与他人对其认知中间的巨大反差，这可能是汪峰终其一生也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

▲汪峰有满腔的表达欲

汪峰在音乐上的所有争议，几乎都是因为他所呕心沥血的歌词。偶尔也有人指责他的歌过于流畅和好听了——而这实在是因为他写出好听旋律的能力已近乎本能，所以写得毫不费劲，好在绝大多数听众也不是龙隆，对于“听了开头就知道结尾”这件事既毫不在意，也无能力提出批评。

汪峰不认为自己写《飞得更高》《怒放的生命》这类斗志昂扬的歌里存在着投机。他觉得这样的指责毫无道理可言：“除非我疯了！真的，我从很早写歌就明白一个道理，当你抱着一个目的写歌的时候，必败！因为你已经没有一个客观的心去审视你这首歌了，你已经满怀着热情去拥抱一个虚荣，你怎么肯定大众就能喜欢呢？你就这么准吗？面对自己的时候一定要真诚，我问自己：现在这首歌是不是你想写的？是，OK，干，别的不要想，所有的好歌都是这么出来的，不可以想别的。我创作生涯到今天只有一首歌是约稿写的，就是《我们的梦》，因为那是我们的奥运会，我觉得中国太牛了，我愿意写。”

汪峰不认为自己有一个类似“汪峰歌词生成器”那样的词库存在。他觉得这样的指责毫无道理可言：“我不会因为他们挑出了这些词，以后就会少用这些词语，我觉得这个很愚蠢，该用的时候当然还是会用。我一句话你就明白我是什么意思了：请把我歌词里从来不重复的词语、主题挑出来。你会发现，比他们用那个目的去挑出来的，不知道多多少。”

而汪峰在音乐之外所有的争议，基本上来自于两点，一点是挣钱的态度过于努力积极，另外一点是感情经历。比如，在过去的《同一首歌》时代，“摇滚歌手”里只有汪峰对此态度积极，他接受不带乐队而用一张伴奏带到处走穴的方式，这被认为是没有“摇滚气节”的行为。

同样，汪峰也觉得这样的批评毫无道理，“难道我站在《同一首歌》的舞台上，我汪峰瞬间就变成一个特别卑劣、特别虚伪的一个人了吗？我只要不站在这个舞台上，我就是一个极其圣洁的热血青年，特别单纯？绝对不是这样，我把自己当作艺人，同时有自己的坚持和个性，有什么问题吗？”

至于感情问题，汪峰拒绝回答。

在汪峰内心，抵抗这些批评的方法有两个，一个是读摇滚先贤的传记，一个是写歌。汪峰阅读过大量这个行业的名人传记，在接受各种媒体采访中都顺手拈来——

关于摇滚人该不该努力的挣钱：“大门乐队的主唱Jim Morrison和他的键盘手在海边抽大麻，键盘手问，我们是不是该干点什么。Jim Morrison说，我们没有钱什么都没有，能做什么？键盘手说，但是我觉得我们有好的歌。于是Jim回答，这样吧，我们组个乐队看看能不能挣到一百万。如果你看过Jim Morrison的诗，你会发现他绝对是个伟大的诗人。但如果我们以传统的角度去看这个故事，会觉得这是什么啊？！这哪是为了艺术。但他说出这一百万的时候，没有引申义，他可爱就可爱在这里。”

关于有钱了之后有没有资格还写愤怒痛苦的歌：“我研究过鲍勃·迪伦、约翰·列侬。尤其是约翰·列侬，他在临死前那四、五年时间，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家，拥有全世界所有艺术家当中最大的财富，想要什么有什么，但是你看他个人时期的作品，比披头士时期尖锐得多、锋利得多。他有必要装吗？他能做到和大野洋子在床上三天，让全世界的记者都来采访，他有必要装这个吗？！”

▲《北京北京》的MV片段

不过，真正建立起汪峰抵抗批评与内心自我怀疑的堤坝的，还是写歌这件事——1994年，汪峰在建国门立交桥上，突然获得了感召，写出了他最好的作品《晚安北京》，而十年以后，他也曾忧虑自己是否感受力变得迟钝，那种敏感和忧郁已经不再——于是他再次来到建国门立交桥上“感受了一下”，然后就写出了《北京北京》。

“我只是想测试一下自己是不是已经退步了，我第一重要的目的就是这个。说什么都不如写一首歌能够最准确地评定出来你现在是不是还能写出让人刻骨铭心的歌。”汪峰说，这首歌写出来，他就笃定了。

关于北京的下一首歌，汪峰已经想好了，“估计要到80岁，写《再见北京》”，不过他还是颇为自得地补充了一句，“其实要写随时都可以写”。

同时，汪峰对自己的作品有着精确的打分。在他心目中，拿到最高分的作品是《晚安北京》、《北京北京》、《存在》、《花火》、《河流》、《春天里》，而他最红的《飞得更高》、《怒放的生命》则只能算做他的二流作品。

他对自己二流作品给的分值是，“100分的话，也就拿个85分吧”。

重要的还是“写歌”这件事本身。“最糟糕的事情就是总希望自己的每一首歌都是95分到100分。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最后你会发现十到十五年，他们一首歌没出来”，汪峰替他们总结分析，“那样的心理无外乎是你一直希望自己是一个伟人，你放个屁都得是伟大的。其实就是这种心理，所以你跟自己较劲”，继而，汪峰批判了这种心态，“我认为这种想法，就是从内心深处有点缺乏对于劳动的尊重”，继而，他进行了一番抒情，“你可能不能体会，但在我心中，我觉得最伟大的那些人，永远是那些最底层的善良的劳动者，他们最懂得生活。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不断的付出和用劳动换取生存。很多人缺乏对这个的认识。”

正是凭借有着每天都坚持写歌，每年几十首成品的成绩，汪峰在内心里打败了所有被怀疑与自我怀疑的时刻。

▲感情是汪峰不愿意回应的敏感问题

但如今，写歌这件事虽然仍然极其重要，却也已经不足以提供给汪峰所有的成就感了。

汪峰今年45岁。从去年开始，他又多了一重更时髦的身份——“创业者”——去年是Fill耳机，今年是音乐平台“碎乐”——以他自己对这个项目的解释是，他希望藉此“来帮助音乐人有尊严地活着”。而以我们所见，这个APP的核心模式是通过付费试听，从而分账给这个平台上每首歌曲的所有参与者——从歌手到词曲作者到编曲等人。碎乐CEO陈超仁说：“音乐这个行业链条很长，音乐人可以分得的利益特别少，大部分人都生活在一个比较窘迫的环境里面，汪峰这几年一直在琢磨怎么帮音乐人们摆脱这个困境，提供一个可以凭借音乐挣钱的平台，所以他投入了极大的心力在碎乐上。”

汪峰认为金钱和音乐人的尊严息息相关。他记得当年自己在《勇敢的心》、《信仰在空中飘扬》两张专辑过后，歌坛地位上升到了“准一线”，从而也开始接触一些投资界的人，“在他们的世界里，身价是衡量一切的标准，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感觉如同他们带的小弟、马仔，你能感受到他们话里话外就是那么一个意思，反正你们是一些没有钱的人。我觉得特别悲哀。”

他不仅时常替自己义愤填膺，“我该收到但没有收到的那些版权费，至少买得起两架飞机”，他也替自己同行愤愤不平，“窦唯本该是一个身家至少上亿的音乐家，你说那样的话，还至于他没事儿就被拍到坐地铁、骑自行车的照片吗？他会过得更舒适，也有自己的隐私。张楚也是，他有过人的才华，同时又是一个特别自我拧巴的人，如果他的歌一直能有版权保护，他就可以找到更多在一起的同类，不断写歌、排练、出东西。”

而汪峰之所以并没有成为窦唯、张楚的原因或许就在这：他在乎金钱，重视金钱，并且拥有“用劳动换取生存”的职业精神和工作能力。

“碎乐肯定是个商业行为”，碎乐音乐总监曾克说，“汪峰对于金钱的态度很光明，他认为遮遮掩掩谈商业就是虚伪，要么你就真不谈，要么你就努力地按照商业的合理规则去完成商业的价值”。此外，曾克还说了一句令人心酸的话，“在音乐这种被大家看成是没落产业的行业里，一切尝试都是有意义的。”

大多圈内人和曾克一样，认同碎乐之于音乐产业的意义。大量的音乐人进驻，李健、李志、赵雷，包括龙隆——很多年前他不认可汪峰的一些行为，但如今对于这桩事，他全心全意接受了。龙隆不但入驻了碎乐，还每天在那里和乐迷互动，“我觉得这是汪峰做的一件对音乐行业特别有价值的对的事情，我特别希望它能成。”龙隆说。而据碎乐的工作人员透露，龙隆甚至有意促成当年的鲍家街43号重组开一场演唱会。

和热爱写歌一样，汪峰也对他如今的创业者工作投入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碎乐的投资方之一，青山资本的创始人张野感慨：“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这个人的时间是怎么分配的，睡觉时间很少，要上节目、带学员、写歌，还要去公司打磨产品，半夜还要和我们投资人一起开会。几乎每天都是这样，这些都属于一个优秀创业者的素质，居然在一个艺人身上全部体现了，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虽然汪峰并不认为自己在写歌中有一套词库的存在，他的朋友倒是替他总结出了一套生活和工作上的常用词汇：“伤残肿烂”。

当汪峰说这件事有点“伤”的时候，说明事情有点棘手；“残”就开始恶化到难以收拾；“肿”是这件事让人焦头烂额；到了“烂”，那就是这件事已经特别绝望。

这其中，汪峰最经常用的是“肿”。在汪峰眼里，大多数事情都处在焦头烂额的阶段，是濒临绝望之前，需要付出最多努力的阶段——十多年前汪峰最爱用的词是“烂”，而如今，他对事情倒是积极了一些，成为一个更加努力的人了。

“肿”这个词还有其他的意思：事情做得特别漂亮，成功了，又或者舞台搭建得特别漂亮的时候，汪峰洋洋自得，也会说，“看，怎么样，肿了吧”。

此外，他还有一个常用词是“锤”。“锤”就是干活，“现在咱们吃饭，吃完饭接着锤”，这是汪峰的另外一句口头禅——汪峰属于到点就要吃饭，并且还要吃饱的人。约人吃饭永远都是固定的餐馆，固定的包厢，然后点一样的菜。每逢碰到没有接触过的东西，比如怀石料理，他就满心疑虑，“这东西能吃饱吗？”

这是一个永远都情绪浓烈而又亢奋的人，过着一种极度消耗能量的生活。很多时候都并不算是令人愉快的工作伙伴——哪怕对他的多年老友来说，某些时刻的汪峰都令人难以忍受。

“他每天都来上班，一旦不工作，他就会有强烈的焦虑，非常的强烈。他性格非常急，如果他认为这件事一分钟就能做好，那你就必须一分钟做好。比如我们在碎乐上听到一个非常好的作品，他想见这个创作人，上飞机之前，他就说，我现在要起飞了，我的航程是几个小时，我希望下了飞机我就得到答案。一下飞机，他就说我到了，你们的答案在哪儿？”

“你不能跟他说可能、也许、大概。这是他完全不能接受的。他让你去联系一个事儿，你如果告诉他这个事儿你去办了，没办成，他就会问你说，有没有把对方的电话打烂了？如果你只是联系了一、两次，他就会觉得这事儿你还没尽力。”

在更加急躁的时候，“他还有一种方式是倒数，他会说我现在倒数30分钟，过5分钟说，现在是25分钟，现在是20分钟”，曾克承认这种工作方式他有时候会“受不了”。

“偶尔他和下属起争执——也是好朋友，他会咆哮，但如果有人和他对着咆哮，他又会觉得自己非常受伤害，就会去找第三个人去倾诉。”曾克总结出一套“对付”汪峰的办法，“这个时候，你要给他找另外一件工作上很重要的事情，他就有点会像小孩子一样破涕而笑，迅速忘了这件事。”

有时候，汪峰也知道自己的“不招人喜欢”。曾克曾劝汪峰换个编曲，“不是说他现在编曲不好，而是咱也得换个风格吧”，而汪峰对此的回答是，“你告诉我，除了他，还有谁能够忍受我”？

▲汪峰又多了一重新的身份——创业者

“我认为艺术家身上都有矛盾性，他的情商你有时觉得挺高，有时候你又觉得挺不高”，曾克是这么评价自己这位朋友的，他很理解汪峰为什么具有“招黑”体质，“正是因为如此，他也让喜欢他的人非常喜欢，让要决心黑他的人就一门心思的黑到底”。

曾克认识汪峰已经将近二十年了，而深交则要追溯到2000年左右。那个时候曾克身在云南，职业是DJ，为汪峰操办一场当地的歌友会，排练的时候，因为音响没有达到汪峰的要求，他全程黑着脸，晚上的时候，曾克终于把音响调到他的要求时，汪峰立刻就高兴了，“一瞬间，就变成了一个你身边最亲近的人”。今年曾克从云南的电台辞职，受汪峰之邀，来到北京，任职“碎乐”。

容易气急但是转眼就忘——所以有时候，汪峰也容易成为朋友里“被欺负”的那个。曾经有一次在朋友的生日宴会上，大家喝了酒，喝多了之后，汪峰说自己的鞋好看，所有人都调笑他说自己的鞋才好看，于是每个人都穿着鞋子往他的皮裤上踩，美其名曰，给他看看自己的鞋子。汪峰气急。曾克注意到在《新歌声》的后台，那英经常和汪峰开玩笑，在汪峰开始气急的时候告诉他，“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我们和你开玩笑是因为喜欢你”。当汪峰无话可说的时候，就坐到一边，闷闷地开始玩《保卫萝卜》和《开心消消乐》。

▲《新歌声》里的导师汪峰

而让曾克最终接受汪峰所有的“难以忍受”的，是因为他的另外一些时刻。曾经有一次赶演出，因为时间紧张，他和团队在路边吃牛肉拉面，这个时候，他的助理对他老实交代忘了给他带演出服了。他怒不可遏，咆哮着，最终对助理做出了严肃的惩罚——让他把这一顿几个人的牛肉拉面全部买单。这种“心软”让曾克非常感动。

汪峰有时候非常在乎朋友的看法，以一种近乎好笑的方式。他和四、五个朋友一起出国，购物的时候只要他看中什么鞋子，就会把所有的朋友都聚集起来，让每个人都发表意见，但凡有一个人说“这双鞋子太丑”，他就会放弃购买，同时恋恋不舍、怅然若失。曾克评价，“这时候就太有意思了”。

这些时候，汪峰是个或许有点笨拙的人。

年轻时，汪峰曾极为羞涩与内向，以汪峰自己的话说是，“我猜我那个时候的状态有点像零几年的朴树，就是一点儿杂质都不能进入到我的生活中”。所以即便是最缺钱的时候，他也几乎没有在酒吧演出过，“客人要点周华健的歌，我确实不会唱。一个晚上，点罗大佑、崔健、李宗盛的人不到十分之一，另外那十分之九我真的没什么兴趣”。

和汪峰早年有过接触的乐评人丁宁回忆汪峰，那个时候全北京的音乐青年都在中国图书进出口大厦门口买卖打口碟，汪峰也支了一个摊，但他生意不好——开价贵，且不善于推销，每当顾客试图还价的时候，汪峰就托一托眼镜，颇为严肃，一口拒绝，“你可以不买”。比起来，隔壁摊左小祖咒的打口碟生意就成功多了。

但汪峰还是成功了，他没有患忧郁症，也没有成为朴树。而是成为了一个成功的推销者和中国收入最高的音乐人之一，以及《中国好声音》的导师。

那个只会在手机上玩《保卫萝卜》和《开心消消乐》的汪峰，在其他一些游戏上，是全中国最顶级的玩家——他是德扑中国梦之队的名誉队长，此外，他还擅长台球——他擅长逻辑游戏，曾克说他“这几年以来每一把重要的牌局，全部都能记住，能记住对方出了什么牌，表情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总之，真的太厉害了。”

汪峰的世界一半由那些羞涩的、固执的、咆哮的、急躁的感性构建，另外一半则是这种会给他带来最终胜利的逻辑构建——就像他坚称他在写歌的时候，从不考虑太多，然而他在挑歌的时候，则像一个精心的大厨，配置着自己专辑的比例，“有一半是和现实有关系的，和感情有关的占1/4，另外还有一些形而上的，或者是纯粹玩的，加起来也有四分之一。”

汪峰总是有汪峰的逻辑，在他的逻辑里，只要坚持，他总是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那或许是45岁的汪峰做“碎乐”的仰仗所在。某种程度上，它带着强烈的汪峰个人特质：既理想，又世俗，伴随着轰隆作响的进取心——那响声如此震耳欲聋，有时让人想扭过头去。

他的微信名字，真的就叫MUSIC KING。

（编辑助理/王含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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