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凡是谈到创新，我们都不能忽略中美对抗的背景，且这种对抗会伴随我们很长的时间。中美对抗的主要“赛道”也是数字技术。实际上，中美两大巨头在数字技术领域各有优势，美国的优势在源头技术，中国的优势在应用端。我们应用端有大量的数字化公民、海量的数据资源和诸多百万人口的城市，形成数字人口聚集区和城市级的丰富应用场景，这是在发达国家很难见到的。有了这些筹码，我们可能会在应用端产生很多新的东西。

对于数字技术创新的另一点思考是，创新还是要看年轻人。这些年来，国家对于创新有一些误区，比如源头创新习惯于找大咖，院士、教授这些人固然很重要，但我们忘记了一点，这些大咖的成就是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创造出来的。所以推动年轻人创新是关键，我们要打造年轻人的创新朋友圈，给年轻人创造更多的机会。

我们谈的数字技术社会实验室，是我们这些年思考的一个课题。目前，中国在应用端的工具太少，大学和企业中间缺少一个组织来落地创新，这是我们的一个思考。

数字技术商用“最后一公里”变成了一个普遍的“瓶颈”。过去，创新领域边界比较清晰，但是现在的情形不一样。因为跨学科的研发带来更复杂的关联效应，所以需要在实际场景中解决它的安全性和合规性等一系列的研发测试问题，哪怕初创小公司的产品都需要在实际场景里做验证。数字技术商用“最后一公里”变成了数字化创新里面普遍存在的问题。

政府跨部门的管理也给企业准入带来了一些新的困难。过去，企业可以常年不与政府打太多交道，也不妨碍它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大公司。但是，现在即便是小型科创公司也离不开政府的监管，因为智能化的产品要到实际场景当中测试，要拿到政府准入的“放行条”才能最后形成规模化的销售。

我们今天组建这样一个“朋友圈”——大湾区数字技术创新青年百人会（以下简称“青百会”），也是顺应政府规管的变化。政府管理已经进入到合规优先的阶段，各级政府部门和公务员每年都面临着大量的审计巡查，这种合规优先的监管压力必然会传导到创新管理环节，对资源配置方式、政策制定产生影响。公务员基于自身“安全性”的考虑，把满足合规性放在第一位，解决问题的有效性反而被置于次要的地位。对公务员进行合规管理是必要的，但对企业而言会产生一个问题——跟政府打交道会变得更困难。中小企业尤其是初创科技公司如何跟政府打交道？我们需要一个朋友圈，要用平台去跟政府打交道。

另外，数字技术生态化的特征比较明显，有一些新技术不是单个企业能够推广起来的，它需要在一定的生态规模下达到共识才能推广。我们说的数字技术社会实验室，既是与政府沟通的一个平台，也是满足数字技术生态特征需求的一个探索。

我们所说的社会实验室就是利用城市一些特定的室外空间——既有工作场景也有生活场景的地方，通过智能化设计嵌入一些未来数字技术的应用场景，为企业的数字化产品提供研发测试和商业模式验证的条件，为新技术带来更多的应用机会。目前，很多情况下数字技术在城市既定形态下适用，因此数字技术也要适应旧的城市形态。我们希望能规模化、系统性地呈现这种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场景，让城市的空间规划、建设在设计阶段就能够与新技术适配，构建数字化时代新的城市形态。对科创公司而言，场景呈现比研发经费支持更重要。过去，中国科技公司的发展是从需求出发，是在产品层面推动创新；现在，应用场景是一个潜在的需求，它属于比较高级的创新。

对政府而言，组织创新是应对中美科技战的重要方向。我们得把重心放在应用端去创造一些新的工具。去年曾有美国空军高官抱怨美国军方的人工智能已经不可逆转地落后于中国了。我当时觉得很奇怪，因为美国军方在基础技术层面是领先中国的。后来我意识到，他抱怨的背景就是现在数字技术驱动的方式是应用端占的权重越来越大，而中国在这部分是有优势的。中国靠应用场景和数字化的学习、靠大量的数字化公民参与创新获得了快速进步。这大概是美国人担忧的主要原因。

那么，政府如何组织应用端的创新？最关键的问题是能把城市的应用场景系统规模化地呈现出来。如果这一点能做好，中国会变得非常强。

数字技术社会实验室囊括了建筑、出行、智慧楼宇、社区这样一些场景。关键是如何把新技术嵌入进去？这个工作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得跟政府合作，尤其是在智慧城市这一部分，很多场景开放的权力在政府和国企手里。因此，在开放场景的同时推动技术创新，这就需要同步开展制度创新。

未来大国竞争中的一个关键，是看哪个国家能在新技术应用规管方式的研发上发展得更快，它的技术创新成果就更丰硕。中国潜在的优势是政府很强，有足够的能力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在合规管理优先的条件下，政府如何解决制度创新的问题，让新技术、新业态在新的规管方式下尽快走向市场？这是需要去思考的。现在政府要参与研发，与过去政府只当个“裁判员”的情况大有不同了。

数字技术实验室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研发测试。新的数字技术需要在实际场景中跑数据，用以改善研发质量。同时，进行新商业模式验证。例如，对自动驾驶汽车进行测试，跑一辆自动驾驶汽车，只是完成技术测试和验证，但如果我用十辆、二十辆车测试，背后是对运营问题的测试，是一个经济性的验证。此外，也要解决数字化的两个目标——“顶天”和“立地”的问题。“顶天”的问题是科创公司如何变成独角兽，并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立地”的问题是传统的制造业怎么样满足数字化转型的目标。

在应用端，我们应该学习美国的DARPA（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组织创新的方式。DARPA模式最核心的元素是把军方的实验场景释放出来，推动源头技术创新，解决“从0到1”的问题。美国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在全世界拥有大规模军方应用场景的是中美两个国家。中国用的是跟随式的技术而不是未来技术，如果用未来技术可能对新技术产生非常大的拉动力。我们构建的数字技术社会实验室运营的模式实际上是一个民用版的DARPA模式，能够以场景驱动创新问题的解决。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工具快速形成产业生态，并开拓一些国际协作的新途径。中国场景的丰富程度在全世界都获得认可，用这样的筹码与一些国际机构合作，也许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成果。

此外，数字技术实验室还能解决我们产学研深度融合的问题。以产业层面凝聚的问题来牵引基础研究，这是中国要解决的问题。弱化当前的一些无厘头的科研成果转化路径，因为这耗资巨大，而且效率非常低。

我认为这是为国家数字经济战略提供最佳实践和示范的比较好的方式，这是我们初步的想法。我们与一些地方政府进行了对接，也有将数字技术实验室落地的意向，若非疫情影响，一些方案可以落地了。希望我们把“社会实验室”的概念变成青百会成员参与打造的一个生态工具。

（本文根据周路明于2022年11月24日在首届大湾区数字技术创新国际论坛暨首届大湾区数字技术创新国际论坛上的演讲整理，内容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