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其昂:河海大学教授)
在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同在的,在传统话语中,二者几乎被视为一回事。即使在今天的许多场合,人们仍将思想政治教育视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视为意识形态工作的一部分。改革开放前,人们并未将意识形态工作、宣传思想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加以区分,这与当时社会不够现代化和政治经济体制高度集中有关。随着社会现代化以及体制改革的深入,有必要区分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教育,在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教育区分的基础上整合,在分工的前提下统筹。从思想政治教育角度考察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是意识形态的基础。思想政治教育不同于意识形态,思想政治教育在意识形态体系中发挥着基础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相互依存,在新形势下需要建构思想政治教育与意识形态协同体系,使之共同为全社会思想文化建设发挥作用。
通常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意识形态工作的组成部分。其实,思想政治教育与意识形态异大于同,总体上来说,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是不同的。
意识形态是阶级、社会集团的思想观念体系,思想政治教育是对人的思想的教育活动,二者在多方面存在着差异。从对象上看,意识形态以社会为对象,是国家及政治集团的意图和社会计划,①着眼于社会的思想文化需要和调节;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对象,是国家对人的思想开展教育、调节的活动。从领域上看,意识形态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领域,而不是其全部领域。黄世虎认为,“毛泽东意识形态理论的主体内容包括意识形态本质理论、意识形态斗争理论、意识形态发展理论、意识形态教育理论”[1](P13)。根据这个观点,我们认为毛泽东意识形态理论是由四个部分组成,意识形态教育理论是其中之一。这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不只是承担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还承担其他教育任务。笔者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转型的研究发现,思想政治教育有四个领域:“(1)意识形态领域思想政治教育,即思想理论教育工作。(2)工作任务领域思想政治教育,即中心任务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思想政治工作。(3)人的思想领域思想政治教育,即人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其他思想观念及素质教育。(4)社会领域思想政治教育,即公共及世俗领域的思想政治教育。”[2](P96)从内容上看,意识形态反映国家的意志和利益,特别体现阶级的立场和价值观;思想政治教育反映国家和人的思想意志和利益,重点体现人的需要,除了国家意志及阶级意志即政治思想以外,还要反映人的生命、心理、生活等方面的内容。通常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心理教育等内容。从形式上看,意识形态的存在形式为理论形态,通常称为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观念,以话语形式向社会发布;思想政治教育则以社会活动的形式存在和表达。从功能上看,意识形态主要服务于阶级统治和国家治理,具有认识功能、辩护功能、整合功能,从思想舆论上实现对社会的掌控和调节;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服务于人及人的活动,旨在调动人参与社会活动的积极性,进而实现主体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标。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人的科学,是关于人的精神思想的学问,而意识形态是一种理论科学,是关于社会总体性理论和思想的科学。
思想政治教育与意识形态有密切的关系,二者都具有思想观念的内容及目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常常将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并称,不加区分地将它们作为同一类事物或社会活动。除了它们具有共同的思想观念因素以外,它们还具有相同的政治本质,体现为阶级立场,服务于阶级利益。对政党、国家和社会主体都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们都关涉人心的向背,关乎社会稳定和发展,关乎人的发展和幸福。但是从总体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是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意识形态教育功能及途径才与之有密切关联,由此相互对接。
意识形态工作的目的在于实现意识形态的功能。意识形态是社会体系的组成部分,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发挥意识形态作用,需要意识形态系统自身的作为,需要社会支持体系的配合与支持。在社会支持体系中,思想政治教育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和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重要条件,具有基础意义。意识形态的内核是价值观,意识形态主张的价值观需要通过一定途径获得社会成员的认同并内化为他们的自觉追求才能实现意识形态的功能。思想政治教育是实现意识形态内化的重要途径。意识形态上层与思想政治教育基层共同组成社会思想文化的空间,如果没有思想政治教育这个基础,意识形态只能如同空中流动的云彩,好看而无法落地。在现代社会,充分认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意识形态的基础是非常重要的。
思想政治教育是意识形态的主体基础。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都属于不同于物质生产领域的精神文明生产领域,是精神文明生产领域观念形态的活动,都与人有关,共同影响人和服务人。具体来看,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对象是人,思想政治教育是做人的思想的工作,以人及人的思想为直接对象。意识形态的直接对象是社会,它通过社会影响人和服务人,但根本目标也是人,是人心。思想政治教育指向个体主体,意识形态通过社会主体影响个体主体。由这一特点,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中分属两个层次,意识形态属于思想上层建筑,处在社会的上层,与国家等政治集团直接联系。意识形态,特别是主流意识形态代表统治阶级经由国家的意志和地位,相应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全局由国家所掌控。主流意识形态及意识形态全局是由国家领导集团来领导的,理论家及意见领袖们参与其中,这些人处于社会的顶层,人数不多,即使那些参与意识形态工作及研究的人们,在活动空间及活动方式、人数上都属于少数。相较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尽管由统治阶级及国家领导,但参加人员是全体社会成员,活动方式遍及社会各个层次,真正是“群众性”的活动。如果说意识形态是精英关注并参与的领域,那么,思想政治教育则主要是广大群众参与的领域,这是我们党视思想政治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的一个原因。于是,意识形态工作是少数社会成员在社会上层从事的理论活动和宣传舆论活动,它要组织全社会的舆论,但并非直接面向社会成员,而是通过舆论影响他们。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不仅要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同时也要接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主体,又是意识形态影响的接受主体。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是意识形态的主体基础。只有存在认同意识形态并具有接受能力的思想政治教育接受主体,意识形态才能通过舆论、宣传、媒介等进入人心,发挥作用。由此,思想政治教育接受主体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基础,又是意识形态的主体基础,只有建设好思想政治教育接受主体,才有意识形态的扎实基础。概而言之,意识形态是做人心的工作,需要人心的基础,而思想政治教育就是配合意识形态做人心的基础工作。
思想政治教育为意识形态提供有知识基础的接受主体。现行教科书仍然沿用传统的观点,认为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是上层建筑中的“观念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思想观点”[3](P106)。这个观点值得商榷。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集团的思想体系,就其内容而言,在阶级社会其核心是阶级意志及利益的思想反映。现阶段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两大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内容就其广泛性而言,只要作为社会集团的思想体系,用以代表集团的根本利益,无论何种观念都可以成为意识形态。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已经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他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和科学具有双重功能:它们不仅是第一位的生产力,而且也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实现了人对自然的统治;而作为意识形态则实现了人对人的统治,并成为一种政治力量而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4](P175)现在,资产阶级不仅用科学技术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甚至用人文精神、生态意识、环保思想、健康观念等来作为区分民主与专制的标准,甚至把它们不高兴的思想体系都归入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把这些实体称为“专制国家”“流氓国家”。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标准。我们这里暂且不讨论意识形态内容的定义,主要说明意识形态是社会现象,也是社会精神思想及文化力量,亦被称为软实力。意识形态有它的科学及知识基础。哲学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都可以成为意识形态工作及接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知识基础。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及人们的知识状况在意识形态及其工作体系中是不可或缺的知识基础。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相应的科学及知识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及人们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基础。这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在这个意义上,思想政治教育为意识形态提供有知识基础的接受主体。
思想政治教育是意识形态的设施基础。意识形态体系不仅有自己的系统,而且它在社会中活动并发挥作用,需要相应的支持体系。通常来说,宣传思想工作是意识形态及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相应的基础力量。就思想政治教育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考察,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基础作用,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意识形态,特别是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主体基础、知识基础和其他思想文化基础来实现的。思想政治教育要为意识形态提供基础,并不仅仅是观念上或理论上的,还有现实的社会活动及其相应的设施。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有完备的系统设施,才能为意识形态及其工作提供主体基础、知识基础和其他基础。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设施基础是意识形态工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共同构成一个不可或缺的整体。历史经验及现实表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设施有双重职能,一方面它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自身的职能,满足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另一方面它也是意识形态工作的设施基础,服务于意识形态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工作不力,不能适应全球化、网络化、多样化和人的主体化的环境,原因即在于思想政治教育基础薄弱,全社会思想政治教育从设施到实际活动都存在着空白地带,客观上无法做到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对接。联系前面两个基础,如果没有完备的思想政治教育设施基础,就无法培养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主体,意识形态的目标必然落空。
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同属社会思想观念体系,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的整体,思想政治教育是意识形态的基础,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意识形态的支持。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意识形态的基础,为意识形态及其建设服务,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作用;另一方面,意识形态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指导和规范,意识形态为思想政治教育发挥指导、辩护、规范、服务的前提功能。
意识形态工作需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基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好了,尤其是在意识形态工作所需要的基础意义上做好了,意识形态工作的进行就有良好的条件。意识形态工作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去落实,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意识形态工作落实不可缺少的途径。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意识形态工作落实的主渠道,党组织的思想建设及做好党员理论教育是党的意识形态及理论建设的基础工作,军队、机关、企业、城乡社区、社会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基层条件,互联网、媒体和娱乐等领域的思想文化建设为意识形态提供优良的社会文化条件。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意识形态工作提供意识形态条件,如提供宏观的理论指导、在总体上提供思想理论环境、提供思想政治教育核心内容等,如果这方面的条件不具备或者条件不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失去了总体条件,即使做好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往往也只是在局部领域、单位层次、个人单元意义上可能的做好。当然,这也不能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只要意识形态工作条件,不需要其他条件。意识形态工作条件仅仅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条件的一部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除了意识形态工作条件以外,还需要物质文明、政治生态、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等条件,尤其需要经济生活条件和党的建设条件;在微观方面,特别需要精英们对社会发展规律和时局有正确的认知和判断,有责任担当和身体力行,与人们积极交流,成为人们思想发展及释疑解惑的好朋友。
需要看到,意识形态领域和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存在着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交界面,即社会文化领域。侯惠勤指出,“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吸引力逐步由主要通过政治方式,向以文化为主要表现力的综合方式转变”[5]。从“政治方式”为主体到“文化方式”为主体的转变,就其实质而言,并不是新时期不要意识形态及意识形态工作,而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意识形态进入民间及民众的路径转变了。在计划经济时期,意识形态工作与社会文化、思想政治工作高度一致,看上去三者一致,甚至认为是一回事;随着社会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发展,在现代社会,除了传统的社会风俗以外,生成了广泛而兴旺的以大众文化为代表的社会文化。社会文化属于大众的思想文化领域,是大众的思想文化活动的地方,也是西方社会称之为公民社会的思想精神维度。这是人们精神思想的自由空间。意识形态、社会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共同组成既相联系又相区分的精神思想空间。意识形态以宏观指导或理论形式存在,思想政治教育给予人们直接的思想精神服务,社会文化领域提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及人的自我之间的思想精神活动空间,通过相对宽舒的方式满足人们的思想精神调节及需要。这是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特点,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认识和加强的方面。
从意识形态、社会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看,三者既有区别也有联系。社会文化充当了意识形态到人(思想政治教育)的中介,亦是意识形态实现的形式。“当然这种政治认同更需借助文化的方式,在加强理论彻底性的同时,更应注重实践方式的创建,与情感认同相融合。”[6](P151)显然,社会文化有自己的特殊性,包括内容和形式,但也受到意识形态的指导、规范和影响,甚至是决定和规训,但二者又是有区别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从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角度来说,社会文化是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手段,社会用社会文化的方式对人们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重视与做好不是等同的,而是都需要的。联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首先要认清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的区别,在此基础上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的体系。
区分意识形态与非意识形态(思想政治教育)。区分是非常重要的,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前提和基础。这又是意识形态工作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转型的出发点,是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反映。从“实际”出发,首先要看清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分化,区分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工作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现阶段的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伴随社会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要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对这种变化中的意识形态做出清晰的界定。以意识形态内容为例,现实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社会文化、观念冲突,往往被人们归之为意识形态问题,其实属于社会思潮、社会生活、人们行为及心理的反映,并不属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首先在内容上有自己的规定性,着重于阶级意识及其理论活动。人们那些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尽管具有阶级、国家治理的特性,或指向执政党执政、国家治理活动等,但从性质上看并不属于政治意识形态,更不是主流意识形态。这就需要区分意识形态内容与非意识形态内容(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以及二者之间的勾连;在此基础上正确区分二者的关系,采取相应的策略及方式。
区分是多方面,甚至是全面的。例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至今主要还是作为意识形态来认识,主要是作为阶级利益、价值观来对待。许多人之所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习活动、思想政治理论课等带有马克思主义符号的事情不感兴趣,甚至反感,原因即在于此。这种现象不只是在青年学生、群众中存在,在领导干部中也有大量出现,这是值得反思的。“有的对共产主义心存怀疑,认为那是虚无缥缈、难以企及的幻想;有的不信马列信鬼神,从封建迷信中寻找寄托,热衷于算命看相、烧香拜佛,遇事‘问计于神’……”[7](P160-161)对这种现象需要再认识。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具有多个维度,即意识形态不仅代表某种阶级、某个国家、某个政党、某个集团的意志和利益,而且也是人类社会的精神文化成果,是多种价值及功能的组合。“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理念。过去,我们往往注重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而忽视作为先进文化的马克思主义。”[8](P109)马克思主义是多重维度的组合,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但有突出的阶级属性。我们既要坚持作为阶级意志的马克思主义,又要强化作为先进理论思想成果的马克思主义,要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强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教育,着力提升中国人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素养,特别是领导干部和意识形态工作者要“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看家本领”[9],为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应用提供有力基础。这方面的薄弱基础需要从认识到实践切实改进。
着力做好思想政治教育,为意识形态建设提供思想政治教育基础。根据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的区分,思想政治教育有自己的内容、任务和目标,也有自己的方式。思想政治教育除了意识形态教育以外,还有大量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这些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为意识形态教育及其他意识形态渠道提供基础。思想政治教育除了意识形态教育以外,还要承担世界观方法论、人生观、道德观、人道主义、心理健康、生态文明观念、社会观念等方面的教育,这些是人及社会的基础性人文素养。这是因为,社会思想,除了统治阶级思想以外,还有大量人类共同的思想;除了主流意识形态以外,还有大量非主流意识形态;除了集团思想以外,还有个人领域的思想等等。笔者称意识形态以外的思想为社会思想文化,这个领域的文明建设,是社会精神文明的基础建设。这些基础建设,除了为意识形态教育提供基础,还为其他社会活动提供基础。如西方宗教活动在西方社会属于社会精神文明的基础建设,为西方社会及社会政治制度的存在发挥着基础功能。西方宗教活动作为社会基层文化精神活动,定位于社会特定的空间即基层空间,作为社会一部分与其他社会心理及文化相区别,它由此找到自己的位置,确立了自己的边界。这是西方社会宗教活动得以正常进行的社会结构定位。西方宗教系统及活动就在自己所能作用的空间,既不越位,也不缺位,实现了良性互动。
建构意识形态、社会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协同体系。建构意识形态、社会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既分工又配合的体系,已经成为现实社会的任务。思想文化不只是思想观念因素,而是社会存在,也是社会活动,体系建构应是系统工程。一是体系。这是理念意义的,也是总体性的概念设计,可以称为顶层设计,与之相应的是体制建设。前者是理论、思想、观念,后者是实体。二是要素。思想文化建设需要相应的社会建制,包括理念、理论知识、规范、人员、制度、机构、设施、财政、文化等在内的设施体系。三是结构。这是指意识形态、社会文化、思想政治教育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安排。现有意识形态体系仍然属于传统社会的体系,具有明显的计划经济(时代)色彩。这种体系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社会文化、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改进和创制。在高校,则是要进行意识形态、校园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三位一体的体系建构。(责任编辑:李园园)
[1] 黄世虎.毛泽东意识形态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2][6] 孙其昂,等.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研究[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
[3] 本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基板原理概论(2013年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4] 王晓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5] 侯惠勤.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下)[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9,(9).
[7]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
[8] 童世骏主编.意识形态新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9] 习近平.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8/20/c_117021464_3.htm.
(文章选自《党建与思想教育》2015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