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

　　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日久功深

　　盖自康熙十七年，用博学宏词诸臣分纂明史，叶方蔼、张玉书总裁其事，继又以汤斌、徐干学、王鸿绪、陈廷敬、张英先后为总裁官，而诸纂修皆博学能文，论古有识。后玉书任志书，廷敬任本纪，鸿绪任列传，至五十三年，鸿绪传稿成，表上之，而本纪、志、表尚未就，鸿绪又加纂辑，雍正元年再表上，世宗宪皇帝命张廷玉等为总裁，即鸿绪本，选词臣再加订正，乾隆初始进呈，盖阅六十年而后讫事。古来修史，未有如此之日久而功深者也。

　　惟其修于康熙时，去前朝未远，见闻尚接，故事迹原委，多得其真，非同后汉书之修于宋，晋书之修于唐，徒据旧人记载而整齐其文也。

　　又经数十年参考订正，或增或删，或离或合，故事益详而文益简。且是非久而后定，执笔者无所徇隐于其间，益可征信，非如元末之修宋辽金三史、明初之修元史，时日迫促，不暇致详而潦草完事也。

　　列传体例

　　他不具论，自魏收、李延寿以子孙附其祖父，遂代人作家谱，一传中有数十百年事，阅一传即须检数朝之史，宋子京以为简要，其实转滋瞀惑。明史立传，则各随时代之先后，

　　除徐达、常遇春等子孙即附本传，此仿史记、汉书之例，以叙功臣世次。

　　杨洪、李成梁等子孙亦附本传，则以其家世为将，此又是一例。

　　至祖父子孙各有大事可记者，如张玉、张辅父子也，而一著功于靖难，一著功于征交，则各自为传。以及周瑄、周经；耿裕、耿九畴；杨廷和、杨慎；瞿景淳、瞿式耜；刘显、刘綎等莫不皆然。

　　其无大事可记者，始以父附子、以子附父。（如何文渊先叙于其子何乔新传首，刘仁宅先叙于其子刘大夏传首，此以父附子也。林瀚传后附其子廷机及孙子濂，许进传后附其子诰、赞、诗、词、论等，此以子附父也。）

　　否则，如杨肇基及子御蕃，各有战功，则御蕃可附肇基传矣，而以其功在登莱，则宁附于同事之徐从治传，而不附肇基传。

　　其他又有稍变通者，

　　徐寿辉僭号称帝，应列群雄传，而以其不久为陈友谅所杀，则并入友谅传，而寿辉不另传。　　姚广孝非武臣，而以其为永乐功臣之首，则与张玉、朱能等同卷。

　　黄福、陈洽等皆文臣，柳升、王通等皆武臣，而以其同事安南，则文武同卷。　　秦良玉本女土司，而以其曾官总兵，有战功，则与诸将同卷。

　　李孜省、陶仲文各擅技术，应入方技传，而以其藉此邀宠，则另入佞幸传。　　此皆排次之得当者也。

　　自宋史数人共事者，必各立一传，而传中又不彼此互见，一若各为一事者，非惟卷帙益繁，亦且翻阅易眩。明史则数十人共一事者，举一人立传，而同事者即各附一小传于此人传后，即同事者另有专传，而此一事不复详叙，但云语在某人传中。

　　如孙承宗有传，而柳河之役，则云语在马世龙传中。

　　祖宽有传，而平登州之事，则云语在朱大典传是也。

　　否则传一人而兼叙同事者，

　　如陈奇瑜传云：与卢象升同破贼乌林关等处。象升传亦云：与奇瑜同破贼乌林关等处是也。

　　甚至熊廷弼、王化贞，一主战，一主守，意见不同也，而事相涉，则化贞不另传，而并入廷弼传内。

　　袁崇焕、毛文龙，一经略，一岛帅，官职不同也，而事相涉，则文龙不另传，而并入崇焕传内。　　此又编纂之得当也。

　　而其尤简而括者，莫如附传之例。

　　如扩廓传附蔡子英等，陈友定传附靳义等，方孝孺传附卢原质等，以其皆抗节也。　　柳升传附崔聚等，以其皆征安南同事也。　　李孜省传附邓常恩等，以其皆以技术宠幸也。

　　至末造殉难者，附传尤多，如朱大典传，附王道焜等数十人。张肯堂传，附吴钟峦等数十人。而史可法传，既附文臣同死扬州之难者数十人，若再附武臣，则篇幅太冗，乃以诸武臣尽附于刘肇基传。以及忠义、文苑等，莫不皆然。

　　又孝义传，既按其尤异者，各为立传，而其他曾经旌表者数十百人，则一一见其氏名于传序内。

　　又如正德中谏南巡罚跪午门杖谪者一百四十余人，嘉靖中伏阙争大礼者亦一百四、五十人，皆一一载其姓名。

　　盖人各一传，则不胜传，而概删之，则尽归泯灭，惟此法不至卷帙浩繁，而诸人名姓仍得见于正史。此正修史者之苦心也。　　又高倬后附书南都殉难者：张捷、杨维垣、黄端伯、刘成治、吴嘉允、龚廷祥六人，而所附小传，但有端伯以下四人，捷、维垣独缺，则以此二人本阉党，其事已见各列传中，不屑为之附传。

　　此则附传中又自有区别。益以见修史之斟酌不苟也。

　　至诸臣有关于国之兴替、事之功罪，则轻重务得其平。

　　如李东阳、徐阶、高拱、张居正、沈一贯、方从哲、熊廷弼、袁崇焕、陈奇瑜、熊文灿、杨嗣昌等，功罪互见，枉幸并呈，几于无一字虚设。虽篇幅稍多，而非此不足以尽其曲折，执笔者不知几经审订而后成篇。

　　此明史一书，实为近代诸史所不及，非细心默观，不知其精审也。　　明史立传多存大体

　　明史立传多存大体，不参校他书，不知修史者斟酌之苦心也。

　　如龙兴慈记徐达病疽，帝赐以蒸鹅，疽最忌鹅，达流涕食之，遂卒。是达几不得其死。此固传闻无稽之谈。然解缙疏有刘基、徐达见忌之语。（缙传）李仕鲁疏亦谓徐达、刘基之见猜，几等于萧何、韩信。（仕鲁传）此二疏系奏帝御览，必系当日实情。则帝于达、基二人疑忌可知也。今明史达、基二传，则帝始终恩礼，毫无纤芥。盖就大段言之，而平时偶有嫌猜之处，固可略而不论。且其时功臣多不保全，如达、基之令终，已属仅事，故不稍著微词也。

　　又如草木子载宋讷以元臣降为国子祭酒，极意严刻以称上意，监生自缢者，月不乏人，死必验视乃敛，其酷甚于周兴、来俊臣云。而明史讷传绝不及之，但谓其次子复祖为司业，诫诸生守讷规，违者罪至死而已。　　又如张辅之死，据庚已编，谓辅从英宗北征土木之难，逃归，与家人诀而缢死于先墓。今辅本传则但谓从英宗北征，死土木之难。绝不及逃归自缢之事。盖讷以严重立教，最有师法；辅四朝勋德，白首无间言。故各著其所优，而小疵在所略也。

　　又如杨廷和之入阁，双岐杂记谓由刘瑾之力。而本传绝不及，并言廷和忤瑾，瑾摘会典小误，夺其俸二级。是廷和不惟不附瑾，且与瑾忤矣。

　　于谦之死，以石亨、曹吉祥诬以谋立襄王世子，故被杀。谦传但谓曹、石之诬，而事之真伪，传中不暇缕析，则于襄王瞻墡传见之，谓英宗复辟后，于皇太后阁内见襄国金符，乃土木陷后，欲召襄王而不果，其符遂留阁中。然后知非谦等当景帝不豫时取符也。则谦之冤，自不辨而白矣。

　　熹宗懿安张后，国变时生死传闻未确，故本朝定鼎，但为崇祯帝及周后发丧成礼，而张后独缺。盖其时有传张后未死者，故恤典不及。（时南昌推官史夏隆云“国变时，后出宫，为李贼麾下刘旗鼓所得。刘本旧弁，事后无失礼。及我朝兵至，谓后不可失了朱家体面，后遂缢死。”本朝实录：顺治五年间，有天津女子自称张后，聚众扰畿辅。又陈玉璂作宦者高永寿传：张后与周后同日缢死，后有熹宗妃任氏出宫为少年所得，年余，费其赀且尽，任氏怒，自称“我张后也，胡为至此！”闻者不敢隐，遂送官。永寿独识之，然亦不敢明正其伪。）至修史时，则本纪据陈玉所传，大书国变时张后缢死宫中，而流贼传亦称李严保护懿安皇后令自尽。使贤后不遭传闻之诬蔑，尤见书法之不苟矣。

　　又胡世宁从剿江西贼王浩八等，招降东乡贼为新兵，已而复叛，事见陈金传。而世宁传不载。

　　徐阶当国，为讲学会，张岳疏诋之，谓“讲学以富贵功名，鼓动士大夫谈虚论寂。”事见岳传而阶传不载。

　　陇川用兵，邓子龙不能驭军，因饷稍缓，大噪作乱，鼓行至永昌、大理，过会城，巡抚萧彦调土汉兵夹击之，乱始定。事见彦传，而子龙传不载。

　　盖为名臣立传，其人偶有失误，不妨散见于他人传中，而本传不复琐屑叙入，此又善善欲长之微意，不欲以小疵累全体也。

　　大礼之议

　　孝宗崩，子武宗立，武宗崩，无子，而孝宗弟兴献王有子，伦序当立，大学士杨廷和以遗诏迎立之，是为世宗。　　世宗即位，诏议追崇所生，

　　廷和检汉定陶王、宋濮王故事，授尚书毛澄曰“是可为据。”澄大会文武百官，议请帝称孝宗曰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妃，自称侄皇帝。议三上三却。

　　进士张璁独疏谓“宜别立圣考庙于京师，圣母则母以子贵，尊与父同。”帝大喜，于是连驳礼官议，廷臣不得已，请尊孝宗为皇考，兴献王为本生皇考兴献帝，兴国太妃为本生皇太后。

　　已而桂萼疏上谓“宜称孝宗曰皇伯考，兴献帝为皇考，别立庙大内，正兴国太后之礼，定称圣母。”

　　张璁又疏继之，并谓“宜去本生之称。”帝是之，而廷臣伏阙哭争，帝大怒，杖谪者数十人。

　　于是席书等议“孝宗皇伯也，宜称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伯母也，宜称皇伯母；兴献帝父也，宜称皇考；章圣皇太后母也，宜称圣母；武宗仍称皇兄；庄肃皇后宜称皇嫂。”乃诏告天下，尊称遂定。

　　今案诸臣之疏，固各有说，　　甲说（多数说）：谓宜考孝宗者，杨廷和、毛澄、汪俊及满朝诸臣也。

　　廷和疏曰“礼谓所后者为父，而以所生者为伯叔父母。此古今不易之典也。”

　　毛澄疏曰‘汉成帝立定陶王为皇太子，立楚孝王孙景为定陶王奉共王后，共王者，皇太子本生父也，师丹以为恩义备至。宋濮安懿王之子，入继仁宗，是为英宗。司马光谓“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称皇伯而不名。”乃立濮王园庙，以宗朴为濮国公，奉濮王祀。程颐之言曰“为人后者，谓所后为父母，而谓所生为伯叔父母。此人之大伦也。然所生之义至尊，宜别立殊称曰皇伯叔父某国大王，则正统明而所生亦尊矣。”’

　　此考孝宗之说，援引汉哀帝、宋英宗二案为据，举朝宗之者也。

　　乙说（少数说）：谓宜考兴献帝者，张璁、桂萼、方献夫、席书等之所执也。

　　张璁、桂萼等则谓“哀帝、英宗由成帝、仁宗预立为嗣，养之宫中，其为人后之义甚明。今武宗无嗣，大臣以陛下伦序当立而迎立之，与预养在宫中者不同。是陛下乃继统，非继嗣也。统与嗣，非必父死子继也。汉文帝则以弟继，宣帝则以兄孙继，何必夺此父子之情，建彼父子之号也？”　　已而璁、萼又疏言“今日之礼，不在皇与不皇，惟在考与不考。”

　　而方献夫、席书等亦宗其说，疏言“为人后者，父尝立之为子，子尝事之为父也。今孝宗本有武宗矣，未尝以陛下为子也，陛下于孝宗，未尝为子也。且武宗君天下十六年，今不忍孝宗之无后，独忍武宗之无后，陛下生于孝宗崩后二年，乃不继武宗之大统，超越十有六年，上考孝宗，天伦大义固已乖舛矣！”

　　此考兴献帝之说，璁、萼、献夫、书等之所执也。

　　究而论之，廷和等援引汉哀、宋英二案，固本先儒成说。然世宗之立，与汉哀、宋英二君预立为储君者不同，第以伦序当立，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入继大统。若谓继统必继嗣，则宜称武宗为父矣！以武宗从兄不可称父，遂欲抹煞武宗一代，而使之考未尝为父之孝宗，其理本窒碍而不通。故璁论一出，杨一清即谓此论不可易也。　　明史于毛澄等列传既详其援引古义之疏，张璁等传又详载其继统非继嗣之疏，使阅者各见其是，自有折衷。而于澄等传赞，谓“诸臣徒见先儒成说可据，而忘乎世宗之与汉哀、宋英不同，争之愈力，失之愈深。”真属平允至当之论，可为万世法矣。

　　参见东汉四亲庙别祭、外藩入继追尊本生。

　　李福达之狱

　　李福达之狱翻案，改坐大小官黜革问罪者至四十余人，为嘉靖年间一大事。

　　御史马录巡按山西，以白莲教妖人张寅为弘治间谋反之李福达，坐以大辟。武定侯郭勋以书来为寅嘱免，录遂并以劾勋，已奉旨福达父子处死，又诘责勋，勋已伏罪矣。而言者以勋由议大礼得幸，共恶之，遂群起攻勋，欲正其党逆之罪。

　　勋乃力图反噬，以议礼犯众怒为言，帝心动，特命张璁、桂萼、方献夫署三法司覆讯。三人故与勋同以大礼得幸，为朝臣所嫉者，遂尽反其狱，谓“寅非福达，特诸臣欲借此以陷勋重罪。”于是触帝怒，而尽逐诸臣。此张、桂等之恃宠窃权，庇奸报怨，罪不容诛者也。

　　然是时寅、福达名姓不同，亦有致疑于马录之有意文致者。

　　李翊戒庵漫笔载项乔之论曰“寅以白莲教惑人，自有本罪，而录指为李福达云云。”是固谓寅非福达矣。

　　法传录亦云福达五台人，寅徐沟人，张为县中著姓，谱牒甚明，马录悉诋为伪，一笔抹去。是亦谓寅非福达矣。

　　惟从信录及林居漫录则实指为寅即福达，

　　王登竹墅席上谈亦记福达脱罪后，游于江南，苏州寓元妙观，常州寓杨七郎家，松江寓朱恩尚书家，所试奇术甚众，而惜其自投法网，改名张寅，几得重祸。则以为寅即福达。

　　诸说纷纷如此，作史者宜何从？

　　今试平心论之，　　张寅被薛良首告，指为李福达，此事在郭勋未嘱之先，马录即据以定谳，非逆知有勋之来嘱，而预坐福达以谋反重罪也，则寅之为福达，不待辩也。

　　及勋嘱书至，录据以劾勋，公侯大臣为妖人游说，其挟权挠政，固已罪无可逭，原不必论福达之真伪也。

　　迨张、桂欲藉此为勋报复，则不得不反此狱，而以寅非福达为词，谓“朝臣欲陷勋而故坐寅以谋反重罪，然后勋之罪益重。”以此激帝怒，于是公案尽翻，至颁刻钦明大狱录以示天下，而寅非福达，遂成铁案矣。

　　修史者于此中推透当日情事，故于马录传既叙明福达之改名张寅，而于传末又言寅、福达姓名错误，人亦疑之，迨其孙李同复以妖术事发，跟究由来，而福达之狱益信。又于唐枢传载其全疏，确指寅即福达之处，历历有据，而此狱更无疑义。于是马录诸臣之枉，张、桂等之诬，皆了然共见，可见修史时之斟酌苦心也。　　袁崇焕之死

　　袁崇焕之死，今日固共知其冤，而在当时，不惟崇祯帝恨其引我朝兵胁和，（时帝怒甚，欲族诛崇焕，以何如宠申救，免死者三百余口。见如宠传）即举朝之臣及京城内外，无不訾其卖国者。

　　杨士骢平心而论，亦但言其罪不至此，而不知其所以得祸之由，其所撰玉堂荟记云“己巳之变，当时士马物力足以相当，袁崇焕初至一战，人心甫定，而袁于大珰少所结好，毁言日至，竟罹极刑。乃京师小民亦群以为奸臣卖国，至有啖其肉者，其蜚语皆出自内阉云。”可见是时引敌胁和之说，已万口一词，士骢虽略知谤言之出自中涓，然究未知中涓何以有此说也。

　　直至我朝修史时，参校太宗实录，始知此事乃我朝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杨姓者知之，阴纵使去，杨监奔还大内告于帝，帝深信不疑，遂磔崇焕于市。于是崇焕传内有所据依，直书其事，而崇焕之冤始白。使修史时不加详考，则卖国之说久已并为一谈，谁复能辩其诬者？于此可见明史立传之详慎，是非功罪，铢黍不淆，真可传信千古也。

　　周延儒不过一庸相耳，以之入奸臣传，未免稍过。其始入阁，未见有败检事，特以不由廷推而得，故谤议纷然。其再出也，蠲逋赋，起废籍，撤中使，罢内操，救黄道周，颇多可称。故王鸿绪明史传稿在列传中。而今列之奸臣者：　　崇祯十六年，我大清兵深入畿内，延儒出视师，身驻通州，不敢一战，坐待我兵之蹂躏而归。一时物议沸腾，谓延儒得贿纵敌，锦衣骆养性、司礼监王德化密以上闻，总兵唐通又尝面奏。于是，朝野内外，万口同声，无不欲食其肉，民间至演为卖国传奇，遂传遍天下。故数十年中，延儒受人唾骂，较他相为尤甚。诸臣修史，尚是延儒诟詈未息之时，自不得不列之奸臣。　　究之传中所载，不过信用吴昌时，致其招权纳贿，及与吴甡相轧而已。无论严嵩之险恶、温体仁之阴贼，非延儒所能及；即嗜进无耻之万安、倾陷善类之张璁，尚觉罪浮于延儒。而延儒乃列入奸臣，此非以甚延儒之恶，转为延儒增其身分也。

　　纵敌之说，本属无稽，杨士骢之论曰“纵敌者，必我能为敌所畏，方肯以贿免。当北兵深入，所过如破竹，虽礼拜求其去，尚不可得。及其出塞也，大书边墙曰：文武官员免送。当时兵力，为敌所侮笑如此，而反加以得贿纵敌之名，是何高视延儒，轻视敌兵也！”此论载玉堂荟记，可谓得当日情事，而纵敌之说，可不辩自明矣。或云延儒因边警，先敛赀遣家人送归，中途为人耳目，家人姑大言以欺众，谓“北兵所贻。”人以其出自家人之语，遂以为实云。亦见玉堂荟记。

　　案雷縯祚传：延儒招权纳贿，凡起废、清狱、蠲租，皆自居为功；考选台谏，尽收门下；求总兵、巡抚者，必先贿其幕客董廷献。又吴甡传：延儒再相，冯铨力为多，延儒欲起之，惧众议，乃引甡入阁，将共为铨地。延儒又欲起奄党张捷为都御史，乃为甡所扼。又傅朝佐劾延儒引用袁宏勋、张道浚为腹心，摈钱象坤、刘宗周于草莽，倾陷正士，加之极刑，曰“上意不测也。”攘窃明旨，播诸朝右，曰“吾意固然也。”削言官以立威，挫直臣以怵众，往时纠其恶者，尽遭斥逐，而亲知乡曲，遍列要津。此等事，皆延儒之奸，既入奸臣传，而传中却又不载。盖王鸿绪传稿本不列延儒于奸臣中，后来修史者始改编。然但列之奸臣卷，而传仍未改，故传中不见其奸邪之迹也。

　　刘基廖永忠等传（纪传不相符处）

　　克安庆、九江先后　　太祖本纪：元至正二十一年八月，帝自率舟师征陈友谅，戊戌，克安庆，任寅，次湖口，败友谅于九江，克其城，友谅奔武昌。

　　友谅传亦云：友谅陷安庆，太祖自将征之，复安庆，长驱至江州，友谅战败奔武昌。

　　廖永忠传亦云：从伐友谅，至安庆，破其水寨，遂克安庆。从攻江州，造桥于船尾，倒行其船，桥傅于城，遂克之。

　　是皆叙明先克安庆，乘胜克江州，走友谅也。　　而刘基传则云：基赞太祖出师攻安庆，自旦及暮不下，基请径趋江州，捣友谅巢穴，遂悉军西上，友谅出不意，帅妻子奔武昌。

　　是又未克安庆径捣江州矣。与本纪及友谅诸传不合。

　　案赵德胜传：从太祖西征，破安庆水寨，乘风溯小孤山，距九江五里，友谅始知，仓皇遁去，遂克江州。

　　仇成传云：廖永忠、张志雄破其水寨，成以陆兵乘之，遂克安庆。

　　盖戊戌但克安庆水寨，即径趋九江，仍留成等攻安庆，迨克江州，而安庆亦已克复。作史者不便琐屑分别，故以克安庆即系于戊戌耳。

　　成祖东昌被围

　　又张玉传：靖难兵攻东昌，与盛庸遇，成祖被围数重，力战得出。玉不知成祖所在，突入阵中，力战而死。

　　是玉死时，成祖已溃围出也。　　而朱能传云：盛庸围成祖数重，张玉战死，能帅周长等力战拔成祖出。　　则似玉死时，成祖尚在围中，赖朱能救免矣。　　或玉战死后，成祖又被围，而能救出之，乃两事耶？　　姚广孝至南京之时

　　方孝儒传，谓成祖起兵，姚广孝以孝儒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

　　是广孝未尝从帝军同至南都也。

　　而卓敬传则云：帝登极，敬被执下狱，帝欲活之，广孝与敬有隙，谓“建文若从敬言，岂有今日？”遂杀之。

　　则似帝入都时，广孝已在侧矣。

　　案广孝传：靖难兵起，并未从行。及帝登极后，广孝南来，出振长洲，为其姊及友诟詈之事。

　　当是帝既即位，广孝后至，敬尚在狱中，而一言杀之也。

　　京军取通州粮之议　　又周忱传：土木之变，议者欲焚通州粮，绝寇资。忱适议事在京，谓“不如令京军自往取，则立尽，何至遂付煨烬？”　　是此议本创自忱也。

　　而于谦传又云：谦奏郕王“通州积粮令官军自诣关支，以赢米为之直，毋弃以资敌。”

　　则又似出于谦之策。

　　盖忱先有此议，谦以为然，故奏行之耳。

　　平越之围

　　又王骥传：贵州苗蜂起，围平越等城，时骥征麓川回，即命率师解围，骥顿兵辰沅不进，御史黄镐困守平越半载，募人自间道奏于朝，命总督军务侯琎大破贼，尽解诸城围。

　　是解围者琎也。

　　镐传则云：保定伯梁合川、湖兵救之，围始解。

　　则解围又属梁矣。

　　琎传则云：琎进讨时，副总兵田礼已解平越围。

　　是解围实田礼也。

　　盖是时琎总督军务，为将军，皆统帅，骥、镐等传但叙解围之功，则以总统为主。琎传实叙解围之人，则不可没田礼，故于琎传见之也。　　天启中，汪文言初下锦衣狱，镇抚刘侨止坐文言，不令牵引群臣，故少株连。

　　据魏大中传：谓黄尊素语侨“勿因此起衣冠之祸。”侨听之，狱词遂无所引。　　而魏忠贤传，则谓侨受宰相叶向高教止坐文言。

　　盖向高与尊素各有此议，使侨知之也。

　　曹甫之死　　惟洪钟传：四川贼廖麻子与其党曹甫掠营山、蓬州，钟招抚之，曹甫听命，麻子忿甫背己，乃杀之。

　　是甫为廖麻子所杀也。

　　而林俊传则云：击泸州贼曹甫，指挥李荫以元日破其四营，遂擒甫。　　则甫系李荫擒获，非廖麻子杀之也。此不免岐误。

　　又祖大寿一人，凡两次降于我朝。　　据孙承宗、何可纲等传：崇祯四年，大寿筑城大凌河，为我朝兵所围，粮尽力屈，大寿与诸将欲降，可纲不从，大寿杀可纲，遂出降。

　　是大寿于是时已降矣！

　　其后大寿仍为明守锦州，至崇祯十四年，为我朝兵所困，总督洪承畴率八大将救之，大寿尚传语云“当逼以车营，勿轻战。”承畴进兵大败，被围于松山。明年二月，城破，承畴降。三月，大寿以锦州降。事见邱民仰、杨国柱、曹变蛟等传。

　　是大寿先于崇祯四年已降，后仍为明守锦州，至十五年再降也。而其先降，后仍复反正，固守锦州之故，则无明文。

　　惟邱禾嘉传，谓：四年大凌河之役，大寿生降，请伪逃入锦，诱降其城，禾嘉在锦闻炮声，谓大寿已溃围出也，遣兵迎之，大寿入锦，未得问，禾嘉寻知其纳款状，乃密奏于朝，而帝于大寿欲羁縻之，弗罪也。　　只此一语，略见其仍守锦州之故。然究不明析。他传又不错见其事。

　　史可法巡抚辖地

　　又张国维传：崇祯十年，以安庆、池州、太平三府，别设一巡抚，以史可法任之。　　而可法传，则巡抚安庆、庐州、太平、池州四府，及河南之光州、光山、固始、罗田，湖广之蕲州、广济、黄梅，江西之德化、湖口诸县。

　　是安抚所辖，较国维传稍广。盖国维传不过谓添设巡抚，原不必详叙其地耳。　　金翅鹏

　　惟陈奇瑜传，先已叙明遣刘明善击斩金翅鹏及剿永宁之后，又云分兵击斩金翅鹏。

　　一传中似重复。

　　而杨嗣昌传，则又云嗣昌出督师，金翅鹏等来降。

　　案嗣昌督师，在奇瑜之后，或贼中号金翅鹏者有数人，如高迎祥称闯王，李自成亦称闯王也。

　　乔允升刘之凤二传（传重覆处）

　　乔允升传：崇祯帝在位十七年，刑部易尚书十七人，薛贞以奄党抵死；苏茂相半载而罢；王在晋未任改兵部去；允升坐逸囚遣戍；韩继思坐议狱除名；胡应台独得善去；冯英被劾遣戍；郑三俊坐议狱逮系；刘之凤坐议狱论绞，瘐死狱中；甄淑坐纳贿下诏狱，改系刑部，瘐死；李觉斯坐议狱削籍；刘泽源卒于位；郑三俊再为尚书，改吏部去；范景文未任改工部；徐石麒坐议狱，落职闲住；胡应台再召不赴；继其后者张炘，贼陷京师，与其子庶吉士士端并降云。

　　而刘之凤传末，亦有此一段文字，并一字不改，此二传一在第二百五十四卷，一在第二百五十六卷，相隔只两卷，不及订正，盖卷帙繁多，纂修诸臣不暇彼此参订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