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许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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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确很美，但是没人在乎。欢迎来到黎巴嫩，看风景，购物，也可以顺便打打仗，杀几个人。”出租车司机一边开着车，一边调侃着对做在后排的姚晨说。“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会意外，因为这里是黎巴嫩。”

这句宛若某部谍战电影台词的话，现在姚晨还能一字不差地复述出来。这段“金句”诞生于2014年5月傍晚的贝鲁特，姚晨结束了对生活在这里的叙利亚难民的探访，乘着出租车返回驻地途中，感叹这座地中海沿岸城市的浪漫和美丽时，司机顺其自然接上了这句。

2013年，姚晨生下了儿子“小土豆”，成为了一个母亲。这一年，她的另外一个身份也完成了“升级”，联合国难民署颁发给了她“联合国难民署亲善大使”的身份，她与安吉丽娜•朱莉一起，成为了联合国难民署目前全世界范围里最为活跃的“大使”之一。

休整一年之后，姚晨在探访难民的路上再度出发。2014年，叙利亚内战进入了第四个年头，因为战争，大量的叙利亚人从体面的中产、白领、工程师、技术员，一夜之间沦为躲避战乱的难民。在2015年叙利亚难民潮还没有涌向地中海对面的欧洲之前，黎巴嫩作为邻国，首先感到了难民的压力，姚晨到达贝鲁特，得到的数据是，当时有120万叙利亚难民进入了只有中国海南省1/3面积大小的黎巴嫩，平均下来，在这个国家里，每4个人之中便有1个是叙利亚难民。

黎巴嫩在历史上自身也曾饱受各样的战争之苦，贝鲁特至今还保留着几十年来被枪炮毁坏的教堂、清真寺、歌剧院、博物馆，街道上的大楼都是千疮百孔，弹痕累累。姚晨曾指着楼层高处墙壁上的弹孔，问当地人，为什么要向那么高的地方射击？

对方的回答是，这是没有经过训练的武装人员，顶不住AK-47半自动步枪连发时的后坐力，枪口会控制不住地向上抬—这种武器常识，对于那些身处和平国家的男孩们来说，或许永远只能在PC端第一视角的射击游戏上才会得到。

或许是因为自身饱受战争之苦的经历，黎巴嫩人对待叙利亚难民十分友善，会将很多闲置的、简陋的房子免费或以很低的租金租给联合国难民署，再由难民署简单修缮后交给难民家庭居住。但大量的难民给这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层面带来了极大压力，让这个国家的经济运行近乎崩盘。

恐怖袭击在贝鲁特也时常发生，像姚晨这样的外籍人士，到这里的第一件事情是被灌输一条基本行为准则：无论是吃饭还是在酒店休息，尽量不要靠近窗口。姚晨发现此行的联合国难民署的车辆都没有喷涂“UNHCR”的字样，工作人员回答她说，这是担心恐怖分子专门挑联合国工作车辆进行袭击，以扩大袭击的影响力。

在姚晨的感受里，黎巴嫩像一个迷人的男人，金发碧眼，脸上带着一道触目惊心的伤疤，前一秒可以很深情，后一秒也许就会见到血光。贝鲁特的市民见惯了枪炮，这会让姚晨习惯性联想到美剧《国土安全》第五季第二集里，女主角Carrie与自己的新老板、慈善家Otto在夜晚的天台上，一边谈论着难民营里的情况，一边将远处密集的枪声调侃为放烟花般的淡定。

然而这种淡定与孩子们无关，在这次探访过程中，联合国难民署的陪同人员一直在强调，只能带小型的摄像机，因为很多受过爆炸惊吓的孩子分辨不清长焦镜头和火箭筒，会因为拍摄而受到再次的心理伤害。

2014年5月，黎巴嫩。小女孩蕾拉在姚晨的手背上画了一个西瓜。

蕾拉就是这样的孩子，小时候在叙利亚的故乡与小伙伴们玩耍时，炮弹落下，炸开，她跑回了家，抱着妈妈，从此再也不敢出门。面对着这个有心理创伤、语言与自己不相通的小女孩，姚晨注意到了她的右手虎口的地方画着一条小鱼，小小的虎口就是鱼嘴，一张一合。姚晨问她，你可以给我手背上也画一个东西吗？蕾拉拿起笔，飞快在姚晨的手背上画了一个西瓜。姚晨立刻反过来在蕾拉的手背上画了一只猫，通过翻译对蕾拉说：这是我的猫，名字叫做“八顿”，以后它会保护你，你再也不用害怕了。

沟通就以互相在对方手背上画画的方式展开，蕾拉腼腆地告诉姚晨，长大了想做一个时装设计师，她画了很多自己的“设计图”，画上她和姐姐穿着漂亮的衣服。

在贝鲁特的一个难民学校，孩子们的画再次让姚晨倍感难忘：“彩色的笔、稚嫩的画功，画着躺下的人，流出的血，士兵、坦克、飞机、炸弹，这些战争的东西出现在孩子的画里，觉得好心碎。尤其是我自己刚刚有了孩子，更会感受到这些悲伤。”

姚晨平时在生活里即便是接受记者采访，也很少化妆，但去探访难民，她会很仔细地化妆，保持着“精神饱满”。在姚晨每次探访难民的视频里，她总是笑着，显得乐观无比，与内心种种细致入微的伤感和难过显得非常不同。

“因为有了之前的探访经验，我知道他们不需要你在那里贵族式悲天悯人，只需要你做一个倾听者。”姚晨说，“我不希望对方觉得我是一个比他们还要软弱的人，我希望能做一个让他们感觉信任的人，传递给他们一种希望。”

听到探访对象们的悲惨经历，姚晨会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紧紧抓住他们的手，却不想再去延展他们的悲伤。

离开贝鲁特，姚晨跟那些从叙利亚北部逃亡到黎巴嫩城市提尔南部附近瓦迪扎因（Rasel-Ein）的难民共度一天，这里住了超过330名难民。很多孩子每天日出前便要出门，到附近的香蕉种植场和菜园里找工作。他们受聘的话每天大约能赚5至7元美金。

在这里，难民家庭都得挤进没有自来水供应的临时帐篷或者摇摇欲坠的房子里。她与孩子们一起走路去一处水塔打水，在两边都是果园的公路上，她发现这些习惯了体力劳动的孩子们力气甚至比她还大，一桶满满的桶装水，她必须要扛着才能走，而孩子们就可以直接拎着快步如飞。

在去年12月的“倍耐力奖”颁奖晚宴上，主办方将这一段剪成了视频片段，视频播放的一瞬间，姚晨突然陷入了一种强烈的思念，“很想知道这些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在探访中，姚晨发现叙利亚难民的孩子们显得要比以前见过的难民孩子有教养得多，他们大多衣着整洁，男孩彬彬有礼，女孩干净漂亮，可见原来生活优渥的叙利亚人，很重视对孩子的教育。

就像姚晨在这里看到的31岁的难民Wajiha，她怀着身孕，还带着5个孩子。别家的父母都会让自己的孩子们出去打些零工，赚一点点小钱补贴生活，而Wajiha却坚决把孩子们送到难民营里的学校，因为“知识可以给人更多的技能，也能学会与别人更好的相处”。

姚晨问她，你的孩子们学会了知识，慢慢长大，你是希望他们留在这里（黎巴嫩）还是回去（叙利亚）？Wajiha没有任何迟疑地回答：当然是回到叙利亚，有什么能比自己的祖国更重要呢。

在帐篷的一角，Wajiha最小的儿子的遗像就在挂一朵黑色的布花旁边，尚在襁褓中的他死于难民营帐篷的一次电线短路引起的火灾，而火灾发生时，恰好母亲不在。

在另外一家难民家庭里，姚晨带着难民署运过来的比萨和自己带着的老干妈辣酱，和Ibrahim一家一起吃了顿“倍儿香”的午餐，“大家谁都没客气”。他和31岁的妻子Shams带着5个孩子，还有一个儿子和双亲在叙利亚失去了音讯。在这里，他们其中的两个孩子去上学，还未成年儿子则去一家汽车修理厂做学徒，赚取一点薪水与父亲一起养家。妻子Shams从前靠着制作墙壁装饰维生，现在只能用各种颜色的旧垃圾袋做的塑胶花朵，当成手工艺品卖些小钱，剩下的“作品”则布置她在黎巴嫩的“家”。

大家边吃边聊夫妻在叙利亚的过去，讲两人如何相识、结婚，Ibrahim说，他与妻子在叙利亚时每年都会庆祝结婚纪念日，但逃到黎巴嫩之后，就再也没有庆祝过，四年了。讲完这句之后，这个41岁的男人突然陷入了沉默。

在姚晨黎巴嫩回来一年半之后，叙利亚难民潮因为那张海滩上三岁孩子Aylan尸体的照片，成为了让全世界关注的事情。姚晨在手机新闻上看到这张照片时，恰好带着儿子在三亚的沙滩上，时空的类似与命运的分野，一种对比一瞬间让姚晨悲伤难以自持，回到房间放声大哭。她与联合国难民署商议，能否去土耳其，再去看看正在涌入欧洲的叙利亚难民。

在这个哏节上，土耳其却发生了爆炸式袭击，出于安全考虑，姚晨的申请被拒绝。

难民署建议姚晨说：你去阿富汗吧，那里的难民问题几十年了，一直是一个死结，现在都快被世界遗忘了。

阿富汗难民形成始于1978年苏联入侵，将近40年的历史里，阿富汗因为政权更迭、塔利班政权、美国反恐，产生了四次难民潮，差不多累计600万难民通过陆路跋涉，进入巴基斯坦和伊朗。自2002年以来，联合国难民署协助阿富汗难民自愿遣返，根据统计数字，在580万返回阿富汗的难民中，有约380万“来自”巴基斯坦。如今，巴基斯坦登记在案的阿富汗难民仍旧超过150万，近一半的难民是处在学龄的儿童，但是有将近80%都没有入学。

出发之前，姚晨照例询问着六年前大多单身、如今大都已经为人父母的“小分队成员”，说环境危险，大家可以选择不去。

“结果，都没人理我这茬儿，谁都没觉得危险算什么事儿。”姚晨说，“今年达沃斯为我颁发‘水晶奖’，说获奖感言必须要简短，但我上台之后，还是挨个把跟我去的朋友们的名字说了一遍，挨个儿谢。”

巴基斯坦当地的难民署工作人员为姚晨团队安排的活动与以往相比略显不同，这一次，姚晨要去探访2015年南森难民奖获得者、阿富汗难民女教师艾琪拉•艾菲斯（Aqeela Asifi）女士和她的学校。

南森奖设立于1954年，它以挪威北极探险家、社会活动家和国际上第一位难民事务官员弗里特约夫•南森（Fridtjof Nansen）的名字命名。在1967年联合国《难民地位议定书》颁布之前，国际上的难民护照就被称为“南森护照”。

而艾琪拉•艾菲斯的故事，或许现在的中国高中生会比成年人更有印象，因为关于她获奖的报道2015年就出现在英语考试的阅读理解里：

艾琪拉原本是喀布尔一名教师。1992年，因为政变带来的战乱，她和家人一起逃亡到巴基斯坦卡香德那（Kot Chandna）的难民营。艾琪拉曾自述说，“在阿富汗的时候，我既教男孩子也教女孩子，”但当26岁的她在这个偏远的难民营安家后，“我悲哀地发现，这里没有任何教育设施，尤其是给女孩和妇女提供教育的地方。”

于是，在这个难民营，这位女教师搭建了一个小帐篷，手工制作授课材料，开始教少量学生。在这里，从来没有让女孩子接受教育的传统，但艾琪拉勇敢地选择了“抗争”，在这里一教就是23年，最初只是讲如何帮着家里算账和注意个人卫生，然后逐步变成通识教育，硬是让1000多个女孩完成了小学教育。

艾琪拉的“帐篷学校”促进了村子里几座永久学校的开办，而她自己的家则就在这些由土房子组成的“帐篷教室”的对面，这两所建筑也是姚晨巴基斯坦之行的目的地。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交界之处仍然是世界上危险最高的地方之一，与3年前的埃塞俄比亚一样，又是“D级”的安全级别。

在伊斯兰堡的难民署办公室，工作人员给姚晨团队放着“血乎乎”的PPT图片，对他们说，本来你们是有两个酒店可以选择的，但现在只能住这个了，因为另外一个已经被炸掉了，死了400多人。

从伊斯兰堡出发，姚晨第一次坐上了防弹车，6个小时车程，天黑之前必须抵达，途中只许上一次厕所。姚晨后来发微博，随行的男摄影师说，第一次感受到了被AK-47带着上厕所的安全感。

根据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阿富汗难民委员会的官方数据，卡香德那难民营始建于1982年，占地约1.7平方公里，高峰时曾8万难民涌入，现有难民1.3万人。姚晨初到那天，因为时间有限，与艾琪拉见了短暂的一面，便只好去离学校半小时车程的一个工厂招待所过夜。

2015年12月，巴基斯坦。姚晨参观了艾琪拉的女子学校。

经过与当地工作人员的争取，姚晨争取到了与艾琪拉第二次的对话机会。艾琪拉在家里“隆重”地接待了姚晨：地上铺着地毯，“差不多是把全村的白布都集中到一起来了”，家里最好的一套西式玻璃茶具装着当地人喜欢的奶茶，还有佐餐的干果。但这些礼节仍旧掩盖不了这个家庭的窘迫：家里光秃秃的墙壁上，只有南森奖章摆在最中间的位置。

在出发前，姚晨了解到当地女性有化妆的传统，特地为艾琪拉选了一套兰蔻的化妆盒和一条苏绣的丝绸披肩，艾琪拉接过姚晨的礼物，转身进屋，拿着一个破旧的塑料盒子，打开，取了一个亮晶晶的手环和一串胡椒壳项链，作为礼物送给姚晨。艾琪拉在将首饰交给姚晨时的话意味深长：“虽然我知道这个礼物不是很珍贵，但我们交换礼物的意义就是记住彼此，哪怕我现在只能摘下一片叶子，那也是我的心意。”

这个手环现在就摆在姚晨家中的柜子里，姚晨猜，“这应该是他们在节日时才会佩戴的首饰”。

探访的最后一天，当地政府安排了简单的晚宴，联合国难民署官员以及艾琪拉夫妇同在。他们坐在长条桌上，姚晨和艾琪拉被安排中间，一边是巴基斯坦官员，一边是艾琪拉的丈夫等人。尽管艾琪拉因为普及女童教育在西方媒体的描述下被加上了某种“女权”的色彩，但实际上她非常尊重她的丈夫，在回答问题时，总会侧过头，用目光询问丈夫自己的回答是否得体。

艾琪拉的丈夫在来巴基斯坦前，曾是阿富汗当地的政府官员。眼前的他尽管着装朴素，眼神中流露着一丝喜悦和紧张感，但依稀还是能让人感受到一种“前公务员”式的谈吐。在某一瞬间，姚晨突然感觉，这张长条桌子，就像一道命运的鸿沟，让桌子两边的人境遇可以如此不同。

在与艾琪拉交流之前，姚晨在探访中会出于本能关注妇女和孩子，关注孩子的教育，但艾琪拉为她讲述了很多教育可以改变难民儿童未来的道理，就像联合国难民署驻巴基斯坦代表对姚晨说的那样：“如果我们不给这些青年人提供学习知识技能的机会，那很可能会有别人给他们拿起武器的机会。”

“她的思想都闪烁着美丽的光芒。”姚晨回忆起艾琪拉，至今还有些激动。“在她的执着推动下，接受了教育。然后这些女童，在她们长大以后，成为母亲，就把教育这一思想延续给下一代，让下一代孩子也进学堂接受教育，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情。”

详细报道尽在第869期《南都周刊》封面报道：姚晨：走进难民营。4月16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