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互联网医疗爆发式发展相比,中医在互联网医疗早期发展得相对迟缓。但在过去2年,一度出现资本哄抢占位中医题材互联网项目的现象。以2016年为节点,之前的时间里,大多数互联网中医药项目尚不成熟,而随着时间的推移,2016年上半年,多种商业模式逐渐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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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传承发展的中医,百年来毁誉参半的中医,在互联网和资本席卷一切的今天,虽然很难准确判断中医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但可以欣喜地发现,中医并不是一项专属于“中老年人”的事业,相当一批有才干、有梦想、有激情的年轻人投身其中。
“对于中医,互联网有了,政策有了,市场痛点有了,投资中医,这是最好的时候。”郑伟接受动脉网专访时如是说。
郑伟,1986年生于浙江温岭,后长于杭州;2005年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医药卫生专业问道岐黄;2009年于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法专业潜修金融证券,师从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会长郭锋教授,兼学导师之四川话;原固生堂中医药连锁集团原核心成员、董事会秘书,助力固生堂亿级美元融资;现任中京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主投医疗健康领域;并任世界中医药联合会亚健康委员会理事。
对这样一位跨界在传统中医和现代资本市场的创业转投资的新锐,动脉网特地进行专访,一探郑伟眼中的中医在与资本结合后将有怎样的未来。
三年扩张近20家店 资本助力固生堂中医快速发展
“当时我中央财经大学的同学毕业后都去了各种大金融公司,平均收入不低于8000元,我没去,我选择了一家薪水只有3500元的小公司,因为这家公司正打算挂牌新三板,可以给我很大的空间去学习和积累。
这样的职业起点的选择,帮助我在一年半时间里快速积累了两家企业成功挂牌新三板及融资的经验,为我在2012年底作为核心创始成员加盟固生堂中医奠定扎实基础。”
郑伟介绍,自己在2012年底认识固生堂的老板涂志亮,当时两人一拍即合,随后郑伟作为创始团队核心成员、董事会秘书加盟固生堂,协助涂志亮完成了固生堂从中医养生向中医医疗、从To B向ToC的战略调整,并担负并购、融资、VIE架设等一系列重大资本运作的重任。
至今,固生堂从天使轮到C轮融资,总融资额超过1亿美元,投资机构包括史带公司 (Starr Companies)、平安财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平安)、斯道资本 Eight Roads(原富达亚洲风险投资)、恩颐投资NEA等国内外一线投资机构。
在资本助力下,固生堂驶上了发展的快车道。随后四年的时间里,固生堂由北京的一家店扩大为目前接近20家店,遍布北京、广州、深圳、佛山、无锡、南京、苏州、中山、昆山、成都等经济发达城市,就诊人数也增长到去年全年近100万人次。
郑伟告诉动脉网,中医发展到今天,需要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心态与包括国际金融资本在内的各方资本力量结合。“与国际金融资本联姻,初衷就是希望中医能够被国际资本认可,我也期望通过资本市场的运作,让中医插上腾飞的翅膀,助力中医登陆国际市场。”郑伟说道。
中医是长期事业 中美资本态度有异
郑伟接触了数百家大大小小的风投公司,其中既有大量人民币基金,也有不少美元基金。但令人颇为吃惊的是,对中医投资态度积极的反而是美元基金。
“有一件事很有意思,人民币基金其实是不太敢投中医的,所以固生堂的融资都来自美元基金。”郑伟告诉动脉网。
郑伟介绍,中美资本对中医态度的差异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受中医本身的特点所影响,另一方面是中美资本自身的特性决定。
从中医本身来看,中医医疗服务类项目的增长速度相比TMT行业缓慢得多,而且中医医疗不具备口腔、体检、肾透析等专科连锁的高度可复制性,盈利周期相应地更加漫长,可以说是医疗服务行业里发展最慢的细分领域。另外中医医疗服务特别依赖于医生资源,对中医师的招募、管理、培养等都是难度颇大且短期难见起色。
人民币基金在这些困难面前大多较为犹豫。郑伟分析,相比于美元基金,人民币基金募资成本偏高、存续期限较短,中医这种回报期相对漫长的项目不太适合他们的“胃口”。所以在给固生堂融资时,美元基金的态度显得更加积极,所以最后固生堂还是选择了美元基金。
相比之下,美元基金除了拥有长期低息环境下的低募资成本优势,其存续期也更长,有空间去做更为长期的投资。郑伟还指出美元基金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是经历了完整的美国医疗改革历程的,知道医改最终完成时医疗服务项目将具有的巨大价值,因而愿意为固生堂这样的项目进行长期投资。
未来3-5年的中医机会:中医社区卫生中心
最近两年国家出台一系列鼓励中医发展的政策,尤其是今年2月出台的《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和正在酝酿中的《中医药法(草案)》,体现了国家大力发展中医以扩大医疗资源供给的政策意图,预示着中医将迎来改革开放以来最好的发展机遇。
郑伟认为,在国家鼓励中医和加快建设分级诊疗的大背景下,基层医疗的地位将迎来跃升,而中医是天然地适合做社区的。
这一方面是因为西医诊所的资金投入相对较高,比如各种诊断设备和医疗器械等;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医适合看的也正是基层社区常见的疾病,如小儿、妇科、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及包括肿瘤在内的各种慢性病等。并且,中国三甲公立中医院现状存在如下现状:
三甲公立中医院门诊量越来越大,但其中70%左右的门诊量是常见病和慢性病,无需手术或住院,而这些病本应在社区卫生中心解决;
三甲公立中医院门诊收入40%—50%是药费收入,而门诊药品加成额度越来越小,甚至零加成,导致三甲公立中医院在门诊业务上经营性亏损难止,有鉴于此,医院可能会鼓励医生开更多的不必要的检查及检验项目,造成医疗资源浪费,从数据显示,三甲公立中医院平均门诊费用近200元/次,而社区卫生中心门诊费用仅60元/次,前者是后者的三倍多;
政府按门诊量补贴三甲公立中医院,一方面增加了政府的医疗财政支出,另一方面出于利益动机,三甲公立中医院不愿意把门诊业务分出去给社区卫生中心,从而“首诊进社区”只能挂在嘴上,无法落地。
另一方面,目前国家在社区卫生中心投资大,但产出小,投入与产出不匹配,具体表现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量小,门可罗雀。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是:
社区卫生中心是事业单位,收支两条线,财政预算按该区域人口数量投入;
其医护人员收入缺乏激励机制,工作缺乏积极性;
多点执业政策无法落实,三甲公立医院的专家无法到社区卫生中心执业,社区卫生中心自有全科医生医疗水平无法得到提升。
对此,郑伟给出自己的建议:三甲公立中医院的专家,尤其是退休的名老中医,通过市场机制到“中医治未病与中医治慢病”的社区卫生中心坐堂执业,从而实现国家提倡的双向转诊及首诊进社区,有效控制了医疗费用的上涨。
郑伟进一步指出,这样做的积极意义是:
对政府:因中医无需大型的检查检验,天然地更适合在社区发展,通过发展“中医治未病与中医治慢病”社区门诊,发挥中医治未病及慢病方面的优势,应对中国正在逼近的老龄化社会,有效减少医疗开支;
对患者:首诊进社区,在社区就可以看三甲公立医院的老专家,比较便捷,不用去三甲医院排队,提高就诊效率,解决看病难的问题;
对中医专家:提高阳光收入及工作效率,方便患者看病,传承中医医术;
对社区全职医护人员:通过市场机制,使其收入按劳分配,向专家学习,提供临床技能;
对中医药院校:慢病中医专科社区门诊可以成为中医药院校的临床教学基地和带教基地,解决中医药院校的毕业生就业问题,同时提供慢病中医专科社区门诊的临床专业水平。
目前郑伟专注于包括中医在内的大健康产业投资,近期主要投了两个项目,一个是针对肿瘤及心脑血管疾病的三甲医院门诊、住院、手术、康复帮手“名医帮”,可以帮助患者在2-7日内完成对三甲医院专家门诊的预约、10个工作日内入院、实现患者指定的三甲医院医生手术、三甲医院本院执业护士全程陪诊。
另一个项目是纳米碳广谱抗癌技术,靶向精准率高达90%、癌细胞抑制率高达70%,在示踪上解决了癌细胞早期示踪、癌细胞靶向示踪及癌细胞转移示踪等痛点;在治疗上解决了广谱抗癌、靶向抗癌、降低化疗毒副作用及提高人体免疫等难题。
郑伟说,他希望帮助更多有创新基因、创新模式、创新技术的中小企业加速发展,为中国医疗健康事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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