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总是在扮演各种角色。有的角色光鲜，有的角色阴暗。但最可怕的，不是扮演角色，而是角色成了本人，本人成了角色。历史中的谷正文，戏台上的余皑磊，恰似一面镜子的两面，照见了人性最深的暗处，也映出了艺术最亮的光。
      恨谷正文，实在是自然而然的事。

      但凡血脉里还流淌着家国情怀的人，读到这个名字，都会感到脊背发凉。他不是戏文里脸谱化的奸角，而是真实存在过的、有血有肉的恶魔。这种真实，让历史的伤痛变得具体可触，让民族的悲怆变得格外刺骨。
      这个山西走出的书生，本该有另一种人生。1931年的北大，是多少青年梦寐以求的精神殿堂。可当国难当头，他加入了共产党，又在命运的岔路口，转身投向了另一个阵营。这转身之间，藏着多少人性的曲折？或许，信仰于他，从来不是灵魂的归宿，而是欲望的阶梯。从此，他成了军统的“活阎王”，双手沾满同胞的鲜血，一生策划暗杀无数。更可悲的是，他仿佛很擅长此道，将才智尽数倾注于这条黑暗的道路上。他结过四次婚，育有十个子女，本该儿孙绕膝，尽享天伦。然而人性的凉薄，终究反噬自身。晚年孤凄，亲情淡漠，像一株枯木，在台北的病房里独自凋零。这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报应？当一个人将他人皆视为棋子，最终自己也成了孤家寡人。

      演这样的角色，难。不仅要演出他的狠毒、多疑、自私、冷酷，更要演出这些特质背后，那个扭曲却依然鲜活的灵魂。演好，更是难上加难。
      但余皑磊接住了。

      恨谷正文，在另一种意义上，正是对余皑磊至高的肯定。他让这个尘封在档案里的“活阎王”，重新在荧幕上获得了生命——如此鲜活，如此逼真，以至于让人不寒而栗。这演技，已入化境。
      精彩的，全在细节的幽微处。
      给毛人凤点烟时，他弓着的背、悬着的手腕，将那种刻在骨子里的谄媚演绎得淋漓尽致。与同僚对话，指尖轻叩桌面，似笑非笑间，威逼利诱暗藏杀机；审讯“老陈”时，瞳孔骤然收缩，目光如电，一句“不出三天，我能找到你的家人”，却直指人性最脆弱的命门。这些瞬间，不是一个符号化的恶人，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懂得如何利用人性弱点的魔鬼。

      最令人胆寒的，是那场“吃饭戏”。楼上是枪声与鲜血，他却安坐楼下，气定神闲地舀起一勺饭，悬停空中。那一刻的寂静，比楼上的喧嚣更令人窒息。嘴角那一丝若有若无的冷笑，是在品味食物的滋味，还是在享受猎杀的快感？我们不得而知，只感到一股寒意从心底升起。余皑磊的表演，将谷正文的多面性与复杂性，统一成了一种令人信服的真实。
      与于和伟的那场对手戏，堪称高手过招。当吴石举枪相逼，他全身肌肉紧绷，腿肚不受控制地颤抖，将求生的本能与恐惧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当侥幸逃生，眼神瞬间由惊转恨——他甚至捕捉到了对手脸上那一闪而过的悲悯。没有台词，却胜过千言万语。人物的灵魂，就在这静默的交锋中，被刻画得入木三分。
      为了这“真实”，余皑磊下了苦功。他扎进故纸堆，在发黄的档案里与历史上的谷正文对话数月；为学一口地道的山西话，他专程跑到太原，混迹市井，与卖面的大爷闲聊三天。他让语言裹带着黄土高原的风沙尘土，让动作暗藏特务的机敏警觉。
      出道二十八载，戏红了，人却未红。从《白日焰火》到《解救吾先生》，他从未辜负过任何一个角色，无论大小。他曾说：“我不是天生主角，但我可以做好每一个配角。人物内心只要足够丰富，我都愿意演。”这话语里，有一种艺术的虔诚，一种对职业的敬畏。即便在老戏骨面前，这份执着也丝毫不逊色。

      我们唾弃谷正文，是因为他“活”得太真实，真实到让我们无法回避历史的残酷与人性的深渊。我们力挺余皑磊，是因为他用自己的艺术生命，再次印证了那个朴素的真理：戏台上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
      恨一个角色，是因为历史的真实刺痛了我们。敬一个演员，是因为艺术的深刻震撼了我们。
      谷正文，活该万人唾骂。
      余皑磊，值得所有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