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2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经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并公布施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宪法的第三次全面修改，继承和发展了1954年宪法的基本原则，也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和民主建设成果的确认和巩固。

1982年宪法是中国法制建设的一个里程碑。它在法律上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恢复了1954年宪法关于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规定，并宣布了一个法制时代的开始。

而早在1982年宪法施行前两年上映的电影《法庭内外》，已经充分展现出人们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期盼和呼唤。

今天8位电影人做客《影响——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电影》，讲述法治建设过程中那些令人难忘的时刻。（以下为嘉宾口述）

在经历了一个很动荡的年代之后，所有的人都怀着希望，期望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当然，这个时候所有人也都在反思过去，我们到底为什么会走那样一段弯路？

所以当《法庭内外》这个剧本我拿到手里的时候就觉得，这个题材是我心中想要的，弥补社会曾经缺少法治的这样一个严重缺憾。

我想在这个缺口上塑造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就是尚勤。这样一个法官，她所遇到的问题，她在执行判决时所遇到的情与法的交织和困惑矛盾，是我所感兴趣的。

因为中国是个讲人情的社会，我们的文化就是要讲这些人情面子等等，而尚勤的矛盾就是犯罪的是她的老上级，是有恩于她的一个老上级的儿子，就是陈佩斯扮演的这个角色。他犯罪了，而且犯的罪应该说是不能够饶恕的，以至于这些女孩子受到了极大的伤害，那么她到底判不判？

我在电影中曾经用过一个无字的女声合唱，来写她的心情和矛盾。她走出来，下楼梯时观众还能感觉她内心非常的矛盾，但是她已经做好了准备。

其实，当时电影拍摄中还是遇到过重重困难。因为你要写这样一个干部他的儿子犯罪了，有些上级个别领导就不是很理解，可能就有人把我们的事情就告到上边了，就是说他们居然要拍这样的电影。

当时我们要出外景，我们那个车皮都已经装好了，都已经定了出发的日期，这个时候有关部门就突然让我们停下来，之后就要检查剧本、审查剧本，提出了很多问题。

当然我们也阐释了我们为什么要拍，我记得我当时讲了为什么这部电影会是一个正能量的电影，也解释了我们的拍摄初衷，后来经过反复讨论，做了一些个别调整，又能够顺利的拍摄了。

拍摄完成后拿到了北京，得到北京的领导、群众、艺术家等等的充分肯定，也感觉到我们真的是要关心现实，关心人民群众的心理。因为我们自己心里想的和老百姓想的是一样的，这种贯通、这种默契才促使这样的电影能够在当时诞生。

上映后，《法庭内外》应该说在当时引起了观众极大的热烈的欢迎，即使在当时没有什么宣传。前些日子我一个朋友路过高等法院，还看到门外有一个小的通知板，上面写着今天晚上上映《法庭内外》。他告诉我了，我当时还挺高兴的。

其实要从法律的专业讲，这部电影有很多内容都不符合今天的程序，但是这不重要，是吧？就像每个国家和每个国家的法律不一样，但是它所表达的故事，它内核是今天的人们仍旧接受，仍旧喜欢。

作为创作者来说，今天再看我们国家还在建设法治，让它更加完备，真的十分欣慰。当时拍这部电影，我们寄托了一种热情，一种反思，一种期望。时至今日，我也觉得确实在法律面前应该人人平等，这也是老百姓们所期望的。

我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改革开放的实践者，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纠正了历史上的错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加强了法治建设，两手都要硬。改革开放拉动了经济的火车头向前走，而法治建设就像铺下了双轨一样，延着法律的轨道向前推进，出台了一大批的法律。

伴随着新世纪的来临，法治精神也开始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法治建设中出现了很大改革：首先有法袍、法锤，接着双方控辩制度，法庭诉讼制度等发生改革，后来少年法庭也出现了。

更重要的是，人大还专门颁布了《未成年犯罪预防法》、《保护未成年和妇女儿童法》等，这些都是涉及少年儿童的一些法律条文。所以说有了少年法庭以后，他们贯穿六字方针，叫“教育、感化、挽救”。

2002年上映、我编剧的电影《法官妈妈》，就展现了对于观众比较陌生的少年法庭。在拍《法官妈妈》前，我深入少年犯管教所，发现当时一个管教所房间里坐了八个孩子：上下铺，各四张床，小板凳一坐，脑袋剃光光的。

你想啊，每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都是妈妈的小天使，到现在犯罪都进到这里来，剃的小光头，坐的老老实实的。

跟他们一交流，他们就说出自己当时犯罪的一些心态。有很多孩子到了少管所才开始补法治课，开始大量地看一些法治书，了解包括《未成年犯罪法》的内容，他们都在很认真地学习。

后来混熟了，了解了几个少年犯的心理，我就想把这30多个少年犯浓缩在一个孩子身上，就是后来找陈思成演的“张帅”这个角色身上。

我们这个《法官妈妈》片子拍成以后，到少管所去给少年儿童看，他们都动情地落泪，然后集体拥向法官妈妈。不少孩子说自己还有一年、两年就出来了，出来以后也希望能像张帅这样，有人给予温暖，有人给予支持。

很高兴《法官妈妈》这部电影向观众宣传了正面的法官形象，普及了法律常识，强调了中国未成年教育的重要性，并对社会的法治建设向前推动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我始终认为，法律是我们要法官尊重的法条，而法官是活着的法律。

其实演《法官妈妈》这个电影非常巧合。

我当时和穆德远导演见了一面以后，我说我们班正好有一个期末汇报《马》。本来是一台三个小时的话剧，我把《马》改编成了一个四十分钟的独幕剧，演一个刺瞎了几匹马眼睛的少年犯。

我请他们看我演的话剧，他们看完以后觉得我很合适，我就参演了《法官妈妈》这部电影。

张帅这个角色一开始在法官妈妈家里，其实是想报复这个法官的，是这样一种心态，想以一个潜伏者的心态去搜集法官所谓行贿受贿的证据，然后告发她，报复她。

但两人彼此之间通过交流和法官本身的魅力及博爱精神，慢慢地感化了这个少年犯。

其实这个片子刚开始叙述结构出来，观众并不知道这个少年犯就要改过。

而且它是第一次以一个少年犯本体作为主人公进行描写的电影，我觉得是非常敢为天下先的，在当时的意识形态层面是一部非常解放的电影。

我拍《秋菊打官司》前，其实看中的是刘震云的《一地鸡毛》。

开拍前跟主创开会讨论剧本的时候，我突然自己找不着感觉，就说要不然就放一放，你们赶紧到报亭去买杂志。

然后这些主创，摄影、美术、录音，大家都去报亭，一人跑一摞回来，就小说选刊等等，小说月报这一类。我在杂志上看到陈源斌的小说，叫《万家诉讼》。

当时就说可以，印象很深，就排队在重庆街头给陈源斌打电话，打听到他的小说没有卖别人，就说赶紧给我们留着，就这样开始改编了。

有趣的是，刘恒当时有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当年我让刘恒给写剧本嘛，刘恒写的过程中实在按捺不住，就跟我直说了。

他说艺谋我这话可能说出来很刺耳啊，但你必须听我的。我现在写剧本，平常我都是心目中想一个演员，想一个人物写，但我现在写这个《秋菊打官司》，只要心中想到是巩俐，就写不下去。我觉着这回你要犯一个致命的错误了，你根本不应该让巩俐来演，她演不了。

但我对于巩俐的塑造能力，有一种信任感，尽管刘恒的话是有道理的，但是我那时候我就想着她能演出来。现在想起来，当年做的判断其实就更切近演艺，一个演员素质的判断。第一点就是这个电影是要用陕西话来演，巩俐那时候学陕西话学得很像，可以乱真。第二个就是她那时经常逗大家乐，学那个孕妇也学得很像。

后来，果然是出乎所有人意料吧，就是巩俐变身成功，塑造了一个跟自己反差很大的一个人物。

不少人觉得《秋菊打官司》是一部法治普及的电影，不仅肯定了中国电影人对于法治建设的推动，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进步。其实这个电影主题当时是撞上的，直到今天我觉得这个电影暴露的东西还是中国人深层的东西，就是所谓人情世故和法。

就中国人那种人情，中国社会独特的那种人际关系和法之间，始终有很深的矛盾，所以很多时候平衡这个就很有意思。

我演《被告山杠爷》时，是1994年。

当时虽然已经改革开放十多年了，但是戏里的堆堆坪是偏远山区农村，法制建设就还是很落后，电影也反映了非常真实的状态。

我们拍摄的那个农村的雅安地区，很多事情电影里表现的很多情节，在他们村子里还真就发生过。我们还找到了一个当时不做支委书记的老书记、老队长，他也是因为很多工作上没有处理好犯了错误被辞职了，犯的错误也就是类似山杠爷犯的错误。

当时从国家的法治建设方面来说，就是要普法，对于农民、对社会的百姓要进行法制教育，这是一种国家的发展需要。

但是作为影片里反映的这个堆堆坪，就是没有现代式的文明和法制宣传的教育，连上学的人都很少。就像山杠爷就没有文化、没有上过学，这么一个从封建宗法制观念下成长起来的农民，最后因为在农村里就是年龄比较大地位比较高，沿用“一蛮三分理”的观念，对待刁民泼妇就要整治歪风邪气，就要像对懒驴犟牛的法子来对待他们，不行就打就关就压。

他的思想观念他是自然就那么带过来的，而对于他的这些行为其实是不触犯法律的，他只是没有更多的考虑。

山杠爷他没有上过学嘛，没有受过很正规的教育，也没有一些很明细的清楚的法治观念，所以影片中他跟他孙子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就混淆了概念。因为他不清楚，这个形象也确实代表了当时一些人一些陈旧糊涂的观念。

而且他不相信自己违法了，因为他有三句话，就是我所做的一切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堆堆坪，对得起党，就是他觉得他是正义的，他没有认识到他自己的错误。

最后确实是经过法院的调查研究，他犯法了，那他必须得接受这个事实。而当他知道了这个事实的情况以后，问了一句：我进了大牢，党籍还有没有了？

就是这个山杠爷对党的忠诚就是，他把自己的党籍作为自己的政治生命，作为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去问了。最后他接受了事实，自己必须要做大牢了，确实犯法了，那么他就召开了支委会，就把自己的后事安排一下。

在山杠爷的意识里面，他也觉得自己前面的路是走错了，将来接班的人不能走他的老路了。所以他的自我觉醒还是有的，是有认识有反省的。

这一笔是当时很精彩的部分，很多观众看到这儿也就是流下眼泪的。最后很多人评论说，这个热泪有一些委屈，也有一些无奈，有一些自责，还有一些伤感，就是很难说清楚。与此同时，这个热泪还作为情感的一种升华，提升了观众对于全篇这个人物的认识。

我其实几乎所有的电影，都是因为一个触动，然后产生了一个学习，其实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社会调研。所以电影创作真的不像是一个电影，往往像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一个研究。

《马背上的法庭》也是。

当时我看了《南方周末》一篇报道，看到那报道时候就觉得好有画面性，然后觉得这个题材真的是很有吸引力，也很有意义，之后就开始了采访和社会调研。

《马背上的法庭》的研究和调研持续了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后来碰到一些搞司法的朋友，他们都会跟我讲，说《马背》是一个最多出现在国内硕士跟博士论文中的电影。

网上还有个说法，说《马背》是一个试金石，就说你是不是适合学习法律，就是说你看这电影有没有感。其实后来我拍的《宝贝儿》跟《马背》是有相通的地方的，都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或者是一个特殊的情与法，情与理的关系。

在中国的法治进程中，我觉得《马背》这是一个阶段性的东西，当然它也有一定的争议，这就是田间地头的马锡五式拍法。

在2000年初的时候，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倡导要去除这种工作方式，那时候要强调法的那种脱离人性，法的尊严性。但是我觉得，其实所有的法律完善和发展的进程，它离不开，真的是离不开民情。

我出演的《邹碧华》这部电影，塑造了邹碧华这样一个为司法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敢于担当的好法官形象。

他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也对法院的改革做了巨大的努力。

拍了《梅花巾》作为导演“敲门砖”后，我在想第二部拍什么。那时候我夫人王静珠说拍少年犯，把我吓了一跳，我说为什么？

她说在你拍戏的过程当中，我已经到北京去了，公安部把我领到了少年犯管教所。我第一次看到1000多名犯罪少年，十四五岁剃了平头，黑压压站了一个广场。哎呦我心疼、震撼到不行啊，受不了了，从来没听说中国还有少年犯，还有少年监狱。

听完我就说，别的题材不搞了，我要搞这个题材。

我启用了少年犯来演《少年犯》，实景拍摄，光这几个看点就把全国震了。全国观众第一次看服刑少年演少年犯，第一次看监狱什么样，过去谁敢看啊，看不见。

电影《少年犯》由上海市少年犯管教所在押的少年犯主演

不仅如此，当时我们写歌词，找不到专业作曲，我就动员这些孩子，说你们想不想立功？想，想立功就自己写。他们写完，我一听太好了，这就是我要的味。

我们现在讲都是三像：像父母、像老师、像医生一样挽救他们，他们也是祖国的花朵，只是受了病虫害的侵袭，那么立功了为什么不奖？

拍好了奖，最大的当场释放，第二减刑，比如说十年的减去你七年八年，剩两年，接着都是这种奖励。我就给孩子们许愿，好好干，好好演，演完了司法部奖励，拍完了还有上海首映式。

后来首映礼上，他们都讲话，讲话完了以后，当场释放。爹妈在底下哭，哇哇的，那场面简直一辈子没见过，完全就把全国震了。

在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当中，每一个部门或者是每一个环节都需要进步，我们每一个人主动或者被动地都在被改革着，法律也是这样。

之所以有些人不信任法律，不熟悉法律条文，我觉得就是当年的法律传统的薄弱和大家对法律信仰的薄弱。我觉得这个也不能怪老百姓，这个是历史的遗留问题。

但是我觉得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大家就会慢慢知道要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假设我要对簿公堂的时候，你要有证据。法律是讲究证据的，你光空口无凭的跟法官说我怎样，我受到多大的委屈多大的伤害，那证据呢？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对我有特别大的帮助。

法律是跟每个人息息相关的。不要觉得你自己碰不到这样的事情，即使你不关注它，有时候总会间接或者直接地产生关注或被关注，总有某种情况的联系。

《影响》第17集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电影：变革中的农村

大型专题片《影响——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电影》由电影频道出品，《中国电影报道》承制，梦之蓝倾情呈现。

作者、编辑：娜塔莉·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