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载2023年9月8日 “学习强国 ·上海学习平台 · 讲好上海故事”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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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是近代中国经济和文化中心，中西文明在这里交汇融合，为民族企业家的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培育了一大批近代儒商。经元善是中国近代涌出的第一批儒商，他弘扬传统儒商精神，吸收近代新思想理念，不仅在兴办近代实业上功成名就，更是中国近代慈善和女学事业发展的先驱。经元善1841年生于浙江上虞县，字莲珊（莲山），号居易居士。父经纬是上海富商，多善举，被沪上誉为“经善人”。元善自幼随父在沪读书。17岁时，辍学行贾，踏入商界。1903年秋，在上海病故。他热心做慈善、兴女学和社会改革，堪称中国近代儒商的楷模！

        近代慈善事业的先驱

       经元善年轻时便显示了非凡的才干。1871年，他承继世业仁元钱庄，很快把它发展成上海著名的钱庄。1883年被推为上海南市钱业公会董事，不久担任上海北市钱业会馆董事。不过，真正使其人生步入重大转折的是1877年开始投身义赈。

       1876年，华北大旱，导致“丁戊奇荒”。这次灾荒特别惨烈，延续近四年，席卷华北及周边广大地区，灾民死亡上千万，民间赈灾活动纷纷兴起。其中，无锡、苏州、上海和扬州等地江南绅商的赈灾特别活跃，由此形成以江南社会力量为主体、具有重大影响的近代新型民间义赈。经元善通过报刊得知消息后，积极协助上海的著名善堂——果育堂开展赈灾活动，很快便成为重要人物。1878年2月，他与旅沪同乡屠云峰等发起创办上海公济同人会，专办豫赈，由仁元钱庄代为收缴捐款，然后交果育堂汇兑解往灾区。4月，上海绅商聚议添办秦赈，他被推为总司后路赈务，负责赈款收解事务。1879年，为专心筹赈，他毅然将仁元钱庄关停改为协赈公所，以之作为上海绅商组织义赈的常设机构。他说：“募捐收解事益繁重，因思赈务贵心精力果，方能诚开金石。喻义喻利，二者不可兼得。”这种化私为公的举动，充分体现了他义在利先、让利取义的儒商精神。豫赈之后，他又主持了上海助赈山西、直隶的活动。经元善的高明之处是，没有将赈灾视为单纯的救济，而是积极主张防灾。他在直隶考察水灾两个月后，提出了旨在根治水灾的“治河代赈”说，认为直隶连年受灾，是因河流众多，入海口淤塞，宣泄不畅。因此，要解决水患，就要以工代赈，兴修水利。《申报》发文称其主张如能筹思善策，可谓“一劳永逸之谋”。

       从1883年起，义赈中心从苏州转移到上海，经元善作为义赈领袖的地位稳固下来。他在苏州、金陵、宁波、福州、九江、安庆、汉口、烟台、旧金山、横滨和长崎等国内外21个城市设立赈捐代收处。以此方式开展义赈，在组织形式上是一种革新。它明确规定募捐、收款、运送和发放等环节均有专人负责，每月收支捐款必须登报，事后还要刊印信录以昭核实，极少出现账目混乱和贪污挪用的现象。时人称：“自有赈务以来，法良意美，当以此为第一善举。”而且，这种制度化和网络化的大型民间义赈也容易得到海内外人士的广泛支持。总之，在1878-1893年间，经元善组织和参与了许多大型义赈，在许多重要赈所担当主角，助赈区域覆盖从东北到广东的广大地区，募捐范围遍布国内大部分地区及欧美、日本和南洋等地，募款达数百万，成了著名的慈善家。

       综上可见，经元善从事的义赈融入了诸多近代因素，与传统赈济相比具有新的特点：一是，规模大，范围广，超越了传统赈济限于某一地域的不足。二是，组织严密，运行规范，有很强的公信力。三是，摆脱单纯的赈灾观，主张“治河代赈”。

       经元善之所以成为近代慈善事业的先驱，还在于此后提出了诸多发展慈善公益事业的新思想，并努力付诸实践，影响深远。第一，主张善举之惠，应从一身扩及一家，从一时扩及永久。他说，“善举以博施济众为极功”，然而，养老、育婴和恤嫠仅惠及一身，不能及一家也；施粥、施衣和施药仅惠及一时，不能及永久。因此，必须改变旧的慈善方式，这样才能真正收到慈善之功。第二，重视开风气、正人心的公益事业。他创办“劝善看报会”等新公益事业，旨在使国人识时势亦明义理，除僻陋并革浇漓，以达到“振刷精神，急起直追”和“愤自强，誓雪国耻”的目的。他还希望各地在赛会、演戏和嫁娶等活动能节省钱财用来购买书报，分给族中子弟阅看，使通人达士接踵而起，“虽蕞尔小邑，可以称雄各省”。第三，倡导救急不如救贫。传统赈济都是灾荒后实施的，救急不救贫。他认为这不是好的办法，称，民生困穷日甚一日，“灾患无穷，荒年之饥民有限，丰年之饥民无限”，所以，救急不如救贫。善后之法有二：兴农开荒、课工教艺。但兴农开荒大而费巨，在当时难以实施，课工教艺更为可行。第四，建立近代慈善公益机构，克服传统慈善机构的缺陷。他说，设立工艺院是课工教艺和惠广泽远的最大善举，能彻底改变传统善举重养轻教的弊病。工艺院既能传承中国传统技艺，又能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凡学艺者均不收费，学成后义务担任教习，这样，工艺院教成一艺，则一身一家永可温饱，“此举不但恤贫，且以保富，不仅可变通赈济，亦可变通一切善堂。”因此，应将善堂改为工艺院，或在育婴堂、恤嫠院内各设小工艺所。第五，兴办与传统义塾不同的近代义学，即近代新式学堂。1893年底，他在上海城南高昌庙附近开设正经书院，教学上中西并重。1897年下半年正经书院停办一年后，又创办中国女学堂。1898年夏，他还拟在家乡余姚和上虞创办农工学堂，因守旧派阻挠未果。从这一时期其慈善公益思想和活动可以看出，经元善已从传统的重养轻教走向近代的养教并重，甚至更重视教的作用，并努力将其思想付诸实践，不愧为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先驱。

       兴办近代女学第一人

       兴办女学是经元善后期慈善公益事业中最重要的成果，充分彰显了其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19世纪末，维新派开始宣传发展近代女子教育，但未能付诸实践。经元善不仅大力宣扬兴女学，还积极将之付诸行动。

       首先，兴女学是中国自强的需要。他说，中国欲图自强，“莫亟于广兴学校，而学校之本原，尤莫亟于创兴女学。人自胚胎赋形，即禀母之胎教，自孩提成立依依恃母，饭食、教诲，触处皆关学问。在昔魁奇伟彦得贤母之教，而显名于世者，史不胜书。是欲妇女通知大义，不得不先兴女学明矣。”又说，“女子为生才起点，关系强国强种”。兴女学已成有识之士的共识，他们“每以今中国不振，归咎于二千年女学不开”，所以“女之宜学，诚亟亟哉”。其次，只有通过女子教育才能实现女权和男女平等。他说，中国人心蔽锢，妇女不读书，使四万万妇女不能明天下之事，言论事功皆依靠男子，“西人谓吾为半教之国”；结果导致强敌环伺，鱼肉中华。国人以男子读书为有用，女子读书为无用，十分荒谬。男女同为人，“即可同参天地，同立三才”。他主张男女平等，声称为大开民智，“必使妇人各得其自有之权”。必须让女子学习谋生本领，使她们将来能像男子一样做医生、律师、教习等。第三，以渐进方式兴女学。他说：“拟欲内地广兴女学，而人情难与虑始。惟沪上通商既久，渐习西法，即就沪先创设一总堂，以开风气之先，徐图逐渐推广。”在他看来，通过在上海办女学，造就师范人才，三数载后可勉力推广；只要大家同心并胆，紧韧不挠，“期以十稔，中国女学可遍寰宇”。

       于是，经元善开始全力筹建女学。1897年11-12月间，他先后邀请维新派人士、社会贤达、传教士和女界名流等召开4次集会，讨论了捐赠办学办法、经费收支办法、校舍建筑、学堂章程、课程设置、授课形式、学堂管理、造就师范人才和申报批准等各项事宜。1898年5月31日，近代中国第一所女学校——中国女学堂，在上海高昌庙乡桂墅里正式开学。开学伊始，只有学生16人，年底增至40余人，次年初增至70余人。女学堂受到时人欢迎，“远方童女，亦愿担凳负笈而来”。女学的兴办颇为艰难，其中，最大困难是经费问题。经元善原拟请南北洋大臣和盛宣怀，从电报局备赈款中拨白银3000两补贴女学的常年经费，后遭拒绝。为此，他被迫发动女界捐款，并要妻妾带头认捐开办费400元和常年费60元。在他的感召下，半年内有102位妇女捐款，谭嗣同、张謇和黄遵宪等名流也解囊相助。经过努力，共筹集开办费6130元、常年费575元。兴女学还引来卫道士的不满，上书弹幼者有之，制造舆论攻击者有之，使原先的许多支持者开始畏缩不前。面对困难，经元善毫不动摇，终于“苦心栽培此女校成功”。

       1900年1月，经元善因联名上书反对慈禧“己亥立储”，遭通缉后亡命澳门。他的出走使女学堂受到沉重打击，城内分塾很快因费拙停办，总塾也岌岌可危。他忧虑万分，多次致信汪康年说，“新政之硕果仅存此女学一线绵延，万不可停而中断”，请汪等人支撑数月；自己“苟获幸免，此志决不稍懈也”。尽管他的家产已被抄没，仍借钱汇洋50元资助女学堂勉力维持。然而，1900年中秋前后，女学堂终因“力乏难支”停办。1902年，获赦的经元善返回上海。此时他体衰多病，很少参加社会活动，对女学却念念不忘，称“梦寐之间，不忘女学”。1902年，上海中国女学会第一次大会召开，他抱病参加发表讲演，体现了对中国女学发展的深切关怀。

       中国女学堂的办学具有中西兼容和新旧相陈的特色。学校采取近代西方女学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开设近代文化科技的教学内容，主张培养有近代思想观念的新女性等。同时，学校又保留了诸多旧女教的成分，学校管理中“男女授受不亲”思想和贤妻良母教育的色彩浓厚。但是，它的出现“为现代女子教育奠定了基础，不失为近代中国妇女教育的一颗璀璨明珠”，经元善无愧为中国近代兴女学的第一人。

       儒商精神风范

       作为一名成功近代企业家，经元善却因热心慈善和兴女学而名扬青史。究其根源，在于他崇尚儒家思想，奉行儒商之道。他晚年总结人生之路时说：“余年十七，即奉命服贾于沪，从未应过试，惟四子书幼读颇熟。三十岁前，从大学之道起，至无有乎尔，经注均能默诵。故终身立志行事，愿学圣贤，不敢背儒门宗旨。”

       首先，以仁为本，是儒家也是儒商的精神内核，具体表现为仁爱之心和以人为本，经元善谨守此道。他在致友人盛宣怀的信中说：“自知余生有几，亟须勤学励志，乃以王文成全书，回环三复，知先贤得力，全在物我无间四字，乃能成就盖世勋业。……惟将妻孥室家渐渐看淡，欲退则理进，由是亲亲仁仁之意渐渐加浓，久之，益明乎天寿不二，修身以俟。”他关心世事民瘼，热心慈善和女学事业，无不饱含着大仁大爱之心。

       其次，秉承义利兼济的商道。他说，“锱铢必较，实非本性所近，且所觅蝇头，皆是末中之末”。他反对商人一味逐利，称“假使骤得大富，声色沉迷，即不至死亦或成废”，因此，应安分守己，“虽在市中不敢争利”。在“喻义喻利”不可兼得时，他为赈灾毅然把自己的仁元钱庄改为协赈公所，展现了化私利为公义的精神。

       第三，以诚信为本，做忠信之商。经元善说，“学问之道，入手是一个诚字，欲寻诚字门径，当从不妄语始。诚求诚应，诚之至，金石能开；不应不开，诚未笃也。诚者，真实无妄之谓也。”他主张做事待人要诚实守信，尽心尽力，“大凡看一卷书，必须反身而诚，有为者亦若是，无则加勉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斯言宜三复。”友人盛赞经元善，“言赈、言电、言商无不本真诚而发。世以经济自负，义理自命者，无此劈实，逊此精核。”

       第四，自强不息、勇于创新的精神。经元善能成为近代慈善事业的先驱和兴女学的第一人，便是对此精神的最好诠释。这种精神同样体现在他的企业经营管理中。1880年，他由郑观应力荐，被李鸿章委任为上海机器织布局会办，主招商之事。为解决企业缺乏资本的问题，他借鉴西方股份制的经营经验，发明登报募集股份的方法，开中国近代企业公开招股集资之先河。

       第五，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家园情怀。经元善生活的年代是中国步步落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时代，目睹列强环逼，国破民穷，他涌现了强烈的忧患意识，说：“今者强邻环逼，海宇震惊，栋折根崩，将遭覆压。若犹封其耳目，局其步趋，自安固陋，虽欲保田园长子孙，恐不可得矣。”他倾力洋务实业，热衷慈善和教育，就是为了挽救民族危机，“见我华之被人侵削，土宇日蹙，则当思发愤自强，誓雪国耻。见泰西各国之日进文明，国富兵强，则当思振刷精神，急起直追。”

       可以说，以经元善为代表的企业家所塑造的近代儒商精神是中国近代优秀企业家精神的集中体现，在建构当代中国企业家精神时应当加以继承和弘扬。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和博导，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儒商高等研究院专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