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

　　7月13日，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新客运大楼开始试运营。当天迎来了“盛世公主”号、“诺唯真喜悦”号、“地中海辉煌”号等3艘大型邮轮靠泊，接待出入境游客量达到空前的2.1万人次——这是中国邮轮母港历史上首次出入境游客超过2万人次。而这一纪录即将被刷新，原因是随着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后续工程完工，如今其已形成“四船同靠”、年接靠国际邮轮800-1000艘次的运营能力，今后客运量有望超越“世界邮轮之都”美国迈阿密。

　　航母研发，不仅仅在于增强国防实力，更是能够提升国家的海洋科研能力；邮轮码头吞吐量的提升，也不仅在于发展海洋经济一方面，包括邮轮港建设、邮轮建造等，亦在提升中国的自主研发能力。

　　向海而生，向海图强，本是古老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自14世纪以来，明清两代长期实施海禁，使得中华海洋文明萎缩到不堪的地步。曾经拥有海上最强大编队——郑和船队的中华民族，在世界工业革命的前夜，错失了大航海时代的到来。
　　如今的中国，再一次面临历史的机遇，甚至，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当然，机遇也总是与挑战并存……

　　“孟席斯先生是云南大学的老朋友，他于2003年访问云南大学，作了题为《1421郑和发现了美洲》的精彩演讲，并多次到访郑和的家乡昆明晋宁。云南大学将会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并借助这些珍贵资料进一步做好郑和研究。”不久前，云南大学副校长杨泽宇对彦·赫德森（Ian Hudson）如是说。
　　从英国远道而来的赫德森，这次是代表年过八旬的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向云南大学捐赠81册图书和3万页研究资料。
　　2002年，在一个有200多人参加的学术发布会上，孟席斯宣布：“中国人最早绘制了世界海图，郑和船队先于哥伦布到达了美洲大陆，郑和是世界环球航行第一人。”加文·孟席斯为了这个观点研究了14年，足迹遍及120个国家，访问了900多家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将自己的发现写成了一本书《1421：中国发现世界》，并顶着西方人的压力出版了这部书。
　　尽管孟席斯的观点至今不为主流学界所承认——无论中外，主流学界依然认为，发现美洲的是意大利人哥伦布，首次进行环球航行的是接受西班牙国王指令行动的葡萄牙人麦哲伦，其于1519年至1521年完成了壮举。但有一点不容否认——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无论宝船的单体规模，还是编队规模，都比哥伦布、麦哲伦的船队要大，而郑和下西洋的时间要比哥伦布更早。
　　据称郑和宝船单体折合现今长度为151.18米，宽61.6米，比一个足球场还要大。《明史·兵志》又记：“宝船高大如楼，底尖上阔，可容千人”。对南京郑和造船厂的考古，发掘出一根约15米长的舵，和明史所述宝船大小相符。
　　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郑和宝船尽管体量巨大，但因为构造的原因，无法跨越大洋。换言之，郑和宝船是以靠近海岸线的航线到达非洲西海岸的。但无论郑和七下西洋的航线是否重复、是否沿着固定的航线行进、是否是环球航行，在著名海权战略学者、上海政法学院教授倪乐雄看来，郑和舰队的使命，在于把和平与友谊带到了世界各地。很可惜，随着政府实行海禁，中国的远洋舰队终于付诸东流。

　　2005年7月11日，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日。在此之前，当年的4月25日，经国务院批准，将每年的7月11日确立为“中国航海日”，作为国家的重要节日固定下来。
　　而就在郑和七下西洋以后，在宝船被废以后，意大利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开启了大航海时代。从1492年到1502年，在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下，哥伦布四次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大陆。
　　纵然哥伦布的船队不过是三艘百十来吨的帆船，比之郑和宝船颇有捉襟见肘之态，甚至他带着给印度君主与中国皇帝的书信，却将美洲误认为印度，但哥伦布确实踏上了美洲大陆。加之一代又一代欧洲航海家的远行，让欧罗巴的航海文明持续不绝。哥伦布不仅自己成为了名垂青史的航海家，更为整个西方世界带来了未来数百年数之不尽的财富，乃至开启了诸多西方强国的国运。
　　斯人已逝，郑和早已不会说话。即便在如今的东南亚马六甲一代残存着三保太监的遗迹，但后世各国的发展，早已为郑和、哥伦布、麦哲伦们做了最好的诠释。

　　海禁并非始自明代。早在比之更早的元朝，即曾出现过“禁商下海”的命令，并曾罢废过市舶机构。但总体上说，元朝朝廷旨在利用时松时紧的海外贸易政策，加强对商人的控制。而自郑和下西洋之后，明清两代的海禁是长期的，导致的后果就是闭关锁国。
　　1493年，是明弘治六年。当哥伦布在加勒比地区折冲之际，地球的另一边，巡按山东御史李善请筑辽东边墙。警觉的大明似乎隐隐约约感觉到了未来的边患。一百多年后，努尔哈赤从辽东起兵，颠覆了大明，即便大明拥有从澳门葡萄牙人那边山寨而来的红夷大炮，也未能抵挡满洲骑兵的进攻。
　　很难说16世纪中叶的中国统治者，是否能感受到西方已经船坚炮利了。起码，在1553年葡萄牙人取得澳门居住权的时候，中国的统治者是知道在西方有一个别样的世界的。1582年8月7日，葡萄牙传教士利玛窦抵达澳门港。之后他在华南传教，直到16年后终于到达北京。

　　如果这时的中国，哪怕张一张朦胧的睡眼，与世界多多交流，甚至更多追问这些西方人是怎样来到中国的，或许，就会改变世界未来数百年的走向。
　　然而，彼时的中国，与海洋最为接近的只有一些走投无路者。他们或是中国东南为了逃捐逃税不惜铤而走险的人，譬如皖南汪直之辈，到近海与日本等地的海盗勾搭，成为倭寇；或者亦有人到南洋“发洋财”，靠捞些海龟玳瑁发家致富。就一个国家来说，中国是迟缓的，对西方已经在发生发展的海洋文明是不明就里的。可以说，明清更替之时的中国，丧失了在世界海权争霸中主动出击的最早的机会。
　　1659年，郑成功海军从吴淞口逆江而上，兵发南京。提起这段历史，倪乐雄说：“郑成功在南京城下偶然的战术失误，造成历史第一次向中国关上了近代化的大门，中华民族丧失了一次自我更新的千载良机。假设依靠海上贸易立身的郑成功军队能够成功，那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用海上武力统一中国的特例，也许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将从19世纪中叶提前到17世纪后半叶，中西文化大规模冲突和交流的锋面将在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和印尼一带展开，中国将提前200年和西方在同一起跑线上迈进并享受工业文明，中华民族也许会避免以鸦片战争为开端的历史劫数。”

　　比之16世纪的西班牙、葡萄牙，17世纪称霸海洋的是“海上马车夫”荷兰。作为海上争霸的后来者，直到1581年，荷兰还只是西班牙帝国的殖民地。但就在这一年，尼德兰人赢得了民族独立。

　　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正是因郑氏水师战胜了侵占我国台湾、澎湖地区的荷兰人。
　　“海上马车夫”荷兰的崛起，某种程度上要拜英国所赐。正是1588年英国皇家海军打败了不可一世的西班牙无敌舰队，才使得荷兰有了更多贸易机会。当时的荷兰商船与英国商船比较，数量多、体积大、效率高，组织也更完善。荷兰是当时全世界商品集散的中心，荷兰人的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模式，亦为英国人借鉴。
　　然而，荷兰没有一支从皇室到平民都鼎力支持的强大海军。在《英国海军如何改变现代世界》一书的作者布莱恩·莱弗里（Brian Lavery）看来，“英国变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塑造了现代资本主义文明，这些都与皇家海军有内在联系。” 

　　一度，“日不落帝国”的强大是难以颠覆的，甚至后起的法国、德国，包括再后来的日本等，企图通过战争，通过陆权战胜海权等种种模式，都无法颠覆英国在全球的影响力与控制力。直到两次世界大战，在地球的另一端，从英国独立而出的美国逐渐占据了上风。
　　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美国人，你方唱罢我登场，纷纷开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而自我与世界隔离的中国，尽管也自1840年被英国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国门，却依然沉睡不醒，错过了数次拥抱海洋的机会。1894年的甲午悲怆，1900年的庚子之变，1937年的淞沪之战南京之失……敌人每一次都是从海上来。
　　错失航海大时代的代价，是中国在长达五百年的光阴中不得不忍受落后挨打的屈辱。即便是在21世纪来临之前的现代社会，威风全球洋面的美国海军，依然可以以搜查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为名，在公海上强行扣留正常行驶的中国集装箱货轮“银河”号达一个月之久。
　　当今世界，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与人类发展的趋势推动下，人类迎来了又一次航海大时代，也就是航海新时代，各国围绕航海的竞争也呈现出新的态势，历史再次给了中华民族一次抉择的机会。回顾往昔，无论葡萄牙、西班牙，还是荷兰、英国，包括我们自己祖先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就必须抓住从海洋大国向海洋强国跨越的这一次历史机遇。虽然我国的海运船队规模达1.6亿载重吨，位居世界第三；虽然我们的航空母舰已经前出大洋，大驱已经下水，但我们所面临的海洋局势复杂诡谲，海洋权益依然受到挑战，从海洋大国向海洋强国的转变仍然任重道远。
　　党的十八大明确要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习近平同志准确把握时代大势，科学研判我国海洋事业发展形势，围绕建设海洋强国发表过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形成了逻辑严密、系统完整的海洋强国建设思想，为我们在新时代发展海洋事业、建设海洋强国提供了思想罗盘和行动指南。今年6月，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后，习近平在山东视察时说，建设海洋强国，我一直有这样一个信念。
　　坚定走向海洋，全面经略海洋，坚决维护海洋权益和海洋安全，是我们这个从沉睡中醒来的大国在航海新时代的命题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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