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龚琳娜

03年我跟着老锣去纽伦堡演出，纽伦堡每年夏天都有音乐节。那次去参加，我们是音乐节的第一场音乐会。演出是在他们特别漂亮的一个教堂里，教堂在二战时被打坏了，成了露天的了，没有屋顶，但非常漂亮。在那么一个有历史感，但是又被战争破坏的地方演出，是很有意义的。而且我们是开幕演出，还是很被重视的。

五行乐队在为纽伦堡音乐节排练

那场演出我紧张极了，因为“五行乐队”毕竟就演过三次嘛，半年没见了。我还是找不到什么时候该进来。他们都是分16小节，每8个小节是一轮，我们从来没有数小节的概念，我每次都听旋律，但每次即兴都是不一样的旋律，所以我永远都不知道我从哪进。不过，那场演出人来得很多，而且还是很受欢迎的。

演出完，第二天我们就开车去斯洛维尼亚。那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城市，就在海边。那段时间正是音乐节，演出特别多。我们音乐会那天，六个人在台上，台下只坐了九个观众。我真的没想到，夏天音乐节嘛，天气很好也没下雨，为什么会没人呢？听说是在海滩另一边有重大演出。

我数了一下，台下有九个观众，而我们要表演90分钟，那个时候我明白了，可能人家对中国音乐真的没什么兴趣，也有可能是别的事把我们冲了。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们都要在舞台上表演完。然后特有意思，中间的时候老锣要调弦嘛，他让我多说几句话。我在台上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就说：“My homeland have many many money。” 然后老锣轻声地纠正我：“Mountains！Mountains！”那个时候我的英语特差。然后我就也赶紧纠正：“Mountains！ Mountains！”

特别出洋相。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歌手还要在台上讲话的情形，然后又是英文，完全不知道该讲什么，就是乱编，还编错了。这都是我原来不曾涉及的，以前在国内演出，顶多讲一讲，“大家好，我给大家唱什么歌”就行了。

 
五行乐队在斯洛文尼亚演出

那天我穿着老锣买的一条很性感的黑色裙子，出汗特别多，因为晚上热嘛。我唱《自由鸟》，突然唱到“哈哈哈哈”时，“啪”，裙子就要掉下来了，我就用手捂住我的领子，差点唱不上去。还好差不多到最后了，唱完我就跑老锣那儿，让他帮我弄一下。

那场音乐会挺出洋相的。但第二场没有像第一场紧张了，第二场发挥得好些，但人特少。我觉得跟“五行乐队”的演出呢，每次上台都是一次冒险。而且那个时候即兴的部分还是有的，不是全部是老锣写的谱，他还是给我们一个空间。我发现这跟中国的习惯不一样。比如说，中国的乐队，那永远都是伴奏的。所以怪不得在中国演奏乐器的人比较内向，因为他们不习惯往前站，也不习惯说话去介绍自己。歌手就训练得像我这样，在台上可以说说说说说，很会说，也很外向。特别是在戏曲里，绝对是角儿重要，乐队肯定是下一个档次的。

但是在我们这个音乐里是很不一样，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虽然我是歌手，我站在前面，但是他们每个人都有大段落的Solo，所以我站前面有时候是非常尴尬的。同时我感觉到我们是一个乐队，我们六个人是一起合作的关系，我第一次感受到乐队的概念是每个人都很重要。

我为什么经常接不进去乐队的节奏呢？因为我原来在民族乐团都是他们给我伴奏，他们都跟我，然后一个间奏我就进，是很简单的。而且过去都是独唱，我自己拿演出服，去一个地方自己拿演出费就可以了。现在是全部人都要一起，一起开车，一起吃早饭，一起去海里游泳，一起排练，然后在舞台上的时候我不能只顾自己表演，我抢了别人的光不行，该他Solo的时候我就要黯淡下来给他光，有时候你是红花，有时候你是绿叶，都很重要。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学习，很健康，是一种很好的团队合作精神。演奏跟唱是一样的，只是你是用你的乐器，我是用我的人声。这种角色转变也让我变得更会关心别人，顾及别人的感受，原来我很多事情确实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是我从乐队的合作中学到的。

在我们去纽伦堡和斯洛维尼亚演出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我都在不断地学习。从德国回来决定走新的路开始，我就一直在重新梳理自己：我为什么要唱歌，我和歌又是怎样的关系。

2002年我到贵州采风以后，当年10月份又去了浙江台州采风，去听南北民歌大擂台。那时我认识了歌唱家王昆老师，她跟我说过一句话：“你要附身于歌，或者是歌附于你的体。”当时还有周吉老师，他现在已经去世了，他是研究新疆音乐最好的专家。他对我说：“不要千人一声，你要一人千声。”

这些话我都记在本子里，但那个时候我并不能真正体会它们，只是朦胧地感觉到确实要学习更多更多的声音，要从民间出发。所以2003年4月份，“五行乐队”从德国演出回来以后，我又一个人去了福建采风。

龚琳娜在福建采风

这次是第三次一个人去采风，在福建的漳州地区，漳浦市，开始学歌仔戏，那里叫芗剧。我到他们的芗剧团，每天学。当时我认识了两个人，一个是老何，一个是小蔡。

老何是七十多岁的老头，他唱芗剧唱得特别有味，他教了我好多唱段，像《丢丢铜》《卖药调》，这些都是他开始教我的，用闽南话唱。小蔡是拉四胡的，他特别年轻，比我还小。他作曲，拉胡琴，自己很向上。因为他经常给我拉琴，我来唱，老何来教，所以我跟他们俩成为很好的朋友，从早到晚在一起。我在那里待了一个星期，我走的时候他们都敲锣打鼓地送我走，他们都哭了。

这几次的采风除了让我学到不同的歌和声音外，也让我体会到人与人的交心。因为我到那里，对他们来说是陌生人，但是我走的时候他们都流泪。没有防备之心，大家都是那么淳朴。所以我想，我去采风，让我明白如果要在唱歌方面提高自己，不是要去拜更高的教授，去学校里学什么，更多的要走入民间。在民间不只学到了唱法，也学到了怎么与人相处，怎么去面对所有新鲜的事。

这几次的采风也让我开始有了自信心，所以后来唱电视剧《血色浪漫》里的歌就很好。虽然我并没有去过陕北，但是前面有过了采风的经历，唱《血色浪漫》里面很多陕北民歌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抓住了它直击灵魂的那种声音。

很多民歌只是唱法和味道不一样，但直击灵魂的那种方式却是一样的。而我们学东西，老要绕，比如说跳舞，要起个范儿才跳，为什么不直接跳呢。比如说古筝，把手提得老高才弹下去。其实民间的东西都很纯粹，“叭叭叭”就来了。所以我学到这些以后，有了后来比较自然的唱法。

但是我去学习其他声音的时候，我都不太意识到怎么用它们去唱新的作品。比如我唱陕北的民歌，我可以做到有这个味；我唱福建的，也可以这样。但如果用到新歌里面，就不会了，我抓不到，我不知道怎么融合。我想这也是原生态歌手或者戏曲人的一种问题，因为他长期就用一种方式，观念里也认为不可逾越。

我真正开始将采风学习的各种声音融合起来，是在德国练歌的时候，就是我们“五行乐队”纽伦堡演出之前那段时间。我从漳浦采风后，本来还要去泉州，想学福建南音，因为南音是最古老的汉族古乐。但是当时发生SARS了嘛，我就只能结束一个星期的采风，回到北京。结果北京几乎所有人都躲家里了，街上没什么人。我当时就跟老锣商量，他说你来德国吧。因为他又联系了7月份在德国的演出。本来老锣是准备5月份来北京跟我们排练，那现在这样不行了，只能我去德国。所以5月底6月初我就飞德国去了。

在那边练歌的时候就遇到这种问题，老锣说：“你为什么能唱那么多戏曲和民歌，但是一唱新歌的时候，你就一种声，你只有一种声。”我说：“歌是歌，戏是戏嘛，是两回事。”他说：“为什么你不可以把唱戏的那种声音，只是用那个技巧放在新的作品里？”我说：“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戏和歌，就是两回事。”然后他说：“我现在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你就在屋里练，用一样的旋律给我出十种声音，一个小时以后我回来检查。”他把门一关，就出去了。然后我就对着墙壁，大哭、大喊。因为我觉得这根本不可能！然后就哭，哭累了就试试吧。

当时他给了我一段旋律，我就想，这次用小花旦，花旦的那种音色，可以。再用一次老旦，可以。再用一下秦腔里面的黑撒，就是黑头的唱法，哎？都可以啊！那几分钟我就通了！一下就通了，就转过来了。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意识到：天哪，那我们拥有的声音财富就太多了！原来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总是听老师说，这唱法不科学，你的声音太白了，太直了。民歌直不直？那山歌，直溜溜地就出来了，你再给它卷起来，怪不得人家都说我们的民歌美声化。

所以这一下就打破了我的审美，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该怎么唱，该怎么学。这就印证了周吉老师说的“你要一人千声”。但是反过来你不光一人千声，你还要把这千声融合起来，为你所用。所以我就觉得我找到宝贝了，因为中国那么大，东西南北，方言、民歌就不说了，再说戏曲，那一个京剧里就有不同的行当，每个行当有不同的派，程砚秋和梅兰芳唱的都不一样，我学一辈子都学不完，我还迷信什么美声老师啊。

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开始意识到，我随时能找声音学。我就开始学评弹啊、学昆曲啊，研究它们的声音。比如说老锣新写一个作品，哎哟，我觉得这作品适合什么，我就去学那个，学了马上用。不行？不行再换一个。最后《忐忑》就这样出来的，所以《忐忑》有很多变化的声音，不是我生搬硬套地给它放上去的，都是有来处的，是我真正地融汇了各种唱法。

▼《忐忑》龚琳娜

▼邓紫棋摇滚版《忐忑》演唱会版 笑晕在厕所

—THE END—

《走自己的路》

梦想从不曾熄灭，一路走来不忐忑。

龚琳娜与老锣唯一人生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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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琳娜

走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