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希腊发钱,其两个国际“债主”并未“痛斥”,折射出当前欧美发达国家发展理念的悄然变化:如何避免“社会凝聚力”受到侵蚀,重新回归公共政策的重心。
▲2016年,希腊的退休老人曾经集会抗议严厉紧缩措施。图来自新华社
文 | 赵柯
对于希腊发钱,其两个国际“债主”并未“痛斥”,折射出当前欧美发达国家发展理念的悄然变化:如何避免“社会凝聚力”受到侵蚀,重新回归公共政策的重心。
近日,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宣布,作为“社会红利”(social dividend)将向民众分发14亿欧元的财政盈余资金。
希腊“阔气”背后是7年“紧缩”
根据路透社报道的分配方案,其中7.2亿欧元将以现金的方式在12月中一次性地支付给340万中低收入者(每人具体所得要根据收入、财产和家庭规模来计算,希腊总人口约为一千一百万);3.15亿欧元将用来补偿2012-2016年因削减医疗保险金而受损的养老金领取者;希腊最大的电力提供者——公共电力公司将获得3.6亿欧元的补贴,以确保其不提高电价。
自2009年希腊爆发主权债务危机以来,“做假账”、“财政破产”、“经济萧条”、“高福利养懒人”等标签是描述希腊的标配词汇,齐普拉斯这次一掷千金的“阔绰”还着实让国际舆论吃惊了一把。
其实希腊政府此次“阔气”的背后是长达7年以“紧缩”为主轴的结构性改革:包括削减政府开支、裁撤政府冗员、压缩劳动力成本、延迟退休年龄、降低福利等一系列措施。
改革是痛苦的。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危机爆发前的2008年希腊的劳动力成本平均为每小时16.8欧元,而到了2014年下降为14.5欧元,低于10年前15.3欧元。这意味着实施“紧缩”政策7年来,希腊人的平均工资水平非但没有上涨,反而稳步下降。这显然有利于降低经济运行成本。
希腊的改革措施还是逐渐得到了回报:吸引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外来投资,经济增长在恢复,得以重返国际资本市场发行债券。2017年希腊政府预计可以实现3%的财政盈余,超过了之前1.75%的预算目标,这也是希腊政府决定给国民现金补贴的依据所在。
但引起国际舆论兴趣的,不仅是希腊政府此次“阔绰”的原因,更多的是“阔绰”的方式:向民众直接发放现金。在主流经济学理论看来,这种做法不仅没有效率,简直就是不负责任的“败家”,因为好钢没有用到刀刃上,无法提供正确的激励。资源分配应该是资本优先,这虽在短期内会拉大贫富差距,但资本创造的财富会渗透到社会的中下阶层,最终人人受益。
▲希腊国旗 图来自新华社
希腊发钱是否代表欧美经济理念转变?
但耐人寻味的是,希腊最大的两个国际“债主”——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并没有“痛斥”或者反对希腊的这次“败家”行为,欧盟发言人还对此加以肯定,表示希腊政府这次分配“社会红利”与当前希腊与国际债权人的协议是一致的。这与之前“威逼”希腊以紧缩求效率促增长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这种转变背后不仅是因为希腊出现了财政盈余,更值得关注的是,从中折射出当前欧美发达国家发展理念的悄然变化:如何避免“社会凝聚力”受到侵蚀,重新回归公共政策的重心。因为“社会凝聚力”弱化会导致政治两极分化,并最终降低经济增速。
这种理念转变集中体现在今年10月IMF发布的《财政监测报告》中,报告分析了“全民基本收入”作为新型财政再分配工具的可行性,即对全体民众给予相同的无条件转移支付。简单说就是给每个人“直接发钱”。
仅仅倒回几年前,这肯定会被认为是太过激进而只能是在学术象牙塔里讨论的理论命题,而如今,IMF将“全民基本收入”作为政策选项用经济模型严谨地讨论其实施的条件和前景。
IMF的研究显示,如果将“全民基本收入”设定在人均收入中位数25%的水平,则在发达经济体其财政成本为GDP的6%至7%左右,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是3%至4%左右。IMF认为“全民基本收入”会对所有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带来巨大影响,将使基尼系数(衡量不平等程度的指标之一)平均下降5个百分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使用全民基本收入,也会大幅减少贫困。
很难想象,IMF会作出这样的研究结论。希腊直接发钱给民众的政策虽然离“全民基本收入”还很远,但两者内在的思想脉络无疑是具有一致性的,那么这是否预示着欧美国家经济政策理念的一个转变方向呢?这可能是此次希腊“任性”发钱所带来的最有价值的思考。
□赵柯(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编辑: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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