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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刘绍棠虽只有18岁，但已在《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多篇作品。就在这一年，刘绍棠与文艺界高层领导周扬遇上了。按刘绍棠后来的话：“当时我在团中央，一向童言无忌。”因此，到了文艺界，也就不知忌口。当时文艺界会议颇多，刘绍棠头角初露，参加必发言。这些发言，给周扬留下不良印象：“不知天高地厚。”

一次周扬见到刘绍棠，便招手让他过去。在交谈中，周扬问刘绍棠是哪里人。刘绍棠回答：通县。周扬一听，便问：读过李卓吾的著作没有？

李卓吾是明代末期的大学者，他的著作在后世极有影响。由于他晚年流寓通州，在此遭谗被捕，并在狱中自杀。他的遗体，就葬在通州的北关外。刘绍棠据实告诉周扬：没读过。

“你这个通县人，怎么连李卓吾的著作也没有读过呢？”周一下子变了脸，厉声严词地训斥了起来。当时的情形，用刘绍棠的话形容：“周扬是周瑜的后代，发起脾气，亦如其先祖玉面生威，盛气凌人。”

刘绍棠当时心情当然有些对抗。1956年春天全国青年创作会上，刘绍棠还在发言中，就文艺界问题闹了一阵，矛头直指周扬。弄得一位大会负责人告状到团中央。团中央一位书记要处理刘绍棠，多亏胡耀邦同志保护，他才没有受处分。但胡耀邦也批评刘绍棠不该口出狂言，攻击文艺界领导。这些因素，加之地位、年龄、性格等方面的差异，便造成了刘绍棠与周扬间较深的积怨。

周扬反思

1957年，刘绍棠结合多年创作和自己的研究，一连发表了多篇文章。刘绍棠的言论，在之后“反右”的大背景下，成了人们集中批判、指斥的靶心。1957年9月16日，周扬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会议上讲话时，严厉地指斥：“刘绍棠也鹦鹉学舌地说苏联文学近二十年不如前二十年，说我国文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十五年也退化了。”

周扬的这枚重磅炸弹投下之后，文艺界反响极为强烈，除去一名家发表读后评论，作家协会还组织座谈会。全国多家报刊发表大量文章，对周扬文章进行应和；对刘绍棠等人，集中火力轮番轰炸……

之后，年仅21岁的刘绍棠跌入人生低谷：党籍被开除，右派分子定为三类。他戴着沉重帽子过了二十多年。但所幸有乡亲护佑，没有受到多少肉体折磨。而周扬，在“文革”中，却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也许正由于此，周扬对自己的过往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精神上与他先前批判过的许多人接近了。“文革”一结束，周扬便在各种场合，不断向他过去错误批判过的人赔礼道歉，获得了人们广泛的谅解。

这时候，刘绍棠的作品开始井喷般地发表。周扬读到之后，也深为所动。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周扬向刘绍棠等人做过赔礼道歉；不久的全国作协座谈会上，周扬又极为感慨地说：“我过去对刘绍棠并不了解，听信了一些谣传。看了他《蒲柳人家》，我承认过去对他估计低了。”在长篇小说座谈会上，周扬又说：“刘绍棠已经是创作经验丰富的老作家，他的语言功力是过得硬的。我曾给他造成多年的痛苦和侮辱，是很对不起他的。”

周扬的这些反省，也打动了刘绍棠。

超越恩怨

刘绍棠与周扬间因李卓吾引发的矛盾，最终竟然仍得由这位明代大学者来平复。“文革”结束后，通县准备为李卓吾重修陵墓。刘绍棠也参与其事。他给周扬写去一信，请其为李卓吾墓题碑。

但过了很久，周扬也没有将题字寄来。后来接到周扬秘书的信，告诉说周扬洗澡时摔伤了肋骨，暂时不能握笔，并问是否还等他的题词。刘绍棠回信，告诉说没有另请他人，一直等周的题字。不过几天，周扬派人送来了题字：“一代宗师李卓吾先生之墓”，后落“周扬敬题”。周扬的题词，后来镌刻于石碑，矗立于通州西海子公园李卓吾新墓之前。

接到题词，刘绍棠便复信，代表通县人民向周扬表示感谢。周扬请秘书回信，请刘绍棠到家中一叙。在这次会面时，周扬再一次向刘绍棠道歉：“你那时年轻呀，我当年冒犯鲁迅先生，也是年轻不懂事呀！”说着，竟老泪纵横起来。

摘自《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