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T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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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燕姿发布了新专辑《跳舞的梵谷》的同名主打歌，我听到的时候歌曲发布了19分钟，网易云歌曲底下的评论已经有9000多条，这位来自新加坡的歌手号召力可见一斑。

这并不是很“孙燕姿”的一首歌，这么说并不是很准确，说不是“大多数人印象中的孙燕姿”可能更恰当。

印象中的孙燕姿唱歌偏快，由此带出的动感和活力能感染很多人，以往她的歌曲更多唱具象化的东西，地铁和人海、夏天和海滩，这些你都能在其中代入个人的体验。

但这次不一样，她唱的东西似乎更偏重意识流一点，梵谷就是梵高，开篇就是梵高的代表作，向日葵、麦田里的乌鸦，主歌的时候她唱了三轨声音，混音的时候分别放在左中右，自己给自己唱和声，是另一个“燕姿”的体验。

这也是一个大家都喜欢的燕姿。现在的歌迷似乎是一种“燕姿怎么唱我都爱”的状态，在她一步一步变成现在“怎样都爱”的燕姿时，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她最初的制作人李偲菘，也是她的九张专辑的制作人，李偲菘和他的弟弟李伟菘是孙燕姿高速冲刺的音乐事业的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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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偲菘、李伟菘兄弟是新谣运动的代表，他们和其他新谣运动的代表大家未必熟悉，但是他们推出的艺人大家未必陌生，除了孙燕姿，还有林俊杰，更早一点的还有陈洁仪、许美静。

这些艺人获得市场的认可，除开自己的天分和努力，背后的制作人功不可没，或者说“新谣运动”功不可没。

去年一部关于80年代新加坡“新谣运动”的音乐纪录片《我们唱着的歌》，引起了不小轰动，讲的就是那时候的新加坡华语流行乐从无到有的发展故事。电影上映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还特意跑去电影院支持。

“新谣运动”是“新加坡年轻人自创歌谣”的简称，当时报纸想要报道的时候，有提过“自创民歌”、“校园民歌”、“民谣风”，但后来还是选了“新加坡年轻人自创歌谣”。

当然名字只是代号，其中的内核才是更应该关心的。上世界七十年代末，新加坡为了摆脱贫困落后，求发展，在语言上采取了一项重要的规定－－英文教学，此规定一出，以前的华校（采用华文教学的学校）也采用英文教学，1980年南洋大学作为当时新加坡顶尖的华文大学，也被迫和新加坡大学合并，合并后的大学叫“新加坡国立大学”，只采用英文教学。

南洋大学的云南湖边傍晚经常有年轻的大学生唱歌，当时大家唱的歌都是“舶来品”，当初在湖边唱歌的年轻人开始思考“听来听去歌曲都是别人的，那么我们的在哪里？”

感觉到自我的贫乏，于是出现了很多“小组”，他们开始创作自己的歌曲。当时著名的“新谣”歌手包括：“水草三重唱”（许环良+许南盛+黄元成）、“地下铁”（巫启贤+陈佳明等）、“阳光隧道”（梁文福+吴庆康等）、“和风小组”（颜黎明等）、“雅韵小组”等等。

这些新谣“小组”的成员，为日后新加坡乐坛、华语乐坛培养了众多新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许环良，他亲手培养并捧红的艺人包括陈洁仪、蔡淳佳、阿杜、林俊杰、BY2等。

许环良

除此之外他作为股东创设的海蝶唱片公司，成为新谣的集散地，新谣运动的第一张专辑“明天二十一”由海蝶唱片出版。

新谣先锋李伟菘、李偲菘、黎沸挥、陈佳明、梁文福、巫启贤等出道的唱片，制作人都是许环良，“音乐教父”、“天王级音乐人”、“金牌制作人”等称号都不足以形容他的实力。

当时的新加坡不仅推行英文教学，同时英文也成为官方语言，大家生活中使用英语，听歌也多为英文歌，很少再听到华语歌曲。而这些新谣的创作者所创作的华文歌，成为新加坡人去了解中文这门语言的一个出口。

后来也成为新谣运动的重要人物的梁文福，讲到自己对最初新谣的一种体验时，他说：“比起海外流行歌曲，听自己人写的歌有一种亲切感。”

让他们能有亲切感的歌唱的是什么？我想这种亲切感来源于对中文的眷恋不舍，即便在国家面前，他们也没有低头屈服，而是坚持用中文唱出自己的故事，唱出华校逐渐减少的那种那么深爱但又那么无奈的失落感。

他们也唱响了一个时代，在新加坡当时如此消极的华文大环境里，唱出繁荣的华文文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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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发问“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唱自己的歌”，在新加坡“新谣运动”开始之前，在台湾掀起的民歌创作热潮也同样值得华语乐坛关注。

台湾的民歌运动不仅为华语乐坛输送了很多值得被听到的歌曲，也为产生了很多优秀的音乐人，当时民歌创作的先锋以及他们的后辈，很多现在也还活跃在乐坛。

如果要为台湾民歌运动的开端若要找一个开端，那么“淡江事件”可以成为答案。 1976年在台湾淡江大学的一次西洋歌曲演唱会上，李双泽端着一瓶可乐，上台问大家：“无论欧洲、美国还是台湾地区，喝的都是可口可乐，听的都是洋文歌，请问我们自己的歌在哪里？”

李双泽

请问我们的歌在那里？

答案在这里。在随后的台湾，杨弦、胡德夫、邰肇玫、李泰祥、李建复、侯德健等一批本土创作人和歌手开始了自己歌谣的创作，文艺界其他领域的创作者也加入了这场运动，在最初学生的参与是主流，随后发扬至全社会，成为70年代台湾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 。

随着侯德健、罗大佑、李泰祥的作品的流传，民歌运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是台湾音乐的自我觉醒，乡土性的特点在这个时期尤为突出，有“民歌之母”之称的陶晓清曾给“民歌”下过一个宽泛的定义：只要唱歌的人是发自真心地唱自己的歌，走下舞台的歌者和台下的人能坐在一起享受音乐，他们唱的歌就可以被称作是民歌。

童年追忆、校园情怀、乡愁寻根等主题在台湾民歌运动中反复创作、反复唱、反复有共鸣。

当时的那些音乐人，他们是先锋，他们提出新鲜的言语和论述，试图解释他们自己身处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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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新谣还是台湾民歌，先锋们都发问“我们自己的歌在哪里？”，并且在之后的实践中去寻找答案，创作了自己的歌，也让自己的歌得到了大家的喜爱。

看这两场在音乐界的运动，它们有共性，都是由下展开的，最开始都是学生领头，给诗歌谱曲，他们唱的都是自己感知到的生活，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他们用歌曲构建自我的认同或者文化的认同。

作为中文使用人数最多、也是最密集的内地，那我们自己的歌在哪里？我们创作的歌又什么时候能得到大家的喜爱呢？

内地民谣其实也不乏优秀的音乐人，他们也在用力创作着，他们想要传达的也是对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的认同，他们的情感是由土地延伸出来的。

说起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内地的校园民谣风，略不过高晓松，可以说他是代表人物。

用他的话说“（当时）一块大草坪，两把老吉他，三个人，四瓶啤酒。”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高晓松，出现了老狼、叶蓓、筠子这样的音乐人，也出现了《同桌的你》、《白衣飘飘的年代》、《立秋》、《青春无悔》这样的经典曲目，1994年大地唱片发行的专辑《校园民谣1》只是正版就卖了一百多万张。

也有人质疑内地乐坛没有像样的作品，抒发的情感也只是小情小爱，缺乏可以流传的东西。

关于作品主题，这可能和时代背景有关，无论是在新加坡还是在台湾，当时的创作都有表达乡愁、寻根等情感，这很契合当时的时代。

但他们的创作里是更多的也还是对日常生活里琐碎的描绘，表达对美好生活的期许，当时新谣的先锋也坦白，“当时的年纪，写的歌都很清新，有忧愁也是强说愁。”

年轻时候的老狼

民歌可贵的价值在于它是老百姓写给老百姓自己的歌，我唱我的生活，我表达我的期许。内地的民谣歌手们的创作和欧美音乐比起来是不纯熟，但这确确实实是当今我们在经历着的生活，我们唱远方，因为我们对自由有向往；我们唱姑娘，因为我们对爱情有向往；我们唱故乡，因为我们对亲情也有向往。

唱自己的歌表达自己的感受，为情绪找到一个出口，让情感更贴近土地，这样的歌就有生命力。

年轻时候的高晓松

如同先锋们一样，都有一个摸索期，在摸索期过后才能把内核留下。现在内地的创作者或许也处于这个时期，不知道前方有多少曲折和困难埋伏着，但只有继续去摸索，才能为自己的青春，为这个时代，留下点什么。

那如何度过这个摸索期呢，借用新谣先锋的话：我想我们是不断地在更新，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找到我们心中的真诚。

那心中的真诚到底是什么？这是每一个人要自己去回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