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奔的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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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的童年时代都是借“口”了解外部世界的，我也不例外。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村里孩子，关于世界上最美味的苹果，是与外面的世界——县城有关的。

　　　　　　新城区全景　曾健　摄

　　苹果，粉红色的苹果，普通的苹果，却给我青涩的童年带来了香甜的记忆。那是我童年第一次有了一种“外来”的味道，那是一种来自神秘远方的味道，那个地方开始漫进我童年的心房，我开始有意识地记住了那座唤作“永丰”的县城。我站在家门口，看到外婆肩搭一条汗水浸透的旧毛巾，稳稳当当迈进我家阴凉的门槛里。外婆说，她逛县城回来路过这里。外婆在我爷爷的注视下，来不及坐下来，便从挎着的小竹篮里掏出一个圆圆的东西来。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苹果，那个苹果来自遥远的县城，那个来自县城的苹果让一位五六岁的小儿郎记住了来自县城的第一种味道。我记住了，县城那个离我村庄很远很远的地方，那个凭我小脚小步永远也走不到的地方。但我从此记得了那个县城带来的美妙味道。

　　　　　　永丰县城旧貌　刘世祥　摄

　　后来，我记住了，也分外留神爸妈的行踪，我时不时能偶尔听到他们在哪一天会突然说：今天去当街。“当街”，即是去县城的意思。那时，只有在县城才有“街”，“街”是想有多远就有多远、想有多好玩就有多好玩、想有多少好吃的就有多少好吃的地方。去当街的爸妈果然会每次带一些东西回来，爸妈把从县城带回来的东西一件件清出来，往往会不知从哪里掏出一根油条、一块炸油饼或者三四颗糖果来，他们也不逗我，而是直接放在我手上，他们只是在从县城回来后对我表示一点点“小意思”，是顺带捎回来的。而对于我，那一点点“小意思”，却是当天生活的全部“亮色”。

　　有一次，爷爷去县城“当街”回来，他把竹篮放在饭桌上，然后冲我神秘一笑，再去小心地揭开盖在篮子里的毛巾。我看见爷爷脸上的笑意慢慢凝住了，他自言自语：我冇离开哪里呀，我冇离开篮子呀……我凑过去看爷爷的竹篮，上面躺着一根扁平的小木片。爷爷将那块小木片在我的额头前一划一划。爷爷的问话像一缕一缕急骤的小风掠过我的额头：你你你偷吃得那么快？我愣愣地看着那块小木片，实在不明白爷爷说的是什么意思。

　　　　　　老十字路口　刘世祥　摄

　　若干年之后，我才知道，在当时的六月天，从相距八九里的县城买一根冰棒回家，是一件多么冒险的事情。而且，我后来才知道，当时爷爷不晓得：冰棒在太阳底下是会融化的。一根冰棒的融化，让我渐渐对时间与距离产生了概念，对那座县城离我们村有多远，走路要多少时间有了深刻的印象。

　　那时的我认为：凭我小小的身躯和脚步，我不足以走到县城。但县城有苹果、有油条、有油炸饼，还有糖果和冰棒。我开始回应爸妈去县城的行动，比如我会喊“我也去”！他们不让我去，我会板着脸不高兴，或者干脆哭鼻子，甚至赖在地上不起来。这些招数在妈妈那里丝毫不起作用，在爸爸那里却立竿见影。虽然爸爸也不是很愿意带我去，但他心软，我就可以大胆地跟在他后面。起初是破涕为笑，一路小跑，以证明自己完全有能力走到县城。但跑着跑着，便没力气了，连走都走不了。去县城的路好遥远啊，路旁的一棵棵小松树，往后走动得怎么那么慢呀？小溪里的水，一路“哗哗啦啦”地嘲笑我。连路边的野花都摇头摇尾，劝我“别去别去”。我拉着爸爸的手，被爸爸拉着走，接着，是拉着爸爸别走。可爸爸偏偏要走，而且要走快一点，爸爸不想被我拉扯着，便索性蹲着身子，低下肩膀说：来，骑马！我就战站兢兢跨上去。

　　　　　　　老上西坊街　刘世祥　摄

　　想想，那时进城真是威武啊，像攻城拔寨的元帅，威风八面进了县城。县城人真多啊，街道真宽啊，房子好高啊，东西好多啊，地方好大啊。我两只眼睛不够用，恨不得长出四只眼睛来、八只眼睛来、一百只眼睛来。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油条和油炸饼，我一声声尖叫，随之将父亲头上的黑发揪得更紧了。父亲一边“啧啧”地叫着，一边艰难地弯下腰，问着摊主的价钱。我第一次知道了油条与油炸饼多少钱一根或多少钱一个。但五分钱对于我是巨款，巨款只有爸爸掏得起，而我，那时身无分文。爸爸会一边努力地平衡身子，一边从两边的口袋努力地翻动，掏出几枚硬币，买下一根油条或一个油炸饼。如果更奢侈一点，会在县城中心新华书店旁的一家小摊上吃上一碗一毛五的米粉。

　　每隔个把月，爸爸会带我去县城一个叫“直街”的地方理发。理发的地方是国营理发站，两排大大的椅子，足足有十来张。理发的师傅统一穿着白色大褂，像医院的大夫。爸爸好像与那里所有的师傅都熟，他们见他进来，都大声地喊他的外号，热情与他打招呼。手上有活的，明显加快了速度以期能抢得理爸爸的头发。有时爸爸只让我理，当然，有时我们两个人一起理。尽管理发师们都很和蔼 ，动作也很轻柔，但我仍很怕，我怕洗头，低着头，拧开水龙头，水很凉，凉意从脸上一直窜到心脏，我手脚打颤，受不了，我会 “哦哦哦” 轻叫，希望水马上停下来。

　　　　　　县城老直街　刘世祥　摄

　　日子一天天地过，从村里到县城还是那条路，只是，我不再“骑马”了，我能自己一口气从村里走到县城。我不用跟着爸妈，他们也放心我去县城了。

　　我也不再会缠着爸妈，哭着闹着叫他们带我去县城玩，我有很多方法去。我可以跟村里一位叫陈建友的小伙伴一起去。我们将平时翻箱倒柜或偶尔在家小偷小摸收集的一两枚硬币积攒着，成为去县城的理由与资本。我们渐渐不再痴迷买吃的，天气再热，我们甚至都舍不得花两分钱买一根冰棒，我们在电影院门前的门槛上一坐就是半天，每本花一分钱，在连环画摊上看连环画，偶尔能花一毛钱去看场电影。我记得与陈建友去看了《智取姜维》、《先驱者之歌》等，有一次回家晚了，到家时，天都黑了，妈气得将我绑在楼梯上狠狠地打了一顿。

　　虽然挨了打，但我仍痴迷到县城去看连环画和电影。那座叫 “永丰” 的县城，从此与连环画、课外书和电影联系在一起了。

　　　　　　　刘世祥　摄

　　后来， 我读了初中。 初中的学校在潭城乡镇圩上，离村里近 20里路，我只能在星期日回到家后，再去县城。星期日回到家，我有时会去村外的田里、沟里、溪里捉泥鳅，放在缸里先养起来，隔两个星期，聚到一定重量，就拿泥鳅到街上去卖，县城就成了我挣取初中学费的地方。那时，我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县城的菜市场。我成了一个商人，但我不是一个斤斤计较的好商人，我大多时候站在那里不耐烦，便以少于别人的价格，将泥鳅提前卖掉了。卖掉了泥鳅的我往往先去新华书店买一两本课外书，带到学校去读。

　　　　　　　　　           　2

　　初中三年，我没考上高中，便转到佐龙中学去补习。佐龙中学在县城郊区灵冈镇上，离县城约三里路，一条沙石子马路延绵到县城城区。每个星期，我回家、回校，都要经过县城城区，也要经过县邮电局的报刊亭。报刊亭由一名县邮电局职工承包的，他一家三口轮流着在报刊亭里卖报刊。那已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了，也正是报刊盛行、人人阅读的年代。报刊亭里的报刊真多呀，我正是从那里，买到了《辽宁青年》《黄金时代》等全国的近二十种青年刊物，还买到了《读者文搞》（现改名为《读者》）《青年文搞》《连环画报》《大众电影》等综合性期刊，我的眼界因为县城那家不是二十平米的报刊亭，远远地越过了县城的上空。我再也不觉得这座县城大了，至少不会觉得它是大到无边的。我觉得它只是存放在我内心的一块地，其中的一块而已，最重要、最依恋的一块而已。那家报刊亭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大过了我的村庄和我的学校，我将父母（这时，我长大了，已经过了叫“爸妈”的年龄）每个星期给我的伙食费节省一些下来，去那家报刊亭买书，我至今仍记得报刊亭里那位清瘦中年男子敦厚的笑容，和他妻子温暖的提示，以及他们梳着长辫子、皮肤白皙、略带羞涩神情、文雅安静的女儿，他们是那个时代最可贵的记忆。报刊亭外梧桐树高高大大，阔叶遮天，阴凉一片，特别是盛夏之时，绿意葱茏，像无数宽大的手掌在风的鼓动下热烈鼓掌。

　　　　　　　　　刘世祥　摄

　　在报刊亭十来米的斜对面，是“永丰县电影院”，六个舒同体的红色大字，高高镶在墙壁，被一张张电影海报包围。我到了佐龙中学读书，学校虽然不是在县城，但离县城也算很近，我除了去县城买书，就是去县城看电影。

　　马路在效外，两边是田野，一望无际的田野。风，一路狂野，从目之最深处，悠悠吹来，清新凉爽。沙石很细、很薄、很松、很软，车胎辗上去，“沙沙”作响。耳畔的风给了我自由，路尽头的热闹给了我冲动。骑得快时，往往七八分钟便可到电影院。电影院有里外两扇大门，进了大门，最里面有左右两扇小门，小门的上方各写着“单号”和“双号”，电影院里的座位分着单、双号，从中间往两边分，一边1、3、5……，一边2、4、6……

　　进门不检票，因为那时根本不可能有空座位，观众进场只要找到自己的座位就可以了。那是彼时的电影院，县城唯一的电影院。那是中国电影最繁荣的时候，也是在县城的人最集中的节日狂欢。后来，我从彼地的电影院的命运，猜想县城那座电影院的命运；再后来，那座矮小的建筑拆了，我心目中最宏大雄伟的圣殿不复存在了。现在，一座“地王大厦”在原址巍然屹立。

　　我连高考的资格都被取消了。我二话没说，回到了那个叫“舍陂”的乡村，挑着簸箕就上了工地，去做身为泥水匠堂姐夫的“小工”，在潭城乡粮仓工地上拌砂浆。县城仍以唯一的“精神”代名词存在于我的心里。那时，堂弟陈小平在县邮电局做了一名邮递员，刚好负责我所在乡镇片区。他每天下午都去县城邮电局，将第二天要送的报刊领回来，在家里分好，第二天一大早，骑着自行车去各个村委会，将报刊信件送完。每天下午，只要我有空，就会到他家里，将他第二天送的报刊粗粗读完，有很多时候，我能收到一些信件，他们有的是读了我发表在一两家小报上的“豆腐块”，知道我地址，请求与我交友的信件；有的是我发表的“豆腐块”样报，那些来自全国各地、汇总到县城的报刊与信件，让我在农忙之余，有了某种寄托与惊喜，也让我每天充满期待与念想。太阳悬在空中，一动不动，手中或肩上的劳力不堪重负，唯一的抚慰来自县城，当我累得实在顶不住时，它是我急急奔赴的“圣地”。

　　恩江古桥旧貌　刘世祥　摄

　　　　　　　　　　　　恩江古桥夜色新景　曾健　摄

　　　这个时候，除了去报刊亭买杂志，另一个所在，便是县图书馆。那里摆放着很多报刊。也就是在那里，我读到《中国青年报》上的一则新闻，我知道了广西大学作家班招生的消息，不知天高地厚，给当时广西大学校长陈光旨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我想去那里读书的决心。回信刚收到，还来不及欣喜若狂，父亲因为肺癌，住进了县中医院。  

　　那是一九九一年底，父亲养病在家期间，我寻遍民间偏方，到县城为父亲买药。村里的赤脚医生陈建国告诉我一个民间偏方，说蟾蜍粉末调酒服用，对治疗肺癌有很好作用。我问哪里能找到蟾蜍？他说在天保村有很多。天保村在县郊，毗邻永丰县工人文化宫。我挂一只编织袋在自行车后座，怀揣手电筒，趁着夜色去天保村捕捉蟾蜍。那时觉得天保村好远、好旧，到处都是菜地，菜地有很多断壁残垣，我戴着手套，掀开那些湿漉漉的残砖，捉了好多蟾蜍。

　　父亲吃了蟾蜍粉末，丝毫不见好转。亲朋好友中有为我着急的，说趁我父亲健在，赶快为我说一门亲，好让父亲走得放心。有一位叫“曾中华”的初中同学，极力凑合我与他村里的一位女孩相亲。相亲地点选在工人文化宫旁。可惜，那时我对那位长得黝黑的女孩一点感觉都没有，匆匆见了一面，只有两三分钟，讲了三四句话，彼此急急告别了。曾中华问我：如何？如果有感觉，马上恋爱结婚。他还透露：那位女孩早认识我，也知道我家里的情况，但她不在意，说可以与我恋爱。我很感激她。工人文化宫旁的那棵香樟树，见证了我人生第一次与女孩子约会的情景。

　　　　　　　               老工人文化宫　刘世祥　摄

　　二0一七年四月一日，我重游县工人文化宫，那里被围起来了，建了一座职工幼儿园，一位身着青色大衣的人，在栅栏上晒渔网。“工人文化宫”五个字锈迹斑斑，在深蓝天空的遮掩下，有点苍老陈旧。工人文化宫前的球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大大的花圃。旁边的县政府大院门可罗雀，门卫斜倚在椅子上酣然入睡，斜对面的县委也关了门，三四辆轿车停在门前，将大门挡住了。这两家单位已搬到新区去了，有了新县委县政府办公大楼。我特地到那边看了看，新区漂亮大气，法院、检察院等单位都到那边办公了。周边还有“财富中心”等高档住宅小区和六一居国际大酒店。

　　　　　　北晖落霞　李忠庆　摄　

　　干脆，我沿着工人文化宫的跃进路，从西到东，从头走到尾。先是地王大厦，再就是旺中旺大厦，逛到恩江派出所，再往前走，就是恩江大桥。艳阳高照，碧空如洗，恩江江中心露出了江心洲，像一位伟岸男子的胸肌，硬朗坦荡。桥岸边的永叔公园矗立着宋朝大文豪欧阳修的雕像，公园正在施工，报恩寺塔，状元楼、欧阳修纪念馆点缀在公园里。听陪同的高中同学周文锋说：这里将建成一个新的、更大的公园。公园一建成，旁边某楼盘将坐地起价，可能要突破每平米七八千元。因为这个楼盘紧靠永叔公园，面临恩江，是风水宝地。

　　　　　　　永叔公园　李忠庆　摄

　　从恩江桥上下来，我走进了县城最古老的街。以前逛县城，我很少逛到这条叫“下西坊“的老街，这次我下定决心要好好地、完整地逛完它。老街约有两百米长，两边摆满了摊位，其中有木具摊与竹具摊，木具与竹具都是由纯手工打造的，体现了一种持之不变的匠人精神。以前的下四坊就是铁具、木具与竹具集中的地方，有些农具坏了，父亲往往跑到那里去买。听说，最近旁边的菜市场要提升改造，暂时封闭，很多摊主便转到下西坊来了，所以，这里比平时拥挤了很多，甚至比我小时还拥挤。

　　沿着下西坊追溯到六一桥，六一桥头的永丰剧院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两家取名“兄弟连”的餐馆，剧院不在了，可文气依稀闻得。

　　　　　葛溪桥旧景　刘世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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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从桥南进入县城。桥南，在县城的部分亦叫“东湖”，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东湖是永丰的工业区，建有化肥厂、麻纺织厂、皮革厂等。每个厂家机器隆隆，进进出出的男男女女皆有一个望尘莫及的名词：“工人”。

　　“上班”、“上夜班”——多么令人神往的词语！那时觉得，我这辈子恐怕都无法与这两个词语沾上关系，那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另一个世界。我还记得村里有位姑娘，通过她县城亲戚的关系，在麻纺织厂谋得一份临时工的工作，每当看到她打扮得干净洋气、蹬着自行车去县城上班，我就觉得她是村里的“另类”，她与县城发生了如此紧密的关系，是多么垂涎！至于我堂叔与另一位叔辈人，凭着退伍后分配到县邮电局和县机械厂工作，在方圆五六里，也算是凤毛麟角。特别是堂叔，连上下班的交通工具——自行车都是专配的，全国各地都是相同颜色、相同款式。他分配在局里农话股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电话安装方兴未艾，先是各个单位安装办公电话，再是每家每户安装住宅电话，听说要排队到半年之后，可想堂叔工作的炙手可热。那时，他会叫村里同家族的人去县城帮邮电局做事，比如扛电线杆、立电线杆、拉电话线，我将他们的活一律看作是去县城工作。

　　　　　　　　       刘世祥　摄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城市是由各种不同的人构成，相似的人无法让城市存在。”我印象中的县城大而无名，生活在其中的人可以随心所欲变化身份，只有在村里的我，身份无法改变。此后，高考落榜的我，以一个悲观绝望的旁观者身份，羡慕地打量着生活在县城同学的命运。他们有的如汽车的喇叭声，只叫了一声，便淹没在一片喧嚣之中；有的考上了县城以外的大城市，他们如一只大鹏，振翅一飞，从那里起步，翱翔到了更大的地方；有的在不远的吉安市读了师专，转身又回到了县城，只不过，这次由学生变成了老师——不同学校的老师，分散在这座县城的东西南北，也成就了他们的不同层次：有的在县城重点中学，有的则分配到离县城几十里、上百公里的乡镇中学……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觅得一次机会，从村里挣脱，到了广西南宁——一座不为人知、只在新闻联播后的天气预报中才出现的南国边城。以后，每年中秋或春节回家，逛到县城，偶然能在街上遇到一两张熟悉的脸庞，他们会主动问起我生活的近况，他们脸上洋溢的是所有城里人的自豪。每每这时，我反倒羞于说出我也是在城里生活，即使说出，他们也会立马想到“打工”二字。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是一个连高考都没资格参加的人，我奔向南宁市时正值全国席卷第一轮“打工潮”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地不能避免地烙上了“打工”这个印记，何况，当时我真是羡慕他们在这个县城有一份安稳的公职，有一份安稳的收入，而我，是远离母亲、漂泊在外的游子。

　　逝者如斯夫，往日不可追。逆转的时钟只能表示昨日重视的愿景，永远不可能弥补什么。在作家奈保尔那儿，印度对他而言，大概就是童年生活的米格尔大街，而对我而言，县城的最初记忆，如今被东湖花城、东方名城、世纪花园、鑫丰宾馆、皇朝酒店、凯旋门大酒店……取代，他们如一颗颗新鲜而闪耀的明珠，点缀着这座熟悉而陌生的县城。那些过往的人与事，只能成为行将老去的人相遇、相见时一两声嗟叹，会增添几许感慨。当路过一些单位，知道其中有我曾有很要好的同学，我会更加真心地祝福他们，脸上甚至有淡淡的荣光。

　　　　　新市民广场　曾健　摄

　　　墨西哥女作家桑德拉·希斯内罗丝在《芒果街上的小屋》描述了一个逼仄的空间，却是一个磅礴的世界。眼前的永丰县城，也像中国所有的县城一样，逼仄的空间留给老城区，磅礴的世界向外扩展。如今，看着郊区的聂家村已与县城连成了一片，不可分割地偎依在一起，想起几十年前，我首次去省城南昌的前夜，借宿在聂家村的堂姐家，时值清明前后，枕着蛙声及马路上车辆呼啸而过的声音，幻想着终于能去一个比县城更大的地方，竟一夜难眠。

　　晚年的博尔赫斯双目几近失明，但他仍爱在布宜诺斯埃利斯的街头一遍遍徘徊，他在一首叫《街道》的诗中写道：“那些寂静的街巷/隐形于习惯的力量……”我少儿印象中的县城欢欣雀跃，长大远行的身躯越来越轻，身后送行的人越来越老，县城却越来越年轻——这就是隐形于习惯的力量？或许，是隐形于时光的、不可逆转的力量？

　　回到故乡，我是一名梦游者，县城每一条街道是我最好的游乐场。每一个橱窗、每一个店铺、每一个摊位和每一张脸庞，都成了我窥探的对象。还是二0一七年四月一日，我逛在跃进路上，突然，身后传来一声清脆的叫唤。叫唤的是我的外号，村里人才知道的外号。我本能地转过身，一位穿着花色毛衣、黑色踩脚裤的老年妇人迎着我的目光走过来。我们彼此探寻着脸上的表情，我看着她，急速回忆，我得到了确认，我大胆地喊出来：“你是‘秀才’老婆吧”？

　　“秀才”是我村里的一个村民，他除了种田，很早就在外地做生意。“秀才”老婆与我母亲关系很好。看着眼前的“秀才”老婆，脸型圆润，头发乌黑。她热情邀我到她家去吃饭，她指着不远处说：“我儿子在保险公司上班，我现在跟儿子住在县城。”回到村里，跟母亲说到县城碰到她的经过，母亲说：她几个儿子都有出息，在县城都有工作，蛮有钱的，村里有不少人家嫉妒她，她一气之下，就到她儿子那里住，再也不回村里了。

　　　　　永丰老剧院　刘世祥　摄

　　　其实，不管拥挤不堪的杂居，还是独门独户的别墅，县城由更多不同的人组成，上演的是比村里更复杂的人情世故和喜悦悲苦。难怪很多作家与画家，手下只钟情于这些不算太大的小城，比如马尔克斯的马孔多镇、福克纳的“邮票小镇”，其包罗万象，变化多端，其创作资源，让艺术家们一辈子用之不尽、取之不竭。

　　而往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它以一种追忆的方式，在盼着念旧的人归来。只有县城不恋旧，它以改革开放后日新日异的变化，迫不及待地向着未来——飞奔．．．．．．

　　　　　　　　　金光大道　曾健　摄

作者简介：陈纸，本名陈大明，曾用笔名橙子，1971年8月出生于江西省永丰县潭城乡舍陂村，发表长篇小说《下巴咒》《逝水川》《原乡人》，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天上花》《少女为什么歌唱》《玻璃禅》《问骨》《寻找女儿美华》、随笔集《拨亮内心的幽光》、诗集《时光图案》、文艺评论集《鱼说》《纸风景》《相遇的盛宴》等，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会员、广西作家协会理事、广西写作学会常务理事、广西文艺理论家协会会员、广西桂学研究会会员，获第十届“《作品》奖”、第六届“《北京文学》奖”、中国小说学会“文华杯”全国短篇小说大赛一等奖，曾就读于中国文联第七届全国中青年文艺评论家高级研修班、鲁迅文学院第八届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