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澜与平静

八千米攀登、无氧、女性，把这三个词任意组合，都很不一般。但今天要讲述的，不是关于一个有天赋的女性如何在山上屡屡创造记录的故事，至少对于何静自己而言不是。

你可能看过《Free Solo》，知道徒手攀岩的Alex Honnold，他有一个很不寻常的大脑，对恐惧的反应和常人不一样。徒手攀岩在900多米高的酋长岩上时，他大脑中的杏仁核是关闭的。这些年来也有很多人认为何静是天赋型选手，要知道，在八千米的“死亡地带”，连有“喜马拉雅的超级人类”之称的夏尔巴人，仍然需要补充氧气。

但实际并不是这样，几个月前，她在华大基因做了一次身体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她不仅不是天选攀登者，而且资质相当平平：“登山基因”弱，先天耐力中等，先天爆发力弱，缺氧耐受能力正常水平……各项指标都没有什么突出。

▲何静在华大基因所做的身体检测结果。供图/何静

那么是什么驱动着她一次次选择无氧攀登？她是一个怎样的攀登者？

与何静的对话中，当你试图挖掘她更深层次的驱动力时，总是被打断，并且她会把这些在我们看来很厉害的经历，稀释再稀释，最终都归为一句话——“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爱好者”。

而当你想探寻她在山上的更多故事时，她会更加小心甚至排斥——“你要让我回忆的话，相当于把我的伤口再给扒开，你们又不管它的愈合，最后我就只能自我疗愈。”

下山后的何静也会常想起山上的故事，这时候记忆会像倒带一样，把她又拉回到那个场景中，寒风吹入肺中的疼痛，走到力竭时的自我怀疑，和那些生死攸关的时刻。那些隐藏在她内心深处的故事和细节我们不得而知，只能从她身旁的山友口中略知一二。比如八千米上失联的队友，迟滞20多个小时的救援，和得知“人还活着”后一瞬间的释怀相拥痛哭。

▲摄影/何静

云南省登山协会会长龙江，2017年见证了何静的第一座无氧攀登——马纳斯鲁峰（海拔8163米）的攀登，其后的两年他们又一起攀登了马卡鲁峰（海拔8463米）和安纳普尔纳峰（海拔8091米），谈到何静在下山后的沉默，他表示自己也是这样，下了山不愿意再聊山上的细节。

所谓惊心动魄的故事，无非是生与死的故事，里面多少有些伤痛。“原来我们一起17个登八千米的朋友，包括在国外登山的，后来不在了的就9个了。”龙江说。

在何静看来，能与之讲出这些故事的，只有一起登山的那些人，“而且还一定得是你的队友，你跟他讲这些，他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我们现在不在同一个环境，所以没办法产生共振。”

▲摄影/何静

她也不想评价他人，无论是在正式访谈还是在闲聊中，她生怕自己的一句评价惹来非议，当话题指向她之外的其他人，她就会机敏地感知到什么信号，马上严肃地对你说：“我们不是说好不评价别人吗。”

她不混圈子，以前手机里半年没联系的人就删了，偶尔向她提起一位圈内的资深玩家，她会不好意思地低声问你：“他是谁？你知道我不太认识圈内的人。”

但她也有在攀登领域悄悄欣赏的人，那是两位阿式、无氧攀登十四座的女性，一位是Nives Meroi（梅洛伊），当年在十四座女性登顶的最后阶段主动退出竞争，其后很多年才复出；一位是Gerlinde Kaltenbrunner（格琳德·卡尔滕布鲁纳），也是在十四座中完全没有去争第一的心态，只专注于登山，而且爬的几乎都是非常规路线。在何静自己看来，她与她们之间最大的差距在于——“我是一个爱好者，而且仅仅是一个跟随者。”

她很欣赏Gerlinde在攀登与生活之间的平衡。Gerlinde此前并不是一个职业攀登者，而是一个护士，她在自己的爱好中有了一番建树，完成了这些之后，仍然回归到自己的平静的生活中。何静也不是一个职业攀登者，在攀登之外，她有着一份稳定的事业，做着科研类的工作。

从某种程度来讲，登山只是何静的一个爱好，就像有人喜欢足球，有人喜欢下棋，都能让人有成就感，只不过何静的成就感是在山上。

走向高山

但痕迹又无所不在。她的自律性很强，即便是聊天进行到深夜，她次日清晨仍会准点起床跑个10公里。她的背包里最近常揣着一本打印版的国外登山书籍，家里的沙发上，或出行酒店的床头边，她都会拿出翻一翻。

十多年她一直坚持长跑，尤其是开始八千米攀登后，她一周五天早上都会跑个10公里，骑单车往返40公里上下班，除了负重训练外，还有定期的越野跑和一周三次爬楼梯。

入坑八千米攀登以前，何静也曾是一个喜欢买包，踩着细跟高跟鞋的精致爱美女生，现在她好久没去商场了，不爱打扮自己，衣柜里有很少、风格很单一的衣服，就在我们见面的前一周，她才刚被闺蜜拉着去买件新衣服。“现在越来越休闲了，不是说不在乎，女孩子都爱美，但是你得有取舍，花钱花在刀刃上。”

这个“刀刃”，就是登雪山。

何静与山的相遇在2006年，有一天她在大学老师的家里翻看老师在户外登山时的照片，一看便着迷了。从短距离徒步到长距离徒步，从低海拔山峰到高海拔山峰，在因为无氧攀登而被更多人认识前，何静的户外生涯已走过了17年。

2011年，何静的姥姥突然病逝，至亲离世让她一时无法接受，那一年春节，何静不想在弥漫着悲伤氛围的家里过年，便和母亲提出去外面转一转。母亲很理解，于是何静和朋友们相约去了四姑娘山二峰。

第一次登雪山，一切都特别不专业，何静还记得那时自己就是穿着一件长款羽绒服，冲锋衣也是临时买的。但表现不错，何静算是很轻松地登顶了人生第一座雪山，当时有同行者看她状态这么好，还开玩笑对她说：“你很有登珠峰的潜质啊。”

▲摄影/何静

那时何静对珠峰的认知，都只是来源于学生时代在课本上的了解。在遇见人生更高大的山峰前，她站在五千多米的四姑娘山二峰，已经感受到了：在大自然面前人原来是那么渺小，生死好像也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儿了。

从四姑娘山起步，5000+、6000+，迈过慕士塔格这座7000+的门槛，清冽的山风变得冷峻，空气越来越稀薄，感受越来越痛苦，直到有一天她站在八千米的门槛前问自己：我是不是可以尝试了？

2016年，她的第一座八千米从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开始。当时标配是两瓶氧气，但何静在整个攀登中只用了1瓶，她爬的很快，冲到顶峰时黎明的天空还被黑暗笼罩着，甚至看不见对面巍峨高大的珠峰。

▲2016年，卓奥友峰攀登。供图/何静

大部分国内商业攀登者，在攀登了一座八千米后，下一个目标就是珠峰，何静的队友们也是这样。但当时的何静觉得35万的珠峰报名费，太贵了，不划算，所以没有一起去。

然而，当队友们在5月末从珠峰回来时，何静对自己感到了一种失落，她看到队友们身上好像带着光环一样，觉得是英雄归来了。那颗沉寂的心又开始躁动起来，“我就想我不登珠峰的话，能不能尝试一下其他的8000米山峰？”

▲2017年无氧攀登玛纳斯鲁峰时所摄。供图/何静

▲2017年，何静无氧登顶马纳斯鲁峰。供图/何静

机缘巧合之下，恰好十四座俱乐部的创始人张伟来到西安做马纳斯鲁峰攀登推介会，从高度和难度上来看，马纳斯鲁峰与卓奥友峰大致相当，因为此前在卓奥友峰攀登时只用了一瓶氧气，何静于是萌生了尝试无氧攀登马纳斯鲁峰的想法。

做出这样的决定，一方面是因为非常现实的理由——省钱，在尼泊尔一瓶氧气需要花费将近8000元人民币，如果自己能不用氧气，省下的钱正好可以支付向导的小费。

没有氧气面罩的隔离，八千米的冷空气在呼吸之间直接进入肺部，龙江把这种感觉描述为一种痛觉，2013年他在登顶珠峰的时候，在山顶上因为要拍照就把氧气面罩摘掉一会，“8000米极寒的风灌到你的肺部里面的时候，那种激烈的疼痛，会让人产生一种痉挛！”短暂的疼痛感让他记忆犹新，所以谈到像何静这样的无氧攀登者时，他说自己总是心生敬仰。

▲2022年，无氧攀登珠峰。供图/何静

没有真实体验过的人或许无法想象那种感觉。你可以试着带上厚厚的口罩，身背几十斤重的背包，爬到30楼下来，再反复多次，体会下没有寒风的“无氧”感。据说中国首位无氧登顶珠峰的男子穆萨，就是这样在日常训练中模拟无氧条件下的雪山攀登。 

1978 年，“登山皇帝”梅斯纳尔（Reinhold Messner）和夏尔巴向导Peter Habeler完成了首次无氧攀登珠峰，直到在他们登顶之前，许多科学和医学专业人士都认为不带瓶装氧气攀登珠峰是自杀行为。梅斯纳尔后来也写道，在他绝望地爬向顶峰的过程中，他感觉是“一个狭窄的、喘息的肺，漂浮在薄雾和山峰上”。

▲2022年，无氧攀登珠峰。供图/何静

采访拍摄时，阳光打在何静的脸上，让她双颊的高原红更加明显了，这是长时间在高海拔登山留下的印记，除了高原红，还有在交流过程中她常自我调侃的“断片儿”的大脑，“人大脑有上百亿个细胞，其实大多数的细胞一直都在那闲放着，偶尔烧死几个，我觉得还好。”

这是下山后的玩笑话，在山上这可就不单单是损伤几个细胞的事儿了。

在八千米之上使用氧气，可以增强攀登者身体的力量和耐力，但更重要的是，氧气可以增强大脑的认知能力。缺氧的大脑会做出错误的决定，而珠峰上的错误决定就意味着死亡。这就是夏尔巴人也使用氧气瓶的原因：他们服务客户的工作需要头脑清醒。

龙江说曾经在安娜普尔纳峰（海拔8091米）上，他们的一位队友在体力衰竭后产生幻觉，他在冰崖下方对自己的夏尔巴说：“你把我推下去吧，我就留在山上了。”也是在这一年的安娜普尔纳峰上，何静在无氧攀登将近17个小时后几近崩溃，她拉着龙江的手哭着说：“龙哥，我为什么要来登山！”下山后的何静并不记得自己短暂崩溃的场景了。

龙江曾专门为何静写过一篇文章，文章里有这样一句话：感受痛苦，对于一些人来说，这是他们从事运动魅力的一部分，也是宿命的一部分。

一旦决定了无氧攀登，就意味着攀登全程不能携带氧气，如果在中途任何一个环节吸了氧，就被视为攀登无效。除了这些约定成俗的规则外，还有无氧攀登对于天气近乎严苛的要求，何静说自己攀登时，风速不能超过每秒20米，温度不能低于零下40度，温度太低会有冻伤的风险，风速太高会快速带走身上的热量，而无氧本身就会导致血液循环特别缓慢。

▲2023年7月21日凌晨冲顶迦舒布鲁姆1峰，途中等待修路队的过程，何静不知不觉进入嗜睡状态。供图/何静

“一个人决定攀登八千米雪山，实际上是不理智的，但是去了以后，就要很理性地对待每一次攀登。”何静在山上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在珠峰南坡，有氧攀登的攀登者只有行至海拔7000米以下的1-2次拉练，而对于何静，有时候一呆就是一个礼拜，有时候队友会拿着对讲机“骂”她：“在上面都快没吃的了，还不下来!”

在2022年进行珠峰无氧攀登适应时，何静上上下下了四次，最高抵达海拔7900米的四号营地宿营一晚，这几乎是其他攀登者在适应阶段不会触及的高度。在采访中何静也提到，她并非靠天赋而无氧攀登，科学且严格的高海拔适应拉练，才是她能够成功无氧的密码。

▲通过冰裂缝。供图/何静

没人告诉她应该怎么做，她只是通过实践自己去验证。有时候这种严格也会冒失大意。

2018年攀登马卡鲁峰，何静在海拔适应拉练时准备了5天4夜的干粮上山，但遇到了暴风雪，她和向导在上面扛了8天7夜没能下撤。

“好几次，明知马上袭来的暴雪会要了我的命，可我实在没力气挪动一步了，都是出于求生的本能，不断挣扎躲闪着。”何静在采访时曾说。体力透支，外加风雪肆虐，她甚至悲观地想到自己可能就要永远的留在山上了。这次经历让她清晰认识到了海拔适应的科学性。

选择无氧攀登对何静而言，就像走一条少有人走的路，注定是一场艰难而孤独的征程。

一个人的征途

2022年5月14日，何静无氧登顶珠峰，在她登顶的时段，顶峰一丝风也没有，她没有特别的兴奋，摘下厚厚的手套，展旗，拍照，又赶快带上手套。

一套动作后，何静在顶峰停留了将近半个小时，始终在环看着四周——

在她身体的左边，是尼泊尔，身体的右边，就是祖国的境内。此时，她还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回国，从2021年4月抵达尼泊尔，一直到2022年5月14日登顶珠峰，她因为疫情而滞留尼泊尔超过1年了。

▲供图/何静

2021年3月，她留给单位一堆保证承诺书，一个人奔赴尼泊尔。这场攀登之旅大费周折，当时出国政策刚刚开放，她打了两针疫苗，又费很大力气做好父母的思想功课——在珠峰之前，她从来没有跟父母坦白过自己的八千米攀登，这次瞒不住了……

“珠峰就是你最后一座了！”

“好。”

原本，这可能真是最后一座，但梦想止步在海拔8400米。2021年的珠峰天气状况并不好，印度洋上飘来的一阵气流，带来了不稳定的天气条件，“我进入大本营太晚了，5月12日才完成珠峰适应。”5月12日后，一直到6月1号前，何静再没等来特别好的窗口期。

因为对天气的苛刻要求，那一年没有任何人成功无氧登顶珠峰。更糟糕的是，此时疫情肆虐，航班异常，直到八月份才有一些队友从第三国辗转回国。但夸张到10万一张的机票，让何静望而生畏。她想着，登珠峰这件事没有完成，或许回国后再出来就是天方夜谭了，不如就继续在尼泊尔坚守。

在枯燥的等待与训练间，七峰公司春秋季的道拉吉里峰攀登计划给何静带来了一丝光亮，但到了报名时她却很纠结，摆在眼前的是实实在在的费用，登顶珠峰失败了，已经花了将近50万元，如果这一次再失败的话，压力可想而知。

犹豫之时，向导的一句话让她坚定了想法，“没有人能够告诉你到底应该怎么做，这件事情的决定权在你手里，如果你不尝试的话，你永远都不知道结果。”

老天眷顾，2021年10月1日，何静无氧登顶世界第七高峰道拉吉里峰。登顶那一天正是国庆，何静在海拔8167米的顶峰，动情地唱了一首《歌唱祖国》，此时她已经6个月没有回家了。

从道拉吉里峰下来，迎来的依旧是国内没有正常通航的消息。何静的心情从希望转为失望，失望再到绝望。一位国外的队友在得知何静没办法回国后，向何静发出邀请：“我们去徒步吧，看看地震之后对当地人们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10天的徒步，让这段滞留尼泊尔的经历，多了一道不同的色彩，而10天后队友回国，何静心里冒出一个更为疯狂的想法，她买了一张地图，只带着这张地图，独自一个人再次上路，在不到40天里，徒步尼泊尔960公里。

从加德满都搭乘公共交通到吉里，然后从吉里出发长途跋涉5天，这条旅途被称为“先驱者之路”，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机场建成之前，喜马拉雅山脉的攀登先锋们，就是这样到达卢卡拉，再前往珠峰大本营的。如今，这些步道上几乎再没有游客或攀登者，也不容易找到背夫，大多数攀登者都会选择乘飞机从加德满都直接抵达卢卡拉。

在这40天的徒步中，何静也走上了这条道路，孤身一人行走的她，遥想七十年前埃德蒙·希拉里和夏尔巴丹增·诺尔盖，就是这样跋涉在这条通向珠峰脚下的路上，敬畏之情就会油然而生。在“先驱者之路”上的行走，让何静发自内心地懂得了：攀登珠峰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滞留在异国他乡，除了行走，无处可去，漫漫无尽头的九百六十公里路途上，何静心里想的最多的，便是远方的珠峰——2021年这场攀登没有登顶，登山费用并不会退，明年还要继续吗？此时她其实已经动摇了。

▲供图/何静

直到11月29日那一天，这场徒步之旅带着她慢慢走向了珠峰南坡大本营，冬季的珠峰大本营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国外攀登者，正在尝试冬季攀登珠峰。何静一个人走在正午炽烈的太阳光下，有那么一刻她抬眼望去，珠峰宽厚巍峨的身躯，蓦然挺立在她的面前，像一个金色的巨人，对她发出温柔的邀请。

如今再回忆起那个画面时，何静的眼里依然透露着闪闪光芒。那一刻何静下定决心，2022年继续无氧攀登珠峰。

“如果这件事没做成的话，你回去就是个失败者。”

突破

她不是没有受到过这种言语的中伤，曾经一个很亲密的朋友在谈论她所做的事情时说——“她可能是为了名或为了利，才做这件事。”“这件事”指的就是无氧攀登，以及一次次在八千米上创造的记录。何静为此受伤了很久。

今年年初，「户外探险」电话联系何静，问她是否愿意接受中国户外金犀牛奖年度突破奖项提名，何静几番拒绝。即便是在完成了74天无氧连攀四座八千米高峰后，她仍在仔细掂量着自己的成绩能不能当得起“突破”二字。下山后，那些疯狂怀抱着的野心，好像并没有那么强烈了。

▲摄影/何静

2021年无氧珠峰失败后，2022再次尝试时，何静的心理压力极大，她想如果再不成功，那么不仅不会再无氧了，八千米山可能也就就此不登了。

为了避免像2021年一样错过窗口期，何静在从加德满都徒步抵达大本营后，当即第二天就去了二号营地进行海拔适应。对于普通攀登队员，珠峰攀登只需要进行1-2次高海拔适应性拉练，最高不会超过海拔7000米，但无氧攀登的何静四次过危险的昆布冰川，把从C1到C4的营地都住了一遍。

“你已经适应到了3号营地，已经可以了，不一定要住到4号营地，这个风险太高了！”国外的队友对她说。

“因为是无氧，如果我不在4号营地住那一晚上，我觉得心里没谱。”何静这样想。

▲供图/何静

但真的无氧住在海拔7900米的4号营地时，何静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在抗拒，“难受到想死的心都有。”她说。狂风加暴雪的夜晚，她和向导挤在一顶帐篷里，帐篷里面也都是雪，根本没有办法入睡，她无比羡慕地看着在一边吸着氧气的向导，“没有办法，这是自己的选择。你因为这件事坚守了这么久，所以就只能扛！”

冲顶的路从下午6:00一直走到次日早上9:00，在海拔8500以上，她走的特别的慢，脚步沉重，一步一呼吸，身体几近极限的边缘，完全是靠意念支撑到顶峰。

2022年5月14日，何静成功无氧登顶珠峰，这是首位中国女性无氧抵达世界之巅。耗时两年的攀登终于成功，但她没有在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任何人。“就是感觉这件事做完了，没有那么激动，只是对我自己的一个交代而已。”

不告诉外界，是因为她不喜欢由喜剧转悲剧的故事，此时她的心还在悬着，另一个更大的计划在心中盘算——无氧完成珠峰与洛子峰的攀登。这两座山峰毗邻并通过南坳连接在一起，从大本营到三号营地，珠峰与洛子峰的共用一条登山路线，之后分开而去，到达不同的顶峰。刚从珠峰下来的何静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她没有告知外人，怕别人觉得她不自量力。

5月15日刚刚下撤到珠峰大本营，16日的早上，七峰探险公司的老板过来找何静说，如果想抓住当下的窗口期，她当晚就必须要出发。此时何静在大本营才休整了16个小时。

何静第一时间觉得，这简直是跟她开玩笑。她当然可以考虑再等后面的窗口期，但2021年珠峰失败的阴影又飘到她大脑中，她决定当即出发。

2022年5月20日，何静成功无氧登顶海拔8516米的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创造了一个登山季同时无氧登顶珠穆朗玛峰和洛子峰的世界纪录。下山后的她才了解到，曾经也有国外的攀登者想尝试珠峰与洛子峰的无氧双登，但都以失败告终。

珠峰与洛子峰的无氧连登后，何静又在一番焦急的等待后，于6月26日拿到K2的攀登许可，她当晚就飞到巴基斯坦，成为整支队伍中最后一个报到的队员。7月22日，何静完成了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8611米）的无氧登顶，并再一次于几天之后的7月27日，无氧登顶布洛阿特峰（8051米）。总计，何静在2022年耗时74天就一举完成了四座8000+海拔的高峰的无氧登顶。

进入2023年截止目前，何静再次用4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干城章嘉（8586米）、南迦帕尔巴特（8125米）、迦舒布鲁姆1（8080米）、迦舒布鲁姆2（8035米）和卓奥友（8201米）五座八千米山峰的无氧攀登。

此时有个问题你也许好奇想问她：每年4-5座，这是你提前悉心规划好的吗？

她说：“完全没有任何的规划，只是觉得出国一趟特别不容易，能多爬一座就多爬一座，这样可以节省费用。”

除了个人的突破外，何静没有为自己的攀登成就赋予额外的意义，或者做出什么更为宏大的表达，在她看来，在山中真正的突破应该是具有探险色彩的攀登。而自己能否去做这些，也要随缘，时机到了自然就会去做。

到目前为止，何静已经完成了13座八千米山峰的无氧攀登，距离十四座只剩一座希夏邦马峰。目前在世界上，即将完成无氧攀登十四座的另两位女性，就是她十分欣赏的两位女性攀登者Gerlinde与Meroi，她们还差一座山峰——重登马纳斯鲁峰的真顶。

十四座首登之争，无论是有氧或无氧，十余年来从未从八千米攀登的名利场上真正退场，有人野心勃勃，有人觉得无趣主动退出竞争。何静对这个话题似乎并不感兴趣，她无意去争谁最先做到，她坦诚地说，这两位女性做到的远比她难（Gerlinde与Meroi不跟随向导，完全自主攀登，且在出现“真假顶”一说前，已经无氧登顶全部14座）。“就算自己先于她们完成了，在我心中真正做到的也是她们，因为从攀登形式上，自己永远做不到那样。”

▲供图/何静

2013年登顶珠峰的龙江，对八千米山峰上名与利的追求司空见惯，但他在何静身上看不到这一点，“她自己不愿意去宣扬，甚至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这些熟识的山友在微信上来发一发她的东西。”

攀登17年来，作为一次次在八千米上打破记录的女性，何静仿佛是在刻意躲避聚光灯，曾经有媒体冒然前往何静父母家中采访，二老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热情接待了记者，何静为此大为生气。她不想让这些虚无的东西打扰到家人和自己平静的生活。

攀登的年头越来越长后，她再回头去看那些质疑之声，也能够平静的对待。时间不一定会让他人放下偏见，但攀登教会了她学会放下——

“不要躺在过去的成绩里沾沾自喜。做完这件事情之后，它就已经结束了，我们得向前看。”

生死：学会坚持，懂得放弃

当我们试图追问攀登者关于“生死”的问题时，实际在心里已经有了答案。对于生和死，她可能早就想过了，想通了，才会去做。

何静不忌讳谈论生死，“我们生来对于死亡都有恐惧感，在尝试8000米攀登的过程中，我们知道自己会跟死亡接近，但是也清醒的知道，它不会拿住我们，只要我们不突破那个界限。”

▲供图/何静

2019年，何静跟随由韩国登山者洪成泽率领的登山队前往洛子峰南壁。洛子峰南壁被称为是世界上最艰难、垂直的山壁之一，从南壁攀登海拔8516米的洛子峰十分具有挑战性。

一分钱不用花、有顶级的攀登者带路、国家地理杂志全程跟踪拍摄，这场攀登对于何静诱惑极大。可是去了之后，她才意识到这有多恐怖，即便是现在已经登顶了13座8000米雪山，在她的评估系统里，洛子峰南壁也是非常难的。

这也是何静第一次单独跟随国外的队友们一起登山，在一次冲顶失败下撤中，因为操作失误，何静的下降器掉落山下，没有下降器意味着下降的巨大难度和风险，何静心中希望可以有队友陪着自己下降以确保安全，但她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早晨起来“一个个跑的比兔子都快，就剩我一个人站在二号营地……”

▲洛子峰南壁。摄影/何静

在平抚了一时的惊慌后，何静暗自想：与其等死，不如自己下撤。平时学习的技能派上了用场，她用半扣绳结做保护，在长达3个小时的下降中全神贯注，她心里只剩下一个信念——“一定要活着回去！”

洛子峰南壁是一场极其艰难的攀登，前两次接连失败，准备第三次再次尝试时，只剩洪成泽和何静两个人，国内的朋友发消息试图劝退何静，告诉她已经没有天气窗口了，何静再三确认天气后，最终选择了放弃。

然而有一个画面这些年来一直印刻在何静脑海中——那是在洛子峰大本营，第三次冲锋，洪成泽一个人孤独前往一号营地的身影。

“他还在坚持，那一刻我看到他一个人孤独的身影在前往一号营地，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在为了他的梦想在坚持。孤独，但是又让人特别佩服，是梦想的力量还是什么，在驱使着他再一次出发……”

▲供图/何静

她仰慕那些为理想而坚持的人，但登山于何静而言终其只是一个爱好，她不会为了它拼出性命。在她认识的攀登者中，也有人因为无氧攀登而冻伤，或者永远的离开了。但在每一次攀登中，何静是不允许自己有任何一点点的冻伤的，在行进的途中或在顶峰，她总不会忘记搓搓手或者做些其他保暖措施。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得保证我能毫发无伤，活着回来。”

家人

有一天何静突然发现，父母家里的电视总在放着西藏电视台。

这是个从小到大家里都很少看的电视台，何静就问母亲：“怎么突然看这个？“ 母亲对她说，这样就可以看到你那边的天气情况了。

她发现一向不理解她登山的母亲，开始以这样独特的方式关心她，开始有意无意了解她在做的这件事，到底是什么。

▲2023年7月21日拍摄于迦舒布鲁姆1峰。供图/何静

2022年何静在尼泊尔攀登珠峰时，父母只知道她前一年攀登失败并因为疫情滞留那里，却并不知道她又开始了第二次尝试。何静没有透露，而是向他们撒了一个谎，说是陪朋友去山里拍高山杜鹃。

“我在每次适应性拉练后，会在距离珠峰大本营四五公里的一个地方，用一点点信号给他们发个信息，说我最近挺好的。”

5月12日从二号营地出发时，她给父母录了一段视频，说：“亲爱的爸爸妈妈，请原谅我用这种方式跟你们说一段我心里的话，守候一年，今天我就要从二号营地出发向珠峰发起最后冲击，放心我会平安回来……”

在每次攀登之前，何静都会留下一封遗书，这封信改了又改，已经写了20多封。她知道每一次的攀登都是有风险的，遇到风险后父母怎么办？“你总得做好交代，不能自己走了之后留下一笔糊涂账。”在信中她会写下银行卡的存款、密码、父母要怎样安顿，自己的遗物应该怎么处理掉……

以前何静在家里很少聊登山的话题，有一次在新闻上，父母看到一个有氧攀登冻伤的人，就马上打电话问何静：“人家有氧都冻伤了，你没事吧？” 何静渐渐就不再对父母隐瞒了，每次出发前都会明确地告诉他们——我要去登哪一座山、它在哪里、山有多高，以及是什么难度。

“我觉得只有让他们知悉了之后，我每次又能够毫发无伤的回来，他们才会更加的信任我。”

采访中我们问到何静，过去一年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并不是任何一座山峰，而是 2022年8月，何静终于在滞留尼泊尔一年半后，回到祖国，回到家中。经历了那么多后，再见到父母后，并没有想象中的痛哭流涕。

妈妈对她讲了这样一句话：我觉得一个人一辈子要能做成一件事情，也挺值得骄傲的，我发现你是做到了，所以我还蛮欣慰的。

▲2023年7月16日拍摄于迦舒布鲁姆2峰。供图/何静

暗流

无氧登顶了十三座八千米，登顶那一刻的感觉是什么？下山后这些记忆意味着什么呢？

“其实好像是一股暗流。你也并不知道波涛它什么时候会出来，但它是存在的，有时候会突然之间就蹦出来。”何静说。

只要那些留在记忆深处的快乐和满足，甚至是有些潮湿的感受还在，生命里绵延的思绪波涛，就不会停止。

下山之后别再追问一位攀登者，在山上发生了什么，就像苏格拉底说的：改变的秘密，是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建造新的东西，而非与过去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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