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新周刊（ID：new-weekly）

当年电影《孔雀》还在粗剪，高晓松看过样片后写下一首歌，在机房唱给导演顾长卫听。“由于我唱歌走调，他没看中。有时歌与歌手是缘分。”这个被高晓松压在“箱底”的作品，在2017年终于等来有缘人——高晓松将这首《蓝色降落伞》给了歌手周深，并自己出资带领“乐坛高家班”为周深打造了最新专辑。

高晓松从不掩饰对周深的喜爱，他说后者的声音不但超越性别，而且超越时代，俨然“一个人的唱诗班”。包括周深在内，高晓松一路发掘的歌手，在声音上大多有相同特质：干净、纯粹。似乎只有这样的音质，才与他在歌曲中以近乎虔诚的姿态所描绘的青春、梦想相匹配。有人因此感慨，历经浮沉已成中年大叔的他，心好像还停在那个月亮般遥远的纯真年代。

在那个年代，高晓松也曾两次“任性”地自己投资，给“特别喜欢”的歌手录歌，一次是小柯，一次是朴树。

1995年，小柯推出了同名专辑。

1995年，高晓松偶然听到丰盛中学音乐教师柯肇雷（小柯原名）一首歌曲小样，甚为惊喜，半夜赶到小柯家，一鼓作气听了所有小样。听罢，高晓松表示，要给小柯出唱片。小柯父母坚决反对，理由是，儿子在单位待上十几年就能分房子。高晓松保证，小柯跟着自己，三年后一定可以买房。高晓松至今记得，小柯成名后花了5.5万元买了一辆绿色掉漆二手拉达，兴冲冲开到喜欢的女生的家。

至于朴树，高晓松曾在微博中这样写：“20年前你（朴树）来找我卖歌，我说你唱这么好何不我们投资给你出唱片？你说你要卖歌攒钱自己做。后来我们为你成立麦田音乐，带你来这个喜忧参半的圈子。”

无论小柯、朴树，还是周深，抑或其他歌手，都让高晓松体会到作为幕后音乐人“挖掘一口深井，灌溉很多树林”的快乐。就像多年前他曾对曾轶可说，自己小时候的梦想，是用眼睛看这个世界，用笔写下感受，然后找到最合适的声音唱给更多的人听。“我从没想过去登台走穴跑通告，虽然那会挣很多钱，但那属于老天给了好嗓子、好容貌的人。老天给了我们好的眼睛、好的笔，我们已该知足。”

这些年，高晓松在音乐上并不高产。但有人说，他内心其实一直和音乐紧密相连。不久前录制音频节目《矮大紧指北》时，戴着耳机对着话筒独坐窗前的高晓松说自己在某个瞬间忽然找到当年认真做唱片的感觉。“耍把式很长时间以后，坐在那里安安静静一个人说话，那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

朴树与高晓松。

麦田上的乌鸦飞走了，因为再也看不到傻傻的稻草人。

在《矮大紧指北》以前，高晓松已随《晓说》《晓松奇谈》等节目的走红，成为炙手可热的互联网脱口秀主持人。除此之外，这位民谣旗手、中国知名音乐制作人，如今还是电影导演、作家、公益图书馆馆长……2000年，互联网蓬勃兴起之时，他还先后入职搜狐、新浪等企业。有人统计在《晓说》之前，他至少换过5次不同的公司头衔。

有人将热切拥抱世俗与变化的高晓松称作“一个顽强的、善于变通的异类”。高晓松并不否认自己对变化的热爱：他最先尝试互联网自制脱口秀，也曾邀请全球24位顶级音乐人在洛杉矶为吴亦凡开写作营制作专辑……高晓松说自己从不拒绝新的东西，就像采访前一晚，他一直在研究iPhone X手机，“夜里还偷偷醒了两次，给自己大脸识别一下，觉得特别来劲”。

高晓松自拍；高晓松儿时照片。图/ 高晓松微博

辗转过多家企业的高晓松向世人展示着一个音乐人的灵活身段，他说：“作为职业经理人要经历丰富，这样做事才会游刃有余，不用‘努’。”高晓松常提到自己身上有北京孩子的闲散，“干什么都不会‘努’到吐血”。这让人想到他著名的“门客理论”——门客献言不献身，尽力不尽义。

这一次，与太合音乐集团合作为周深新专辑进行宣发，让“门客”高晓松有种兜兜转转又遇故人的感觉——太合音乐的前身太合麦田，正是高晓松和清华学长宋柯1996年创建的麦田音乐。

高晓松第一次知道宋柯，是在清华校园的一片草坪上。那天高晓松坐在地上抱着吉他弹唱，有围观者劈头就问：“认识宋柯么？不认识，就在这弹琴？”彼时的宋柯是北京高校音乐圈叱咤风云的人物，高晓松只是清华音乐圈不出众的普通人。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清华南门外一家涮羊肉店。高晓松记得，一大桌人觥筹交错，“每个人都以跟宋柯吃涮羊肉为荣”。

清华毕业后，宋柯到美国留学工作，专心做起珠宝生意。1996年他回国时，高晓松一句“要不咱们开唱片公司吧”，就让宋柯把随身带的珠宝首饰送了人。“麦田音乐”自此成立。

高晓松昔日帅照。

在《如丧：我们终于老得可以谈谈未来》一书中，高晓松曾深情回忆麦田的初创岁月，他说，那是“从老板到员工每个人都会弹琴的麦田音乐”，那是“在疯狂晕眩的世纪末安静地弹琴唱歌的麦田音乐”。然而多年后，“麦田上的乌鸦飞走了，因为再也见不到那群傻傻的稻草人，只剩下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这不是高晓松在回首往昔时唯一的感性时刻。他说过，当年老狼在台上唱《同桌的你》，台下所有人点着打火机合唱，他站在老狼身旁泪雨滂沱。高晓松还说，在一次流行音乐颁奖礼上，自己缩在角落看彼时陌生的郑钧在台上疯狂摇滚，就在心中赞叹、陷入冥想时，一身汗味儿的郑钧一屁股坐到自己身边，伸出手说：“晓松，你好！”他立即快乐地伸出手说：“郑钧！牛！”两只手紧紧握在一起。“我们没人在乎那个奖的名次，音乐带给我们的是由衷的快活、心灵的勾结，以及在漫长的后来被越来越多的垃圾掩埋下几乎窒息的友情。”在高晓松看来，过去那个时代，“人人都有一张狰狞的非要努力当坏孩子的脸，但其实内心都柔软单纯”。

这些感性的回忆，很容易让人想到乐评人李皖早年说过的：有“两个高晓松”，一个在歌里，纯情得一塌糊涂；另一个在现实中，轻佻、贫嘴，没一秒钟能够安静。

2016 年3月，长沙，《我是歌手4》终极淘汰赛，高晓松助阵老狼共同演绎《冬季校园》。

没有人可以永远是一个孩子、一个宠儿、一个狂生。

高晓松40岁生日时曾问宋柯，自己前40年有什么缺点。宋柯答：恃才傲物。这些年，包括宋柯在内，很多人明显感觉到高晓松比之前冷静内敛了很多。录制周深专辑主打歌《蓝色降落伞》时，周深发现高晓松本人除了比他以为的“瘦太多”，也不像他猜测的带有“大制作人”那种严肃与严苛。录歌时高晓松从没给过他压力，总是把“特别好”“牛”挂在嘴边。“当然，他也有坚持和严格的地方。”周深记得，有一次自己在专辑制作人尹约督促下，反反复复唱不好，正好在棚里观看的高晓松“稍微生气了一下”，之后说“你回去休息吧”。

那一晚回到宾馆的周深特别沮丧，如深宫怨妇躺在床上自我反省，他甚至担心第二天的录音会因此取消，这张专辑会离他而去。然而，凌晨时分他却收到高晓松的几条微信，言语间尽是安慰、鼓励，那一刻周深深受感动，作为新人，他没有想到“那么大一个制作人会如此细致地照顾自己的情绪”。 

书香门第、清华才子、少年得志、民谣旗手都是高晓松身上的标签。图/视觉中国

高晓松自认，打小就是“比较柔和的人”，只是年轻时人都想“踹生活两脚”。他从不否认年少时的狂放不羁，“现在想想，自己都讨厌自己”。最膨胀时，他曾与亲密无间的死党老狼因为音乐上的分歧大打出手。“在西便门的一个酒馆，掀桌子，砸椅子。那时容不下任何人跟你说不对。”直到三年后两人才再次见面，一人一杯酒，一笑泯恩仇。

曾经的轻狂与少年得志不无关系。24岁时高晓松因《同桌的你》一举成名，而早在两年前，22岁的他就通过拍广告发了财，有了车，有了3万块钱的大哥大，大哥大上还吊着一个3500元的BP机，有一个特别贵的呼号，就呼一个数——6。高晓松觉得，自己当年好似“恶少”，整日呼朋唤友呼啸成群。老狼去找女友，他给老狼开车，逢人就说自己是司机小高。

然而，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都在暗中标好价码。没有人可以永远是一个孩子、一个宠儿、一个狂生。2011年的酒驾事件，几乎让高晓松重启人生。他曾说，自己获刑后在里面回想从前，“常把脸捂在褥子里说，‘我以前怎么是这样一个人？’”他甚至感恩生活，“在最关键的时刻给我悬崖勒马，让我免于陷入疯狂”。

2012高晓松作品全国巡回演唱会南京站。

你喜欢的人喜欢你，你鄙视的人鄙视你，两不相欠，才是完美人生。

2002年，《青春无悔》专辑再版，高晓松在序言中写：“我知道人注定会被生活打败，我知道从37岁到43岁我会左遮右挡陷入苦战；从47岁到53岁我会平静缴械回到被人供养的童年；我知道有一天我会笑看爱恨，诗酒余生。”如今来看，生活似乎都应验了他的预测。

在记者面前的高晓松，虽然和屏幕里一样，依然有北京男孩那股吊儿郎当与混不吝的劲头，挥舞着一把折扇，常把自己逗乐，但进入第四个本命年的他，言语间谦和有礼，心平气静。他说作为创作人，活得长是一种幸运，因为这样可以如日记般记录自己成长的种种心绪。“年轻的时候，我怕逝去，怕得要死，所以写的歌都是那样的情感；后来发现逝去就逝去，你也没辙，所以就写了《杀了她喂猪》《彼得堡遗书》；再后来，当很多东西真的都逝去了，你会猛然发现，其实只是一层表皮没了，就像地上没了草依然可以长出树，所以我写《万物生》，写《如果有来生》。那时，我发现自己沉得住气了，不怕逝去，也不恨逝去。”

网红高晓松。图/高晓松微博

这些年高晓松身上明显的变化是，进入互联网世界后，他以勇于自黑的气质让自己火速成为“第一网红”。他调侃自己的长相，说“长得丑，命再不好就没天理”；《晓说》最初被他起名为《闲得蛋疼》，意思是“闲得没事瞎扯淡”；在《矮大紧指北》里，他乐于和大众分享自己如何被人碰瓷一千美元，之后又在旅馆捡便宜捞了三百美元。

高晓松早已过了用显微镜放大自己细微伤口的年纪。早在八年前他就曾在微博感慨：“四十岁前总想让全世界人都喜欢自己，又无端恐惧全世界人都鄙视自己。四十岁才发现，你喜欢的人喜欢你，你鄙视的人鄙视你，两不相欠，才是完美人生。”

高晓松的《晓说》最初被他起名为《闲得蛋疼》。

这些年对高晓松最强烈的批评，莫过于说他饱含阶级优越感。知乎上对他评价是：他最大的错误是对贫穷的无知。出身书香门第、根正苗红的高晓松，一路读的都是中国最好的学校，从北京四中到清华大学。小时候他想问个事，父母就给他写个条，让他去找某某院士。相较于年轻时随时随地溢出优越感，如今的高晓松内敛了很多，他说优越感是一个没办法的事，现在还会有，但“总在人前表现优越感，是一个挺讨厌的事”。

高晓松的父母一直希望儿子成为一个“有艺术修养的科学家”，然而他却成了“懂点儿科学知识的艺术家”。“我内心深处一直想做一个较好的知识分子，这就像生活给你盖了一个戳。”不久前，高晓松接到了哈佛大学的邀请，去哈佛做一年研究员，他说每当有这种机会出现，对他都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

总结出“两个高晓松”的李皖其实还说过，高晓松身上一直都有严肃的知识分子的思考，有敏锐的洞察力和端正的态度，只是真实的他被那些感伤的歌曲和痞气爱玩遮蔽了。

高晓松的杂书馆，是一家大型私立公益图书馆，也是一所免费公开借阅的藏书楼。

高晓松的微博认证是：阿里娱乐战略委员会主席、杂书馆馆长。这也是他最为看重的两个身份。“这两件事你要持续投入你的时间、精力、热情，当成职业去做。”高晓松将它们简单归类为“一件是挣钱的事，一件是花钱的事。总得有进有出”。

当年拍摄电影《大武生》时，有人问高晓松，作为一个游吟诗人为何要转向商业制作。高晓松说，自己曾经憎恨或鄙视或发誓永不妥协而此后欣然接受的，不光是商业艺术，还有生活的许多，比如对美国、对乡愁、对父亲，对爱与等待，对岁月和自己。另外，他从不认为他是游吟诗人，而只是随遇而安的游子。

高晓松认为自己只是“随遇而安的游子”。

几年前，身在异国的游子高晓松，曾在某个夜晚独自一人开着车反复听罗大佑那首词义模糊的《思念》，只为最后一句：“挥洒你的笑容回身一转，别了我年少的烦恼寂寞与过眼云烟。”那一刻，他忍不住在心里对罗大佑说：“原谅我没能像少年时在你的歌声里发誓要坚持的那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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