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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还是男权世界。你像我爷爷那一辈，还可以娶好几个太太的。我觉得很多男性，特别怀念那个年代。有时候我觉得也蛮好笑的：这得多累呀。
有了孩子后，我觉得这是一个生命对另外一个生命的责任感。不过，如果一个家庭实在没法继续的话，维持一个假象，还不如让它面对现实。
蒋雯丽还是一头短发，就像《师父》里邹馆长那样。利落也是一样的。不过相比邹馆长的傲气和装出来的场面，蒋雯丽要平和、诚恳得多。
邹馆长是蒋雯丽的“非典型角色”——过去观众没见过这样的蒋雯丽。
不以自己惯常的角色面目示人，是演员蒋雯丽渴望的事。这种渴望，曾有两次获得过极度满足：《霸王别姬》里的小豆子他妈、《立春》里的王彩玲。对王彩玲这个角色，她极为珍惜，乃至于心怀“虔诚”。
蒋雯丽的“典型角色”，是小荧屏上各种妻子的形象。1999年的《分手》，2004年的《中国式离婚》，2007年的《金婚》，再到刚刚结束第一轮播映的2016年新剧《守婚如玉》，蒋雯丽似乎真成了“婚姻问题专家”。
这位“专家”的观点，未必能讨年轻人的喜欢。甚至“守婚如玉”这四个字，本身就能招致反感。毕竟，“过去，整个社会都对离婚有着很不好的判断。”现在，蒋雯丽又在想，“是不是离婚以后就真能过得很好？”
蒋雯丽对婚姻的看法受关注，一部分也因为关于她的丈夫、导演顾长卫的蜚短流长。“明星的婚姻，确实更会受到舆论的影响。”蒋雯丽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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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守婚如玉》这个剧名传递出的婚姻观，会不会太传统了？对婚姻，一定要小心翼翼地去守吗？
蒋雯丽：我觉得还是要守的。我拍完《牵手》《中国式离婚》《金婚》，他们都说我是什么婚姻问题专家。
其实拍到《金婚》，我才真算经历了一整个婚姻。我和张国立老师聊各自的父母，就觉得，人这一辈子，真的是年轻时浪漫；中年开始危机——不光是年龄危机，也是在一起时间久了，缺乏新鲜感，家庭生活又琐碎，事业也费精力——中年真的是人生最难的一个阶段；到了老年，两人又成伴儿了。
男人和女人，本身就像是来自两个星球，性格、家庭、习惯，太不一样了，要在一起，就必须克服那些你看不惯的地方，必须彼此容忍。
南方周末：像《守婚如玉》的女主角苏然，过于看重婚姻，会不会导致对自己的迷失？
蒋雯丽：其实《守婚如玉》也提出了很现实的命题：“小三”出现了，破坏家庭了，你如何面对这份压力，是让婚姻就这样走了呢，还是改变它？
苏然是一个眼科主任，她在精神上是有洁癖的。当她知道丈夫有外遇，第一时间是坚决要离婚的。
直到她丈夫被小三诬陷入狱，苏然才认为，自己对这段婚姻也有责任，一方面，她觉得要去弥补自己的责任；另一方面，孩子在学校里被别人骂，说你爸是强奸犯，她觉得为了保护孩子，也要守护这段婚姻。
这一点我是赞同的，我也是妈妈，这种时候，一定是要首先别让孩子受到伤害。
我看剧本，有些地方其实不太能说服我：她怎么就能守，为什么非要守？面对这么一个丈夫，每天面对家里头这么多糟心事，为什么非要坚持？
我和制片人、导演、编剧一直在沟通，我慢慢觉得，这中间有一个过程：从一开始是坚决要离，到最后选择坚守，这也是一个人的自我救赎。
南方周末：1988年你出演《牵手》，那时婚外情还是极具争议性的话题。你当时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的？
蒋雯丽：后来他们才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反映婚外情——那时还不叫做小三——的电视剧。所以我也没从婚外情的角度去想，只觉得它是一个很现实的剧本。
通常找我演的很多角色，都是贤妻良母型，集中华传统美德于一身，总要忍辱负重。但《牵手》里的夏晓雪很真实，她有对家庭的付出，也有她的不满：我付出了，我就要有得，你不给我爱、不给我安全感，我会抱怨的。
《牵手》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夏晓雪原本是知识女性，但在婚姻中，她对自己越来越没有追求，一心扑在家庭、孩子身上，慢慢地丧失了自我，跟老公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女性通常容易这样，误以为这些就是生活的全部。
《中国式离婚》剧照
南方周末：后来的《中国式离婚》大致有同样的意思。林小枫要求宋建平从国营医院跳槽到外资医院，自己则专门回归家庭，从此两人感情就开始走下坡路。
蒋雯丽：《牵手》里至少还有第三者，有一个外因。到了《中国式离婚》，其实（编剧）王海鸰老师想探讨的是，外因也是无中生有的。陈道明老师演的宋建平，他和对门女邻居，其实自始至终都没有什么婚外情。就是林小枫彻底丧失自我以后，无中生有然后歇斯底里，这也很有现实代表性。
南方周末：你还演过一部电影，1998年吕乐导演的《赵先生》。男主角最后出了车祸，最先想起的不是老婆，而是一个一夜情的女孩。
蒋雯丽：也是很深刻地反映男人的本质（笑）。你看男性一看到漂亮的女孩儿，他的眼睛一定会闪光，这是本能。但是家庭、社会，要求他必须承担责任。
电影里那个小三，对他基本上是吆三喝四，他也拿她没有办法。他在两个女人之间焦头烂额，想寻找出路。这也很写实：一个男人如果有一个老婆、一个情人，他往往特别想从这两个人中间出去，能有个透气的地方，而这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对我没有任何要求的一个人。很多小三是这样出现的，男人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一棵树了，最后却发现，这棵树又变成了绳子。
南方周末：这么多作品，出轨的总是男人，然而现实不尽然是这样的。
蒋雯丽：对，不尽然。只是这个世界还是男权世界。你像我爷爷那一辈，还可以娶好几个太太的。我觉得很多男性，特别怀念那个年代。有时候我觉得也蛮好笑的：这得多累呀。
现在也有很多独立的女性，但女性还是有动物的母性本能，她们有哺育、喂养的本能，所以女性回归家庭的，自然也多一些。
《金婚》剧照
南方周末：2007年拍《金婚》，对你的一大触动是，对婚姻要有包容心？
蒋雯丽：对。婚姻就是打打闹闹，磕磕碰碰。不能因为对方偶尔犯过的一些错误，就过不下去了。人吧，水至清无鱼，人至清无友，你太过要求洁身自好，一些坎儿就永远过不去。
有时候想想我自己，也是一个有很多缺点、很多毛病的人，也会说错很多话，做了伤害别人的事，自己还不知道，对吧？那别人怎么忍受我，我也是很难被忍受的呀！
南方周末：越来越多的人可能觉得，离婚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蒋雯丽：我也是听他们讲，整个社会的离婚率特别高，中国的离婚率可能在世界前列，尤其是80后、90后，很少会像我们那代人，结婚就是想过一生。
我身边也有朋友经历过很多段婚姻，最后说，你看我离这么多次婚，到现在还原地打转。并不是说你不停地换人，就可以找到幸福，很多时候，可能需要改变的是你自己。
南方周末：马伊琍说过，“恋爱虽易，婚姻不易，且行且珍惜。”看来你也认同这句话？
蒋雯丽：我觉得是。尤其有了孩子后，我觉得这是一个生命对另外一个生命的责任感。
不过，如果一个家庭实在没法继续的话，维持一个假象，还不如让它面对现实。
南方周末：什么样的程度该守，什么样的程度该弃？
蒋雯丽：如果两个人都还没想放弃，都还对家庭有一份责任和珍惜，那就尽可能地维护它。还有，一方犯的错误，是不是真的可以宽容？如果说你每天都在恨对方，这件事你永远都过不去，那也不行。
南方周末：对于你来说，婚姻中什么事，是绝对过不去的？
蒋雯丽：如果像《守婚如玉》这种情况，我恐怕没她那么坚强。当然这个故事编织得的确比较极端：华莎基本上是铁了心要把这个家庭破坏掉的。这对一个家庭来讲真是灭顶之灾，我觉得这太痛苦了。
南方周末：明星面对婚姻上的选择，会比普通人更多一些顾忌吗？
蒋雯丽：舆论的压力确实会影响。尤其过去，整个社会对离婚还是有一种不好的判断。但是现在，好像大家都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个时候，我觉得也应该提出来，是不是离婚以后就真能过得很好？
南方周末：现在有许多年轻人根本就不打算结婚，也有人认为婚姻本身就是反人性的。你怎么看？
蒋雯丽：记得我去肯尼亚的原始公园，就发现，动物们也是以家庭为核心的，比如说犀牛，就是爸爸妈妈带着孩子。我很吃惊，我还以为动物全是群居的，结果它们也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羚羊、鹿，都是一群一群，但这一群里头，只有一个丈夫。这一群，也是一个家庭。
我觉得家庭可能还是人类（动物）繁衍生命的基本单位，它维持着整个社会的一个平衡，至少目前还没有更好的方式。
南方周末：亲情、友情、爱情，在你心里有一个排序吗？
蒋雯丽：亲情是最重要的。其实跟另一半，时间久了，也像亲人一样，是从爱情到了亲情。友情也非常重要。爱情很重要，但它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东西，对我来说，它又让我有点儿害怕。因为它可能把你的生活完全打乱，对吧？从我心里来说，我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
《霸王别姬》剧照
南方周末：你之前说过，《霸王别姬》给了你表演的自信？
蒋雯丽：我考到电影学院的时候，老师说我是个本色演员。那时候大部分来找我的，都是那种农村戏，就觉得我特朴实。陈凯歌导演当时让我去演一个跟自己反差非常大的角色。在那之后我就觉得，哦，原来我还可以演这样的角色，就有了信心。
《立春》剧照
南方周末：大家对你印象最深的角色，可能是《立春》里的王彩玲。
蒋雯丽：我在拍《立春》的过程中，就觉得我是一个演员，是在一个表演的殿堂，向那儿爬行。王彩玲怀着一颗虔诚的心站在那儿唱歌，我也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在演戏。
我觉得其实我就是她。我在蚌埠的时候，很多心声跟她是一样的，看到有人离开，我都会很羡慕。就在一个小城市，生活就像父辈一样不断循环，又不甘心一辈子就在这里就这样下去，总觉得外面的世界是精彩的。
今天我回到老家，还会和我的发小，聊当年一起幻想的好多事情。他们也都是怀揣着梦想，可至今他们还在那儿，也安居乐业了。现在想的大部分都是孩子了。
我有时候想，如果不离开也挺好的，安安静静在一个小城市生活。一个小学同学，有一回居然跟我说，离什么婚呀，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婚都懒得离了——城市太小了，你只要离个婚，全城的人都知道了。我听着都好笑，所以真的都很少有人离婚。
南方周末：《师父》里的邹馆长，和你以前演过的形象都不太一样，这个角色是怎么接下来的？
蒋雯丽：有一年我做金马奖的评委，徐皓峰导演的电影《箭士柳白猿》入围，我第一次看了他的片子。就觉得这个导演拍的武侠片，和以往看到的都不一样。
后来我做导演，拍《我们天上见》，我的后期混音师和徐皓峰是同学，他说，导演有个戏想请你，我们约着见一下。结果一见如故，他给了我好几本书，比如他写的《逝去的武林》，我觉得写得特别好。
南方周末：徐皓峰设想中的邹馆长就是笑面虎吗？
蒋雯丽：当时导演跟我说这个角色有点“男人打江山，女人守江山”的感觉，举了一些历史人物的例子，但我不是特别能抓到。后来试的过程中，我们觉得，这种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方式也蛮好的。
我很少演反派，所以一开始也并不是特别准确地知道，邹馆长应该是什么样子。后来拍完，导演就说，以后他片子里的反派都是我来演。
南方周末：导演发现了你身上“邪恶”的一面。
蒋雯丽：是呀，每个人身上都有邪恶的一面。邹馆长，我并没有觉得她特别邪恶，她是因为有使命感。每个人身上都有这些面。
我第一次演反派人物，是在日本电影《猫眼》里演一个黑社会老大。那个戏里头，我也有个儿子，我用鞭子抽他，但是我一边抽他，一边还流着眼泪。演这个人物的时候我才感觉到，反面人物给了演员特别多的表演空间，也容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你坏是正常的，可是你在坏里再好一点，那观众就会觉得你的人性是丰富的，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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