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女性的内在障碍：如果克服了恐惧，你会做什么？

既然更多男性以成为领导者为目标，尤其是考虑到女性要面对的所有障碍，他们最终能达到自己目标也不足为奇了，而且这种不平等模式从他们踏入社会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作家萨曼莎·尹杜斯（SamanthaEttus）和她的丈夫曾读过女儿幼儿园发的年刊，里面谈到每个孩子都要回答“你长大后想做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

他们注意到，有些男孩立志要当总统，但没有一个女孩有这样的想法。最近的数据显示，当这些女孩成年后，她们的这种想法也没有什么改变。在中学时期，也有更多男孩比女孩想要在未来的事业里获得领导者的角色。

排名前50位的大学学生会主席中，女性不到1/3。人们对男性抱有职业成就方面的期待，对女性的期待则是可有可无——更糟糕的是，“她很有抱负”这句话在我们的文化里并不是一句赞美之言。

积极进取、作风强硬的女性违反了那些关于社会“可接受行为”的不成文规则。男性的进取、强大、成功会不断地受到人们的称赞、喝彩，表现出相同特点的女性却常常受到社会的惩罚。这意味着，女性在获得成就的同时，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就目前情况而言，仍然有来自社会的压力让女性从年轻的时候就得考虑婚姻问题。当我上大学时，父母虽然也强调要学有所成，但对婚姻问题的叮嘱更多。他们告诉我，最适合结婚的女人很早就结婚了，她们会在“好男人”被抢光之前先下手为强。我遵从了他们的建议。

上大学时，我将每个约会对象都当作潜在的丈夫候选人加以考验（相信我，如果你19岁时就这么做，那绝对会毁了约会）。当我快毕业时，我的论文指导教授拉里·萨默斯建议我申请一个国际奖学金项目，但我拒绝了，理由是如果我在海外生活，那么约会对象就不大可能发展成为我的丈夫。于是我转而去了华盛顿特区，那里尽是适合结婚的男人。

毕业后第一年，我果然遇到了一个“适合结婚”的好男人，并和他结了婚。当时我24岁，也真诚地相信婚姻是幸福的开始，是有意义生活的第一步，也是必然的一步。但事实并非如我所料，我还没有成熟到能够做出这样一个事关一生的决定，这场婚姻很快就破裂了。25岁时，我不仅完成了结婚这件大事，也经历了离婚。

那段时间，于我自己，以及在旁人眼里，这似乎都是一场巨大的失败。之后很多年里，我都感到胸口上赫然贴着“离异”的标签，相形之下，事业上取得的任何成就都显得黯然失色。

纽约外交关系协会的女性与外交政策项目副主管、我的朋友盖尔·莱蒙（GayleTzemachLemmon）分享过她自己被教育要做到“婚姻先于事业”的个人经验。她在《大西洋月刊》（TheAtlantic）中写道：“当我27岁时，我获得了一笔极为丰厚的奖学金可以前往德国学习德语，并在《华尔街日报》社工作。以任何客观标准来看，这对于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来说，都是个不可思议的机会。我知道这对我以后的人生是极有帮助的，但听说我要离开当时的男友到国外居住一年，我的女伴们都一脸的震惊和恐惧，亲戚们都问我是否担心自己还没结婚。我与当时的男友参加一场户外烧烤活动，他的老板拉我到一边提醒我‘像那样的好男人可不多’……就在那一刻、在整个院子里，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孤单。我很想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因接受职业生涯里的一个重大机会而感到内疚。”

在莱蒙看来，其他人所给出的这些负面反应，导致的直接结果是让许多女性“仍将进取心看作是羞于提起的字眼”。人们与我争辩，认为问题并不在于进取心本身。他们坚持认为女性不像男性那样有抱负，但她们会更开放，并勇于追求不同的、更有意义的目标。

我不会反驳这种看法。除了在职业生涯上孜孜以求之外，人生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比如生儿育女、个人追求、社会贡献以及扶助他人等等。有许多人在工作中极为投入，但并不意味着（也不应该是必须）他们想要成为工作单位的经营管理者。若要让自己产生影响力，成为领导者并不是唯一的方式。

我也承认，男人和女人之间有着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异。我的两个孩子都是母乳喂养，我有时候会非常失望地想到，哺乳是我丈夫压根儿就没有生理条件去做的一件事。在性别差异中是否存在某些先天的特征让女人更适合哺育后代，而让男人更有自信与决断力？很有可能。然而，在今天的世界中，人类不再像古代那样必须在野外觅食打猎，我们对领导意志的渴望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被文化催生和强化的特质。

个人怎样决定自己能做什么、应该达到怎样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的社会期望塑造出来的。从一出生，男孩和女孩受到的待遇就不一样。父母更倾向于和女婴而非男婴说话。母亲在高估小男孩爬行能力的同时，又会低估小女孩的爬行能力。母亲常常会花更多时间去安抚和拥抱女婴，而花更多时间看着男婴自己玩耍，因为她们相信女孩比男孩更需要帮助。

其他的文化讯息则更明显。金宝贝公司（Gymboree）设计的婴儿连体服上，男孩版的图案文字是“像爸爸一样聪明”，女孩版的图案文字是“和妈妈一样漂亮”。同一年，彭尼公司（J.C.Penney）推出的一款少女T恤衫，上面印着一串看上去得意扬扬的文字：“我漂亮到不用写作业，所以我的兄弟必须帮我写。”这一切并非发生在1951年，而是发生在2011年。

更糟糕的是，传递给女孩们的讯息不仅仅是整个社会在鼓励这些肤浅的行为，而且还转而明显地阻碍对女孩领导力的培养。当一个女孩尝试领导者角色时，她常被贴上“爱使唤人”的标签。男孩则很少被这样看待，因为如果一个男孩想要做领导者，这既不会出乎人们的意料也不会冒犯谁。我童年大多数时候都被贴着这样的标签，相信我，这并不是对我的赞许。

关于我小时候爱使唤人的故事被提起（以及不断被提起）时，总是被大家当作趣闻乐事。当我读小学的时候，我总让弟弟戴维和妹妹米歇尔围着我转，他们不但要听我一个人长篇大论，还得在我说完时大叫“说得对”。

我是附近孩子里最年长的，据说我常常花很多时间去指导孩子们的演出并组织由自己管理的俱乐部。人们常常对这些传闻一笑了之，但直到今天，我仍对自己童年的行为觉得有些难为情（对于女孩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导致我写了这么一整本书，所以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或许这也部分解释了我写书的动机）。

即使当我们30多岁时，我小时候做过的这些事情仍然是弟弟妹妹取笑我的最佳方式。当戴夫和我结婚时，戴维和米歇尔说了很精彩的祝酒词，开头是这样的：“嗨！你们中有些人认为我们是谢丽尔的弟弟和妹妹，不过说实话，我们其实是她的第一批员工——员工1号和员工2号。最初，我们俩一个1岁，一个3岁，没什么用，不但软弱，而且行为随便、懒惰。我们比较乐意让自己身上沾满口水，而不是去读早晨的报纸。但那时谢丽尔已经看到了我们身上的潜力。10年多的时间里，她悉心地指导和塑造着我们。”

在场的人都大笑起来。他们继续说：“据我们所知，谢丽尔从未像一个孩子那样真正地玩耍过，她只是在组织其他孩子的游戏活动。同时，她也管理大人。当我们的父母离家休假时，负责照顾我们的是祖父母。谢丽尔会在父母离开前表示抗议：‘你们走了，我现在既得照顾戴维和米歇尔，还得照顾爷爷奶奶，这不公平！’”

大家笑得更大声了。我也跟着大笑，但也有点难为情。现在我还是觉得如果一个小女孩被人们认为如此的……专横，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想到这我又不好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