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关键词

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被誉为“欧洲最后一位知识分子”，在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占有独特的地位。本雅明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区别于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具有较强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把“潜存的超验意志”纳入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理解中，运用“意象化思辨”的方式使人们释放感性意识的自觉，将革命契机置于当下，突破历史宿命论，尊重历史的现实多样性、丰富性和可变性，以此重新理解共产主义。本文将以意象化思辨为切入点，试图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考察本雅明对共产主义的阐释。

本雅明的早期作品展现了对文学、戏剧、摄影、电影等艺术作品的强烈兴趣，他认为艺术作品孕育了突破资本原则的革命力量，艺术表达方式蕴含着重塑社会关系的积极作用。尤其是达达主义、蒙太奇剪辑等艺术表现手法，唤醒了人们潜意识中的理性反思能力，这些艺术通过感性的表现形式改变人们对社会等级的经验认知，呼吁大众建立一种以狄俄尼索斯精神为表征的社会身份，形成了一种无产阶级精神和价值观。本雅明认为，现代艺术政治化可以形成无产阶级感性意识的集体形式，并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精神动力。但在现实中，这些被艺术释放的集体感性意识最终仍然被资本机械复制技术所褫夺，不但没有推动社会进步，反而被政治强权误导和利用，体现了集体感性意识所具有的盲目性。因此，本雅明指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文学形式剧烈融合的进程之中，在这个融合进程中，许多我们的思维所习惯的对立都可能失去它们的力量。”他深感意识在生活世界的异质性和多元性被强权政治利用和操控的无奈，也更加关注“无产阶级意识”主体性的研究。

20世纪初，浪漫主义开始在德国文学界流行，这种写作方式除展现艺术的真实性外，还通过“精神统治”凝聚阶级意识，以集体主义凝结的总体性精神对抗经济危机的苦难。本雅明一方面赞扬浪漫派展现的“精神革新”；另一方面他也发现这些文学元素背后蕴含着极大的危险，认为“精神统治”试图用总体性精神概念来统摄人与社会的关系，把个体的“自由理性”汇集为集体的“国家理性”，造成工人阶级不加反思地顺从总体性精神的统治。同时，这种“精神统治”也在促使德国政治发生变化，德国纳粹利用人们对社会改革的总体性诉求，把无产阶级意识重建于虚假的集体精神之上，大肆宣传民族关系、阶级斗争关系，形成“虚假集体主义”（false collectivism）。本雅明指出，如果不对“精神统治”加以批判，无产阶级意识必然受到虚假集体主义的影响而产生盲目性。本雅明认为无论是巴黎公社的失败、德国纳粹的上台，还是布朗基（Louis-Auguste Blanqui）领导的法国早期工人暴力运动的失败，都是因为忽视了无产阶级意识盲目性的问题。“如果没有列宁那种毫不妥协的政治意志，无产阶级革命就不会有进展。”无产阶级需要强大的意志力去克服其自身的盲目性，可是在那个年代，无产阶级革命在历史事件中表现出的盲目性仍被忽视。

本雅明所关注的无产阶级意识盲目性是他所处时代的一种“被遗忘的事物”，阿甘本（Giorgio Agamben）也称本雅明所关注的问题是“个体或集体生活中被遗忘的瞬间”。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几乎找不到关于马克思分析和批判法西斯主义的著作。法西斯并不是依靠政变夺取政权，法西斯势力上台后，利用群众性的政党控制一个国家的大多数群众，以群众策略制造社会混乱，继而利用群众向往社会安定的普遍心理设法取得群众信任。德国共产党更是没能对希特勒等人滥用“反对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的口号加以揭露，导致法西斯势力利用大众和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制造了一场人间悲剧。本雅明认为无产阶级意识是无产阶级解放人类事业的“头脑”，“头脑”不清就不可能确立革命的真实目标。德国共产党正是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盲目性这个问题，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在思想上轻视了法西斯势力，在以虚假集体主义引导理性并附属于某个特定社会利益后，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危险。

产生这种危险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形而上学作为自然的倾向”的缺陷，即理性形而上学的思辨方式总是将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归结为某个绝对的先验理念，试图用某个总体性精神概念来统摄人与社会的关系，通过统一的总体性精神凝聚个体意识，使个体意识服从“同一性逻辑”。本雅明认为，形而上学思辨以总体性思辨方式寻找统一性、统摄性的自然倾向，容易使人们的思维被强权政治操控，如果不对形而上学的自然倾向所产生的缺陷加以批判，极易产生“虚假集体主义”的幻象，致使无产阶级受到资本主义权力和文化思想的利用，进而沦为被利用的工具，成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缓解社会矛盾的有力武器。

本雅明需要在理性思辨中寻找一种具有自我反省能力的思辨方式，一种独特的开放性思考方式，以此发挥主体的实践精神，摒弃理性控制一切的野心，从而彻底消除“虚假意识”的统治。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本雅明找到了无产阶级意识超越“形而上学作为自然的倾向”的反省能力。由于当时西方哲学传统的理性思维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之间存在断裂，没有作为中间过渡的介质进入马克思的哲学思辨方式，人们无法正确理解“阶级意识”“无产阶级革命”“共产主义”蕴含的理性自律性和理性自我反思的作用和真正威力，甚至当时代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第二国际也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生硬地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先验概念、唯一的思想权威和理论准绳，僵化地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作公式，深深影响了无产阶级意识解放的旨趣。

为了打破传统马克思理论思辨的僵化，阐释马克思哲学建构理性自我反思的思辨方式，本雅明决定寻找一种新的反体系的思辨方式作为介质，重新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研究。本雅明的方法是发挥人的感性意识在思辨中的作用，并在感性意识中打破理性形而上学思辨的缺陷，因此在他的著作中不难找到关于“想象”“记忆”“意象”等感性意识概念。正是通过这些感性意识在记忆中收集意象（bild），以片段、迸发的方式重新思考历史，破除僵化的、连贯性的系统逻辑，形成一种开放式的重新审视历史的思辨过程，让人们重新尊重历史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可变性。本雅明把这种感性意识思辨称为意象化思辨，它具有“停顿辩证”“收摄运动”“建构革命”等特性，凭借这些特性打破理性的纯粹知性概念演绎，使人理解其自身和其所处的历史阶段，重新反省和认识历史发展的过程。

意象化思辨的第一个特征即是寻找集体感性意识中的共鸣体验。本雅明通过“感知能力以摄影的形式再现自然”的方式，唤起人们对资本理性使人类社会发生异化的共鸣体验。“拱廊街”是今天商业综合体的前身，因19世纪纺织品贸易在巴黎的繁荣，拱廊街作为商品贸易的中心被修建，它是人类建筑史上第一次出现人造材料的建筑，钢铁、玻璃、混凝土等材料被广泛应用在商业建筑中。拱廊街内商店的招牌和商品展示大多用具有展现艺术科技化的铁质艺术品进行装饰，每当人们漫步拱廊街时，会产生一种共鸣体验——社会历史的进步、生产力发展给人类带来了便利。一旦被这种共鸣体验所迷惑，人们就不会思考拱廊街被建造的目的，而是沉浸在对资本主义建构的历史进步、社会进步、生产消费循环的认同感中。但是，只要仔细反思就会发现，这种存在于集体感性意识中的共鸣体验构成了最荒诞、迷惑、芜杂的资本主义审美理性，它不断刺激消费、迎合资本的增殖，它所构建的现代商业场所最为彻底地展示着资本生产的逻辑。反思拱廊街体现出的资本主义审美理性，人们会发现理性思辨方式总是有一种寻找“先验理念”的趋向，康德认为“形而上学作为自然的倾向”具有“纯粹知性概念演绎”的能力，是一种无法消除的本能欲求，是人的理性和人的生活不可缺失的部分，它总会让人们不断寻求“先验理念”，从而被某种理念控制，造成盲目与幻象。本雅明要打破这种先验理念造成的盲目与幻象，他凭借人们集体感性意识中潜在的“想象、记忆、意象”，使理性的“纯粹知性概念演绎”和资本主义的审美理性停顿下来，避开理性思辨的弊端，以此结合感性意识对理性知性概念的演绎进行验证，重新审视这种来自虚假“先验理念”的审美理性。本雅明解释这种思辨方式时，称它为“停顿的辩证法”（dialectics at a standstill），即当思维以某种“意象”开始停顿时，就会产生一种顿悟，这种顿悟是连续思维中的迸发，也是出现新事物的过程，以此探求知性概念是否具有真理性，防止知性概念的独断性对理性思维的宰制。本雅明写道：“思考既是思想的运动也是思想的停顿，当思想在一个充满张力的星丛中凝结时，意象思辨就出现了，这个意象是思想运动的停顿，它的停顿点是必然的而不是任意的，它是与历史的对象相符合的，是从历史的连续体中爆破出来的。”这个“充满张力的星丛”指的是理性所追求的自由与形而上学的自然倾向形成独断性的巨大反差，当人们的思辨一旦顿悟到这个反差，便会对理性的自主性和反思性进行追问，并在头脑中形成一个新的“意象”，此意象就是对理性进行审视和验证的介质，把理性思维作为对象进行反思，从而完成理性主义主体的自我形成过程。可见，意象化思辨即是一种保持对理性思辨的自觉，防止人的思想和生活陷入迷雾，进而捍卫人的思想和生活，使之保持多元化和具体化的反思理性思辨的方式。本雅明以此提醒我们，理性思维方式有一种必须提防的僭妄，人的思想和生活不能陷入理性编织的迷网。

意象化思辨的第二个特征是对想象、记忆等感性意识进行“收摄”（recapitulate）。本雅明利用瑞士画家保罗·克利的油画《新天使》作为隐喻，以天使的视角进一步揭示“停顿辩证法”的认知方式：“一个仿佛要从某种他正凝神审视的东西转身离去的天使。他展开翅膀，张着嘴，目光凝视。历史天使就可以描绘成这个样子。他回头看着过去，在我们看来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只是一整场灾难。这场灾难不断把新的废墟推到旧的废墟上，然后把这一切抛在他的脚下。天使本想留下来，唤醒死者，把碎片弥合起来。但一阵大风从天堂吹来；大风猛烈地吹到他的翅膀上，他再也无法把它们合拢回来。大风势不可挡，推送他飞向他背朝着的未来，而他所面对着的那堵断壁残垣则拔地而起，挺立参天。这大风是我们称之为进步的力量。”本雅明以天使的视角让我们看到历史并没有“未来的样子”，历史也不是线性时间编年史的事件堆积，历史与“过去”和“当下”（Jetztzeit）的社会生活相关，可惜的是人类并不了解这些，因为人类不是天使，人类习惯性地使用理性形而上学的思辨方式看待历史，把历史规律归为某个终极、绝对的先验理念，使之统摄人的存在和社会生活，把人的存在和社会生活设置在一个封闭的框架内。若想打破这个封闭的历史框架，只有“天使停下来，去唤醒逝去的人们”，让人们拥有面向“过去”、背对“未来”、思辨“当下”的能力。这种能力收摄无数个来自过去和当下的想象与记忆的意象，而后停留在收摄的意象中，让人类的认知返回理性自身，把理性作为对象进行反思，从而完成对理性的重新认识。本雅明把过去与当下的想象、记忆等感性意识图像视为拯救性记忆，这些意识图像促使人们不断反思残垣断壁的世界，“聚精会神在当下”（presence of mind），改变当下一切的残破不堪。在这里，意象化思辨的收摄运动方式被引入到对历史的理解过程中，历史是在“过去与当下”的意象中被重新组织的过程，修订了历史被抽象定义的范畴，想象和记忆的意象把历史归结为一种激烈的变化性过程，历史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成为一个动态画面。阿甘本更是进一步解释这样的历史概念：“过去是一个飞逝性的画面，而当下的危险使过去闪耀，使它重新刺回当下，以此冲破历史的序列，使之处于开放状态。”当人们不断把当下作为历史，把对未来的预见作为改变当下即将发生的运动时，意象化的收摄运动就成功地把历史范畴向前推进到一个新的视域中，即人们将感性意识作为认知方式理解历史时，就可以看到未来不是既定的，不会在理性逻辑的终点顺其自然地出现，它是人们在当下抓住每一个救助自身的契机。

意象化思辨的第三个特征是借助神学语言构建积极姿态的革命概念。本雅明认为理性形而上学的思辨方式是人的一种本性思辨，它很难被消除，却可以通过神学思辨来提醒人们理性思辨的缺陷，因为神学语言具有一种“内在征服”的积极姿态，这种内在征服性可以使感性意识发挥主体性功能，从而避免理性的缺陷。在本雅明看来，神学并非信仰体系，而是一种宗教语言或符号，神学具有一套独特的消解、批判和否定概念构成的语言体系，这种消解的语言体系在《圣经》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圣经》中教导世人在“要像……不”的形式中生活，“做生意的，要像赚不到利润的；造房子的，要像住不进去的；播种的，要像收获不了；剪葡萄树的，要像采不了葡萄的；结婚的，要像生不了孩子的；没结婚的，要像变成寡妇一样”。这种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不能仅被理解为单纯的比较级修辞手法，应看到它的“内包”张力，即用后一个概念去反对前一个概念，将一个概念的语义推向另一个概念的语义，这看似是前者在对后者让渡权利，实质上却是二者的共同消解，这一过程消解了不平等的社会现象，也表现为一切等级的解体。神学语言的这种“内在征服”的积极姿态表明，神学语言的否定并非在一物与对立面之间的差异性中耗尽自身，而是在不改变形式的前提下暗中破坏它，将神学中的诫命视为生活规则融入人的生命之中，脱离现实社会法律和权力掌控的空间。换言之，宗教语言表现出一种无冲突性的置换和构建概念。无冲突并不意味着退缩，而是相反；它以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介入人的意识之中，产生“潜在革命性”，既不与现实社会发生冲突，也没有暴力征服行动，最终消解一切等级制度，建立新的秩序。本雅明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也应具有这种潜在的革命意识，以其“内在征服性”的积极姿态消解资本理性控制的单向度社会，从而维护自由生活的革命行动。当本雅明沿着批判理性主义，不断探索重建感性意识主体性之路时，他不但以意象化思辨解构、否定和批判理性形而上学的思辨方式，而且把意象化思辨视为人类自身作为突破资本原则的重要途径。他期望当无产阶级以意象化思辨对理性进行自我反省时，就会形成一种具有自主性、战斗性、批判性的革命意识，而一旦这种主动的革命意识与革命行动相互联系，无产阶级一定能成为真正改变旧世界的主体力量。在《历史哲学论纲》中本雅明说道：“掌握历史知识的不是任何别人，而是奋斗着的被压迫阶级。”阶级意识需要在历史中被理解，也只有工人阶级以意象化思辨来重新理解历史，才能真正创造历史。

意象化思辨发生在感性意识之中，感性意识指的是人们拒斥理性思维带给人们抽象理解历史的契机，感性意识不会自动表现出来，它们以片段式、爆裂式的思辨展现在矛盾中，而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使它同所有阶级之间都存在矛盾，无产阶级是最能感受感性意识的阶级，也是最能凝聚感性意识的阶级，感性意识可以使无产阶级形成一种革命的共产主义意识的潜力。本雅明讲述意象化思辨的本意就是争取从无产阶级内部产生自主的革命意识，他用意象化思辨打开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有关意识形态的问题，证明了思想不仅是对人们所处时代的被动反映，也是积极的历史力量，只要意识形态有益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它就会在历史发展中起到积极作用。但是，本雅明的意象化思辨过于强调潜在主体的革命意识，并且把神学纳入了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中，以神学的“潜在本体论”为基础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又以弥赛亚主义、浪漫主义、乌托邦主义等元素拼接了一个“异端的马克思主义”，这使本雅明的理论带上了“弥赛亚的救赎”“资本主义的世俗启示”“无阶级社会”等标签，本雅明本人甚至也不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即使是他的好友汉娜·阿伦特也称他为“最古怪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我们再一次梳理本雅明的思想进路，从时代困境的理性批判到意象化思辨的历史批判，我们看到他真正的用意是在以意象化思辨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辩护。

1937年，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在通信中问及本雅明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辩护所使用的哲学方法。本雅明回答道，他决定要找到一种不是机械的表达方式，即意象化辩证法，以意象化辩证法对客体进行具体辩证分析时，需要以批判的思维对人们固有的观念进行审视。本雅明以意象化辩证法分析共产主义，对共产主义做出全新的阐释，为我们理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开辟了新的空间。

本雅明批判历史目的论对共产主义的僵化解读，认为这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最大的曲解。当人们不加批判地接受历史目的论宣扬的共产主义时，共产主义就会停留在悬设的理念中，人们不再具有奋斗和抗争意识，从而服从于现实、妥协于现实，放弃改变世界的现状，把现存一切永恒化，失去新生活的希望；共产主义更不应成为第二国际机械经济决定论者所宣扬的“进步”概念，将物质进步作为公共生活的显著特征；共产主义社会也不是理性观念线性时间轴的终点，它不会在理性逻辑的终点顺其自然地出现。

本雅明认为共产主义是一切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总和，是在历史过往中生成的当下，是依靠无产阶级的觉醒而建构起的人类美好的现实生活，更应是无产阶级在当下抓住每一个救赎自身的政治契机，以革命形式实现人们全面自由的状态。本雅明指出，要与庸俗的历史自然主义决裂。通过反对庸俗的历史自然主义所蕴含的历史目的论，本雅明深化了对共产主义的阐释，即共产主义不会在线性时间轴的终点等待人们，共产主义是在革命实践中生成的崭新的人类存在状态。本雅明正是从人类精神的独创性角度来理解共产主义社会，才把收摄感性意识的意象化辩证法作为方法论，展现人类精神领域的超验主义原则，在人类精神领域的独创性中解读共产主义。那么，这样的解读到底能够呈现出怎样的共产主义？

首先，共产主义存在于最微小的个别时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表明，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表现出物化逻辑，暴露出资本增殖逐利的本质同人的全面发展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在逐利逻辑限制下很难引领人类社会走向人的全面发展，必然会导致社会危机。无产阶级的主体性就潜藏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矛盾中，一旦产生社会矛盾，无产阶级要求全面发展的主体性就会显现，以自在自为的主体性对抗资本的物化逻辑，摧毁资本主义的一切统治。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中，本雅明看到共产主义革命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间隙中，存在于最微小的个别时刻，这一时刻恰似“弥赛亚式时间”。“弥赛亚”概念源自犹太教救世主救赎人间的预言：当世界末日来临之时，犹太教的受膏者（弥赛亚）将会降临世间，带领无政府、无军队、无圣殿、无土地、过着如奴隶般流亡生活的犹太人复兴他们的民族与国家。后来弥赛亚的预言进一步发展为，当末世来临时，救世主出现在人间，人将不分等级、地位和财富，所有信仰神的人都可以过上蒙福的生活。在这一预言中，弥赛亚的降临消解了人间一切的苦难，这预示着弥赛亚的降临将带给人类新纪元。本雅明把资本主义带给人间的苦难称为“弥赛亚降临前的世俗启示”，把“弥赛亚救赎后的新世界”称为“无阶级社会”。在本雅明看来，“弥赛亚式时间”即是对过去的否定与批判，是迎接新纪元的开始，弥赛亚的来临一定要通过末世的来临作为前提，人们只有经过末世的痛苦挣扎，才会期待新纪元的开启。这就是说，“弥赛亚降临的世俗启示”是通过否定达到肯定，实现共产主义的动力也是以资本主义发生的危机作为前提，只有在资本主义危机中才能发现实现共产主义的可能。而就在此刻，现代人已经感受到资本主义统治的压迫，资本主义的矛盾也愈发不可调和，无产阶级所经历的苦难正是为实现共产主义所做的准备，实现共产主义应在人们不断吸取历史教训、保持清醒的防范意识中在当下不断建设，共产主义就发生在与资本主义对抗的当下时刻。本雅明用“弥赛亚式时间”的隐喻冲破既定现实秩序的矩阵，在当下的行动中解读共产主义，激发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

其次，共产主义计划是潜存的、集体的超验意志。在《历史哲学论纲》中本雅明以机械装置为例讲述了一个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故事：“这个机械装置做得十分精巧，它能和人对弈，且棋艺高超，对手走一步，它就应对一步。对弈时，棋盘放在一张大桌子上，棋盘一端坐着一个身着土耳其服装，口叼水烟壶的木偶。一组镜子让人产生幻觉，误以为桌子每一面都是透明的。实际上，一个驼背侏儒藏在里面。这个侏儒精通棋艺，用线牵动木偶的手，指挥它走棋。不妨想象有一个与此类似的哲学装置，那木偶就叫‘历史唯物主义’，它将战无不胜。”木偶代表历史唯物主义，装置内的驼背侏儒则代表操纵历史的神学，如果历史唯物主义能够得到神学的一臂之力，将战无不胜。本雅明深知构建阶级意识也需要一个艰巨的复苏理性主体性的过程，正如他所说，人类需要“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必须作出努力，一次次把传统从陈陈相因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只有通过内在精神的信仰、心理态度的变化或主体意志的反思，才能真正实现无产阶级的觉醒，自觉地承担起解放人类的任务。这种潜存的、集体的超验意志表明，人类是能动地改变历史的主体，历史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历史也是人类活动被变革的过程。历史从未被往复循环的悲观主义所笼罩，而是在人类当下的行动中被创造，人类的变革虽有失败，但变革的结果有待验证，“这就如同以失败告终的巴黎公社其实未彻底失败，而是由后来苏联推行的公社制度来完成一样，因此，我们几乎无法断定后者也是失败的”。本雅明意在召唤大家有所作为，发扬实践精神，以行动“终结”变革；人在历史中是自己命运的主体，在历史中以变革的形式呈现人类实现自身的目的，历史不是某种观念或意识形态模式，历史是有待人类完成的任务。正如马克思所说：“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场运动需要革命者具有潜存的、集体的超验意志，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压迫并对其进行革命。

最后，实现共产主义需要创造历史的主动者，即革命主体。在本雅明看来，这一主体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伴随着工业资本生产兴起的劳动阶级，他们改变了人们对劳动范畴的认知。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时，始终将劳动作为决定性的因素。一方面是作为生产行动的劳动，资本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都是需要工人的生产行为的劳动；另一方面是作为经济行动的劳动，这一行动不再是国民经济学意义上的实用性行为，而是驱使无产者的劳动超过生存需要界限的消费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成了压迫工人的行为，对于工人阶级而言，共产主义是废止劳动的一种革命行动。当无产阶级充分意识到潜藏在集体内的主体能动性时，他们才能通过废止资本主义生产行为劳动和经济行为劳动，重新洞察资本主义的根源与实质，从异化劳动中解放，颠覆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形式，在主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采取革命行动，改变资本主义世界。本雅明赞同马克思所言：“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实现事业本身，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是必需的，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正是意识到革命主体需要强有力的革命意志，本雅明才会说：“革命阶级在行动之时有一种典型的意识，认为他们行将让连续统一的历史进程土崩瓦解。”可以看出，本雅明的意象化思辨所理解的共产主义是一场激发无产阶级革命意志，促使无产阶级发动颠覆资本主义统治运动的革命。

行文至此，本雅明运用意象化思辨为我们打破了历史目的论的局限性思维，它拓展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考，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做出了新的阐释，但这也留下一个问题——共产主义该如何从阶级意识的“潜在本体论”向无产阶级组织和现实的实践过渡？尽管无产阶级具有趋向实现共产主义的超验意志，但在没有阶级组织和现实实践的情况下仍然缺乏自动形成的能力。对于这个理论缺陷，卢卡奇曾予以批判，而本雅明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即“忽视了恰恰是真正的社会革命才能变革人的具体而现实的生活，他就是忽视了人们习惯上称之为经济学的东西无非就是关于现实生活对象性形式的体系。”“只有变成了实践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才具有这种变化事物的功能”。的确，本雅明转变了我们在物质力量中对凝聚阶级意识的认识，他希望以凝聚的精神力量打破现有物质基础，实现社会革命。但进行这场革命需要无产阶级的意志达到高度纯粹的状态，所以本雅明借助神学思想让人们反思，确保无产阶级具有高度纯粹的“趋向正确与真理的意志”。可是让人们仅仅停留在意志层面颠覆资本主义，到头来只能是空洞而危险的。因此，当我们分析本雅明的意象化思辨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时，也应看到本雅明的理论所具有的局限与不足：一是他的意象化思辨表现出对感性意识的依赖，带有浓厚的虚幻色彩，使意象化思辨理论所具有的消解、否定和批判的特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二是他过于依赖阶级意识，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对于阶级斗争而言，最后的决定性问题是某个阶级在一定时刻如何调动阶级意识，但本雅明的意象化思辨并没有具体的调动阶级意识的方式，亦无法将理性转化为实践，无法开创一种非权力性的新统治形式。

本雅明的思考就像他使用的隐喻一样，反思的作用大过行动。但他的理论为后世打开了视域，让我们看到实现共产主义的可能性，让我们明白共产主义的实现需要一个能够调动阶级意识并具有坚强意志力的政党，这一政党可以带领人民冲破一切阻挠，取得历史性成就、创造历史性变革，迎来人类的新纪元。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的政党。在百年峥嵘岁月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摆脱贫穷、自立自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东方奇迹，充分彰显了人民主体性的力量。这样凝聚力量、接续奋斗的政党也许正是本雅明通过意象化思辨，为我们开启思考阶级意识向无产阶级组织和现实实践过度的最佳典范。

阿多诺（T. W. Adorno）这样形容本雅明和他的思想：“那种包裹着一晃就纷纷飘扬的雪景的玻璃球，作为他最喜欢的物品之一绝非偶然，这些如遗物盒般的玻璃球所要从外部纷繁世界中保护的，可能正是作为隐喻家的本雅明对未来而不是对过去的描述。”本雅明是一位善于使用隐喻方式表达深邃思想的哲学家，他的思辨保护着人作为主体发扬实践精神的能动性价值，他认同马克思改造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的观点。但是，这种认同并不能使本雅明最终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本雅明痛恨一切现实的革命，他认为一切革命都必将具有大量的牺牲，他只是期待人类进入高度纯粹的反思理性的状态，从人的内在认识向外部发展去实现改变世界的可能。因此，本雅明只能通过对浪漫派的文化批判到时代困境的理性批判，再到意象化思辨的历史批判理论，表现出对共产主义的向往和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