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后怕黑，即便是在白天的宫殿里，也要点上许多灯。”只是看到这一句剧本描述，俞飞鸿就决定接下《庆余年 2》里皇后这个角色。那是皇后首次出场，她是庆帝的正妻，也是太子的生母。她端坐在宝座上，手里拿着画卷，底下跪着一名宫女，身后则是无数支把宫殿照得发光发红的蜡烛。但威严与权势，并不能概括这位女性的一生。“她怕黑，在看到那一句之后，我突然很好奇，皇后为什么怕黑？” 带着这份好奇，俞飞鸿接下了这个原本戏份不多的角色。

诚然，剧本是一剧之本。但俞飞鸿所不满足的是，剧本所描述的往往是具体的时间、地点和事件，人们会见识到一些人的某时某刻，却并不知晓她最初的模样。无论皇后还是别的什么人，时间线往往从她出场的那一刻开启，但在此之前，她从哪里来，她如何长大，在剧本尚未提及的日子里又经历了什么？“尽管皇后并没有很多场戏，我却常常追问，编剧也会给予我很详细的解答。就在这些一问一答中，皇后的前史在我眼前渐渐清晰。你知道，可能最终大家看不到这些，很多我追问的事情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戏，但是知道这些以后，我会演得不一样，我会带着皇后之前全部的经历和感受去把她演出来。”

俞飞鸿喜欢研究人物的“前世今生”，这也是为什么当初她对小说《银杏银杏》一见钟情。夜色微凉，银杏被月光照耀，一袭黑衣的僧侣，每晚会找一位姑娘喝茶。在一夜又一夜的试探和讲述中，姑娘了解了僧侣的前世今生，却不知自己就是他口中上辈子没有好好爱过的人。

俞飞鸿说：“打动我的并不是爱情，是错过。”她认为错过背后是一种生命的不确定性。在过于年轻的年纪，生活对她而言充满不确定性。“你能知道明天发生什么吗？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它让你活下去的瘾头也是这样的，让你痛苦，让你烦恼，或者让你不安定的也是这样的：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花了前后十年的时间，俞飞鸿才把小说变成电影。心血投入了不少，票房产出却不多。当时的俞飞鸿说：“我用了我最好的十年，做了一件最奢侈的事。”现在再看，俞飞鸿认为那并非失败。“每个年代都是这样的，谁拍的电影都有的赔有的赚。”用票房来评价一部电影的好坏，这是俞飞鸿不能认同的事。

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许知远问她，为什么起点那么高，一上来就拍好莱坞的文艺片《喜福会》，后来却接了《小丈夫》这种比较“庸俗”的电视剧？俞飞鸿淡淡一笑：“我觉得那不是庸俗，而是通俗”语气一如既往地温和。正是通过那次采访，让许多人见识到俞飞鸿的另一面：不卑不亢，坚持原则。

那次节目过后，俞飞鸿并不感到生气。她说：“许知远老师是从男性的角度向一个女性提问，这本没有什么。男性与女性之间原本就很难完全理解，所以他有一些疑问，对我本人也有一些好奇。他很坦诚去问出来，也给了我充分的表达空间。我想说的是，圆滑的人更会在镜头前掩饰自己，去讨好观众，让自己变得讨喜。但许知远老师不是这样，他有什么问题就直接问出来，有什么感想就直接说出来。正因为这样的态度，我认为，那是一次平等、平和的沟通和对话。”

俞飞鸿亲近的朋友会形容她其实是个很“轴”的人，因为她会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呈现一切事物本来的面貌。事情本身是什么，就是什么。不仅还原自我，也还原真实的他人，这就是俞飞鸿式的执拗。

造型师王靖第一次见俞飞鸿，是十四年前。“在那之前我就看过她演的《牵手》了，所以一接到给俞飞鸿做妆发的任务，我在心里铆足了劲儿，一定要把心目中的女神画得美艳动人。”王靖说十四年前女演员之间都流行戴漂漂亮亮的假睫毛，结果见了俞飞鸿，她第一句说的便是：“不用戴假睫毛”。

“她说就想简单画画，自然就好。结果我当时心里还有点懊恼，感觉自己空有一身劲儿没处使。”王靖是完美主义者，在后来长达十四年的合作里，有时他会因为追求完美，把刚做好的发型拆了又重做，这反而会让俞飞鸿感到着急。“她着急的时候说话也是慢条斯理的，嘴里念叨着，哎呀不用拆、不用拆，你干吗拆掉，刚才不是挺好的嘛。”比起容貌焦虑，俞飞鸿更在意的是，不用在这些细枝末节上反复折腾。

只有一次，俞飞鸿真急了。那时她在拍电视剧《东方战场》，演的是宋美龄。每次拍戏之前，俞飞鸿都习惯把要拍摄的内容在心里过得滚瓜烂熟，台词默好，情绪酝酿好。她是摩羯座，习惯事事计划万全，这样等真做起来才胸有成竹，云淡风轻。结果到了现场，才发现员工把戏份搞错了，当天要拍摄的不是她所准备的内容，而是 1943 年，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发表英文演讲。稍稍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会明白这场戏的分量有多重。原本，俞飞鸿早把她所以为的、当天要拍摄的内容给准备好了，临场才知道戏份换了，还是大段、大段的英文演讲。

“她到了现场，有二十几分钟调整发型和换服装的时间。我知道她当时心里应该很着急，我们都特别着急，但看起来，她还是很沉着，说要一个人准备一下。”王靖当时负责清理现场，他眼看着俞飞鸿自己待了十几分钟，然后走出来快速调了一下发型。结果，那场英文演讲的戏拍得特别顺利，镜头前的宋美龄一口流利英文，沉着自信，演讲完毕，掌声雷动。没人知道，在俞飞鸿为自己要的那十几分钟里，她是如何一边克服突发事件的不确定性、一边把整段演讲台词快速背下来，又找回那个看起来准备万全的自己的。“开机时她就跟从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样，把戏份很顺利地拍掉了。”

这几年，俞飞鸿接戏不多。她从不主动制造话题，也因此在大众眼里多了几分冷清和神秘的气质。实际上，私底下的俞飞鸿只是一个简单的宅女，在家拾掇拾掇杂物，购置了一台好音响就急着唤亲友来唱 KTV。她没有秘密，甚至记性也不会太好。一位曾经租过俞飞鸿房子的普通租户说，只觉得她是很好的房东，“从不涨钱、从不要账，感觉她好像已经把这套房子给忘了。”

在王靖的观察里，一个人待在家的俞飞鸿，很喜欢捣鼓各种各样有趣的小实验。“她会说我发现了一个小秘密，在化妆品里放点凡士林，保湿效果特别好！” 她研究中医，研究民间土方，还把珍珠粉加进面膜里。她像个小孩子一样分享生活里的新发现和遇到好事时的开心。“她说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接了一个一直很喜欢的角色！”说完就笑，就像一个害羞的小女孩一样。

俞飞鸿口中那个“一直很喜欢的角色”，就是张爱玲笔下的姑妈。她对张爱玲一直喜爱，甚至痴迷。在不被允许看闲书的少女时代，她开始看张爱玲。张爱玲说，独处，是一个人最昂贵的自由。年轻时的俞飞鸿想要这份自由，所以一次又一次尝试冲破当时既定的生活状态。

面对采访，俞飞鸿坦言——不喜欢年轻时候的自己。“那时候就是不开心，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因为还没长大，没找到真正的自己。那种痛苦不是说谁害你，或者你遭遇了什么不好的事儿。它就是生命本身的痛苦，你会无来由的不快乐，所以要一直找，一直找，从少女时期找到青年时期，一直到现在。终于有一天找到我是谁，我要什么，明白快乐是怎么来的，心态稳定了，也自由了。”

一直以来，俞飞鸿追求的都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是内心成长的完善。她说：“我最焦虑的时候，是自己性格还不能建立完整的时候。我小时候家教比较严，特别不会说不，不知道要怎么回绝别人，觉得不好意思。我真正感受到成功，不是事业上取得什么成绩，而是当我的性格建设完整的时候。那个时候，哇，突然就松了一口气。你所有的表达都是自由的。该如何去表达快乐、表达开心、表达不满、表达愤怒，这都是人的一种能力。年轻时候的我，是缺少里面好几种的。现在的我，学会了自由去选择：什么我喜欢，什么不喜欢。我学会了分辨，学会了拒绝。我觉得我成长了、完整了，这就是我觉得最成功的时刻。”

“呆萌、执着、宅、偶有顿感、慷慨、笑点低……”这是经纪人祁女士眼中的俞飞鸿，她终于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并不是十指不沾阳春水、双脚不踏四季尘的“仙气”。“我可能是一个工作最轻松的经纪人，因为几乎没什么要争取的，我们的工作基本上都是顺水推舟。”祁女士感慨着，这在一个演员身上其实挺难理解的。演员身处名利场，而经纪人则势必要考量市场与商业的种种问题。幸运的是俞飞鸿与祁女士性格合拍、三观一致。祁女士说：“我理解她不是一个跟着变化而变的人，内心秩序特别清晰。她对自己很了解，有很成熟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这些特质决定了她几乎没有内耗，所有决定也很果断快速。”“她可能是一个摩羯座的极致，有自己的小宇宙，且在之中永远自得其乐。”

问俞飞鸿最近有没有特别感兴趣的东西，俞飞鸿笑笑：“我反而在尝试断舍离。”尽管在许多人看来，俞飞鸿的生活本身已经足够简单。断舍离不一定是看得见的，更像是一种随心所欲。断掉那些不太情愿、不太确定、不太必要的一切，可以是某一个东西，也可以是某一种情绪上的包袱。

那么俞飞鸿有她自己特别痴迷、无法割舍的事物吗？俞飞鸿想了想，“痴迷？我对生命本身，最痴迷。”在生命长河中，很多细细小小的体验，足以支撑起一个人一生的情致与感动。“就好像拍杂志，我会身上穿着平时不会穿的衣服，脚下踩着从来没试过的鞋子，做了我自己从来都没有看到过的造型。”俞飞鸿说她拍戏不紧张，但拍杂志有时会紧张，也有手脚不知道该往哪儿摆的时候。可是等照片出来的那一刻，连自己都会感到惊讶：“哎？原来这就是我，还可以有这样的状态！” 在每一个寻常日子里，感受种种不寻常的细节。所有这些发生在日常里的新鲜感，早已足够让人痴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