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

除了“性感型男”的标签，黄立行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特点。

文/罗屿

为拍摄电影《绑架者》，黄立行在健身房苦练8个月,让自己的体重从63公斤增加到72公斤。他认为这样看起来打人才够疼。《绑架者》里黄立行饰演一名遭遇车祸失去记忆的绑架案嫌疑人，有不少动作戏。

“做演员最重要的是要像。”黄立行强调，“不管你演得多好，瘦巴巴没有肌肉，和人家打，都显得假。”某种程度，黄立行是典型的处女座：不遗余力追求完美。“如果你问导演，她一定告诉你我很啰嗦。”

“简直是问题狂魔。”首次尝试执导犯罪题材电影的徐静蕾，对黄立行给出这样的评价。从2014年读到《绑架者》剧本，几年来，黄立行几乎参与了每一版修改。“我也不想管那么多。”只是处女座见不得剧情衔接有任何纰漏或逻辑不通。

比如，早期剧本中有一处——便利店店员觉得黄立行饰演的嫌疑人看起来很怪，于是说出一段“交代剧情”的台词：“这个人一直在看镜子，我觉得他看起来好像不知道自己是谁。”

这样的设计让黄立行无法理解。“这应当是我最好看的一场戏，却安排便利店店员用台词解释一切。”他觉得必须改。“如果其他人认为我错了，就要说服我，用逻辑说服我。”

多个回合的唇枪舌剑下来，包括导演徐静蕾在内，没人能说赢他。“没有人应当比你更懂你扮演的角色。”黄立行认定，如果演员达不到这个程度，干脆不要演。

处女座的黄立行为了电影里的角色在健身房苦练8个月。

这种懂，归功于拍摄前所做的功课。

怎样扮演突然失忆的人？“最关键的是，你不能把失忆的人演成傻瓜。”黄立行想到患上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他们开始出现记忆衰退后，会忘东西、认不清人。他们会感到丢脸，也很怕因为不记得一个人而得罪对方，于是就会演：‘嘿！好久不见！’”黄立行借鉴的就是失忆老人的状态，“因为它们够真实” 。

黄立行看重真实。“一部电影，即便是坏人，也要坏得有道理。”但其实他并不相信这个世界有绝对的好与坏，“人都是灰的，没有所谓黑与白” 。

拍摄时，曾有工作人员向“问题狂魔”建议：“不要这么认真。”“我懂他的意思。他想表达，很多时候观众其实看不出来。”但那一刻，黄立行还是气死了。“因为我最讨厌人家说：‘It's just a movie。’”

 “也许就是因为我意见太多，才那么久没有拍片。”电影《杜拉拉升职记》（以下简称《杜拉拉》）后，2011年黄立行与徐静蕾二度搭档出演电影《亲密敌人》，此后他消失了很久，其间只在徐静蕾导演的另一部影片《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中客串了一个角色。

徐静蕾执导的电影《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

不是没有导演找他。《杜拉拉》后，黄立行至少收到十个剧本，全部是灰姑娘的故事，他要饰演的都是类似霸道总裁的角色。对方告诉他，电影两三个礼拜后会开拍。他追问：“这么短时间，主角找不到怎么办？”对方答：“那就不拍。”这样的回答黄立行不能接受。“我可以花一两年，甚至更长时间在一部电影上。如果只花一个月，我会觉得自己只是来赚钱。”　

如果说娱乐圈是一个需要肉搏的名利场，黄立行似乎一直游离在外。“我不喜欢为了出名、曝光而做一些事情。”在进入这个圈子时，他就希望达到这种“为所欲为”的状态。“但之前有些事情不得不做，因为不够有名。”

不愿被束缚，是黄立行骨子里的天性。电影《杜拉拉》之前，作为音乐人的他，是出名的低产歌手：每年五首歌，每两年一张专辑。他的想法很执拗：“时间久一点才可以观察多一些，这样容易刺激新的想法、新的感觉。如果喜欢我旧的类型的歌曲，买旧专辑就好。”

出生于美国洛杉矶的黄立行，是典型的ABC（华裔美国人）。作为唱作人，他并不擅长中文填词，有时他遇到不会表达的地方，就找朋友帮忙。花两三个月创作一首歌，在别的音乐人眼中极其“奢侈”的事，对他来说再普通不过。

电影《绑架者》海报。

但产量过低，一定不被唱片公司喜欢，黄立行一度总被老板追问：“专辑在哪？”听罢，他会举米开朗基罗的例子——后者整日对着一块石头发呆，用四年时间完成了举世闻名的《大卫》。 

“我那时也常常发呆，只是没有《大卫》，只有茫然。”2008年，黄立行历时两年多完成专辑《最后只好躺下来》。他在歌词中写：给我一分钟的快乐吧/给我个办法来发泄吧/给我自由/让我生活不再没有意义……此后，他没有再推出专辑，只是给电影《杜拉拉》创作并演唱了片尾曲GO。

“作为歌手，我已经退休了。”黄立行说自己不喜欢唱歌表演，“我打死也不想开演唱会，我真的没有给十万个人唱歌的梦想，不觉得好玩。”黄立行私下也不去KTV。“我只是喜欢写歌，喜欢创作的过程，觉得很酷。”他记得当年为了宣传专辑，有一年时间在各地不停辗转，几乎每三天换一个地方。“提着行李箱换不同酒店，到了就在房间发呆苦等，等时间到了就去表演。”42岁的黄立行无法想象，自己50岁时还在重复这样的生活，“感谢唱歌让我没有经济压力，不用为了工作而工作，不用勉强自己。我生命已经快到一半，只想做些开心好玩的事情。” 

这不是黄立行第一次从音乐，或者说，从固有的生活状态中抽身而退。

上世纪90年代初，黄立行和哥哥黄立成、表弟林智文，被台湾经纪人发掘，组成L.A.BOYZ组合，于1992年在台湾正式发片出道。

L.A.BOYZ一度在台湾红透半边天，但作为ABC的黄立行并不懂台湾当时的偶像文化，他不明白和他们一同参与综艺节目的其他男生组合，上台前竟然要化妆，“化得像娃娃一样” 。看对方表演，他会有种打擂心态：“这就是他们的舞蹈？和我们比一比，他们一定完了。”

“年轻人都会臭屁”，十几岁时黄立行常觉得自己无敌。但这种良好的自我感觉并没有持续太久。为宣传专辑不断上各种综艺节目，说同样的话，唱同样的歌，跳同样的舞，让黄立行开始觉得是种折磨。更关键的是，他发现自己和唱片公司音乐理念不合。“决定权都不在我们手上。没有自由。”

作为歌手的黄立行。

1997年，L.A.BOYZ宣布解散。黄立行给出的理由很简单：“不好玩了。”他回到美国继续读书。不喜欢被条框束缚的态度，也体现在他选择大学的专业上。最初，他读了生物学，此后先后转到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以及戏剧表演。

3年后黄立行重回台湾歌坛，延续他最拿手的Rap饶舌曲风，迅速跻身台湾一线男歌手行列。2005年，他凭《黑的意念》专辑获台湾金曲奖最佳男歌手奖。对于这个台湾地区最重要的音乐奖项，黄立行似乎并不怎么在意:“我不需要这个肯定，但得了奖当然开心。”

常有人说黄立行叛逆，他甚至曾被票选为“台湾第一坏男”。“也许我是很难搞的艺人。我的个性可能不太适合这个行业。”

这些年，黄立行一直游走在娱乐圈边缘。他经营很多副业，投资领域包括夜店、酒吧、唱片制作、电影公司等，但没有一家店是自己独自经营，都是跟朋友合开。他说即便有朋友带上他的钱卷铺盖走人，“我也只能说真的谢谢他，在他更伤害我之前我知道了他的为人” 。

徐静蕾说过，黄立行是她见过最幸福的人。“做歌手做腻了，就总想做点别的。什么事情让他开心，他就去做什么，他是个从来不会不开心的人” 。

像大多数人那样，黄立行习惯叫徐静蕾“老徐”。

从《杜拉拉升职记》开始，黄立行无一例外地出现在徐静蕾指导的每部电影里。

《杜拉拉》上映后，他和她共同参加《鲁豫有约》，在节目中被问到两人是否愿意再次合作，黄立行狠狠点了点头。

参演《杜拉拉》前，黄立行虽然也出演过《台北朝九晚五》等几部电影，但影响并不大，正是饰演王伟一角，让他成为影坛新星。

最初拿到《杜拉拉》剧本时，黄立行并不知道徐静蕾是谁，接触之后，他对她的评价是：聪明、勇敢。“当年很多人不看好，说她一个艺术片导演，怎么会拍好商业爱情故事，所以才会有这么多广告植入。”关于这些，徐静蕾也曾有过回忆。《杜拉拉》是她第一次拍相对有投资规模的商业电影，资金找得非常困难，当时没人相信她有这个能力。对那些终于肯出钱的资方，她几乎带上无以为报的心情，拼命去谈广告。至今，片子里好多地方她都会看得脸红。

“她沟通能力很好。不像有些导演，一副我是大哥，你不要讲话的样子。”在《杜拉拉》拍摄期间，黄立行无论有什么问题都会去问徐静蕾。“我的国语不太好，她会帮我修改台词，让我演起来更轻松。”在他看来，有她在，“就像考试时有个可以告诉你答案的老师坐在身边，让你放心，有安全感” 。拍摄《杜拉拉》的一个半月，徐静蕾常说，大家就是一起来玩。“她说欢迎我哥哥来探班。”这让黄立行觉得温暖。

徐静蕾是演员出身，黄立行说，这样他俩的工作方式就会比较同步。他很怕有些不会演戏的导演偏要指导演员，“比如，你明明在演和一个人吵架，他却让你站起来看窗外，背对对方继续吵。一点也不真实。导演只是觉得这样画面好看。”

黄立行觉得，他和“老徐”做演员的方式也很一致：“有的人演戏单纯靠感觉，我们是必须事前做很多功课才行。”拍摄《杜拉拉》时，徐静蕾曾带剧组成员采访了谷歌、可口可乐、IBM等13家全球500强在中国公司的CEO或HRD。智联招聘还为他们一行人举办了一场畅谈职场故事的员工座谈会。

从《杜拉拉》开始，黄立行无一例外出现在徐静蕾执导的每部电影。两人的感情也处在“尽在不言中”的状态，被偷拍过、“被结婚”过，但两位当事人始终没有正面回应。

黄立行、徐静蕾联合主演电影《亲密敌人》。

黄立行不喜欢公开私人感情。“公开就很惨。可能和你表妹出门，都会被追问。”黄立行也不太喜欢在公众面前谈爱情。“二十岁时接受访问我会谈，但每一次回头去看，都觉得这是哪个笨蛋。因为每一次你在感情里，都会认为自己是对的。”

外界对黄立行冠以的标签是：性感型男、行走的荷尔蒙。据说，与他合作过的女艺人很多都为他的魅力所倾倒。小S说，黄立行就是那种拿着他的CD听了一首歌就可以让人陷入冥想的歌手。但黄立行对自己的评价却是宅男、很闷，他甚至搞不懂为什么要送花给女生。“把花摆在水瓶，不久后丢掉，有必要吗？如果你说电视坏了，我会想办法帮你找个电视来。”

黄立行的个性的确不乏矛盾之处，比如，他的爱好是收藏二手脚踏车和养鹦鹉。在资讯发达的时代，他没有微博，也没有Instagram。“我的生活本来就不丰富，非要让我分享，只能分享一件事——在家里吃饭。”他更不懂为什么要分享私人生活，因为被别人骂会一整天不开心，听到别人夸奖又像吃糖果会上瘾。“我不需要别人告诉我，我做什么是好的。做自己，就很好了。”

也许黄立行一直没有变过。虽然这些年他绯闻越来越少，也越来越低调，但他身上始终都有L.A.BOYZ中那个不羁少年的影子，率性而为，永远一副爱谁谁的姿态，梦想着把Hip-Hop的自由、呼喊、批判带回台湾。

本文首发于《新周刊》48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