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陕西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学者霍松林先生于2017年2月1日中午在西安驾鹤西游，终年96岁。

特邀记者 | 王长华

 执行主编 | 柴广翰

霍松林，1921年9月生，甘肃天水人。著名中国古典文学专家、文艺理论家、诗人、书法家。幼承家学，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取重庆中央大学(后迁至南京)，攻读中国文学专业。1949年，从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毕业。1951年赴陕执教至今，历任西北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西安师范学院讲师，现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国杜甫研究会会长，陕西诗词学会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中国韵文学会常务理事，美国国际名人传记中心终身研究员、指导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日本明治大学客座教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秘书长及会刊《中国唐代文学研究年鉴》主编等。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主要论著有：《文艺学概论》、《文艺学简论》、《〈西厢记〉简说》、《〈西厢记〉述评》、《李白诗歌鉴赏》、《宋诗三百首评注》、《历代诗精品评注》、《孔颖达诗歌初探》、《〈滹南诗话〉校注》、《〈欧北诗话〉校注》，《诗的形象及其他》、《白居易诗译析》、《文艺散论》、《唐宋名篇品鉴》、《历代好诗诠评》、《唐宋诗文鉴赏举隅》、《唐音阁文集》等30多种;主编《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83-1988年)》(6卷)、《中国古典小说六大名著鉴赏辞典》、《万首唐人绝句校注集评》、《辞赋大辞典》、《中国古代文论名篇说注》、《中国近代文论名篇详注》、《元曲精华》等50多种。

中国作家协会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时，将霍松林特列入“抗战时期老作家”名单，颁赠“以笔为枪，投身抗战”红铜质奖牌。

乙未年清明时节，绿意盎然、生机勃勃的陕西师范大学校园内花团锦簇，暗香浮动。而年届95岁高龄的霍松林先生的书房“唐音阁”里，更是春光明媚，书香袭人。

霍老是甘肃天水人，笔者供职的媒体虽然在甘肃，但并不在他的家乡，因此，他有点疑问：“为什么要采访我?”

“天下谁人不识君!您是甘肃人，不仅是甘肃人的骄傲，更是中国文学界和学术界的骄傲，采访报道您是甘肃媒体的义务和荣幸啊!”

采访就在这样的一问一答中开始了。

霍老一边收拾着桌子上稍显凌乱的书籍纸张，一边认真地看完笔者的采访提纲，然后，开始回答笔者的第一个问题：和于右任先生的交往。

爱国热忱燃笔底   诗豪草圣冠群伦

1944年，我考入中央大学。在大学里，在学好功课之外，还向汪辟疆先生学诗，向陈匪石先生学词，向卢冀野先生学曲;并通过汪辟疆、卢冀野等先生举荐，结识了商衍鎏、陈病树、陈仁先、李宣龚等社会名流，还在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中央日报》和《和平日报》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和诗词。

一日，汪辟疆、卢冀野教授在监察院会间聊天，向时任监察院长的诗人、书法家于右任先生举荐我，说我来自西北，才华出众。于老很感兴趣，当时就说，西北在周秦汉唐的时候很出人才，宋代以后经济南移，西北落后了。现在是江浙财团的天下，但西北还是有人才的。汪老师乘机说：“霍松林是个难得的人才。只是他家境贫寒，读书期间靠写文章赚点钱补贴生活。”接着便请求于老为我介绍工作。于老马上说：“学生做工作影响学业，你让他来见我，我供他学费。”

汪老师回来，便让我拿上论文剪报和手抄诗词去拜见于老。后来，每到于老那里，谈话结束，最后一个“程序”就是，于老从旁边拿过宣纸，写个条子给我，让我到财务科从于老的工资中领一笔钱。于老非常节俭，批这种条子用的纸都是废弃的边角料。后来有人说，我要是把他这些条子都积攒起来，更有价值。有人谈到此事，我说：“这话不错，但我当时的确需要钱，所以都送到监察院的财务科换了学费。”

1949年，于老去了台湾，再也没有与我见面。直到1990年我收到冯国璘的一封长信。冯国璘是我的同乡好友和大学同学，他大学毕业就到于老身边做秘书，一生追随于先生。冯国璘把于先生签名的照片和墨宝随信寄给我，签名照片题写有：“松林老弟于右任”。我将其视为珍宝，放在书房内，将这一份真挚的情意，永远铭记在心里。

果然，在霍老书桌的左右上方，悬挂着于右任先生的画像和书法作品，但见于老慈眉善目，银髯飘飘，一派仙风道骨!

《唐音阁诗词集》中，有多首吟诵于右任先生的诗词，足见霍松林对于右任先生的无限敬仰。

在《丁亥九日于右任先生简召登紫金山天文台，得六十韵》一诗中，他盛赞于右任先生：“……堂堂三原公，勋名光史册。馀事擅书法，挥毫当座客。龙蛇入金石，鳞甲动碑碣。诗亦如其书，威棱不可遏。掣鲸碧海中，浩气驾虹霓……”

而《星期日陪于右任先生园中消暑》一诗：“雨露难均造化私，何年始见太平时?满腔愤世忧民意，闲坐榕阴说杜诗”，作者自注道：“时久旱苦热，先生从天时谈起，转向人事，屡引杜诗而加以解释发挥。计所引杜诗有《北征》‘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写怀》‘无贵贱不悲，无富贫亦足’等等，其解释发挥之言，皆不同流俗，发人深省。”师友对坐，促膝相谈，其忧国忧民之情怀，于言语间自然流露而出。

在《高元白教授出示于右任翁祭其先德高又宜先生文，快读数过，因题七绝七首》(之七)中，表达了对于老的无限思念之情：“不见于翁四十年，银髯梦里尚飘然。遗文读罢兴百感，应建殊功慰昔贤。”

而《访于右任先生故里》(二首)，其一云：

嵯峨山下白渠滨，毓秀钟灵降伟人。爱国热忱燃笔底，诗豪草圣冠群伦。

其实，诗中的“爱国热忱燃笔底，诗豪草圣冠群伦” 二句，虽是吟诵于老之句，但若用来形容霍松林先生本人，又何尝为过!

形象思维兼两论   当代文心再雕龙

1951年初，霍松林赴西北大学师范学院(该学院1953年从西北大学独立出来，改名为西安师院，后改名陕西师范大学)任教。从此，霍松林走上了一条专力于教学、科研而又崎岖坎坷的人生道路。

到校伊始，霍松林就承担了文艺学、现代诗歌、现代文学史三门新课。在极少参考资料的情况下，他只能边学边教，自己动手，拟出提纲，一节一节地编写讲义。到了1953年秋，几经补充修改，完成了26万字的《文艺学概论》，由学校打印，先后作为高等学校的交流教材和函授教材。因供不应求，由校方推荐给陕西人民出版社，于1957年正式出版。这样，便有了我国最早的一部新型文艺理论专著。

“本书的主要特色在于坚持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如果说逻辑与历史统一的特色使《概论》获得了历史的厚重感，变得深刻，那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特色，又使《概论》变得富有生气，显得生动。”

文艺理论家、浙江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志明教授在《霍松林的文艺理论研究述评》中这样说道：“《概论》不仅开了建国以后国人自己著述系统的文艺理论教科书的风气之先，而且发行量大，加之其前已作交流讲义与函授教材流传，影响及于全国，大学师生、文艺工作者、中学语文教师以及文艺爱好者，不少人都从中得到教益，受到启发，笔者即其中的一个。不少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前期的大学中文系学生，其中有些今天已成为专家，还不忘《概论》在当年如春风化雨给予他们心灵的滋养。”(《人文杂志》1988年第2、3期)

文艺理论家张炯先生指出：该书“对文艺的审美特征，包括艺术的形象性、典型性、审美功能、内容与形式、题材与风格的关系等等都有相当详尽的论述，正是有助于读者全面地去把握文艺的审美规律。”对于指导广大作家和文学爱好者进行创作，也起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文学评论》，1989年第5期)

《概论》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究不可没，它更具一种界碑的价值和意义。

1982年，经过对《文艺学概论》的增删修订，霍松林完成了37万字的《文艺学简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两论”是霍松林先生研究文艺理论的力作，也是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领域的力作。作为教材，它把一代代学者引入文艺理论的殿堂;作为理论专著，霍松林先生构建了体大思精的理论体系，对许多重大理论问题都有独特的见解，决不随波逐流，决不蹈袭他人，自成一家之说。(孙明君《霍松林先生治学门径管窥》)

“两论”的显著特点之一是体大思精，包容宏富，具有严密的系统性和突出的独创性。举凡文艺的特质、作品的构成、文学的种类和创作方法等等，无不纳入著者的视野，覃思精虑，别类分门，条分缕析，新见迭出，充满着一种理论开拓的勇气和智慧。史的眼光和明确的现实针对性是两部书的第二大特点。通读“两论”，我们感触最明显的是作者那种不拘不囿、继往开来的史心识力，是那种立足现实，为解决当前文艺难题而努力思考的情怀。诸如文学的民族性问题、建立中国现代格律诗的问题、创作方法与世界观的关系以及赋、比、兴与形象思维的关系等问题，无不论析精到，立论允当，兼及古今，而又有着明确的现实指向。(尚永亮《浩气由来塞天地 高标那许混风尘——霍松林先生学术传略》)

由此，“两论”被学术界誉为“当代《文心雕龙》”，实在是确当至评!

1956年，《新建设》5月号上发表了霍松林《试论形象思维》的长篇论文.，是国内以专题形式论述形象思维的第一篇理论文章，产生了广泛反响，启动了有关形象思维的第一场学术论争高潮。

陈志明教授评价说：“(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版了一部广有影响的文艺理论教科书，60年代后期因为早年发表过形象思维理论而险遭灭顶之灾，仅仅这样两点，就足以使建国以来的文艺理论批评无法抹去霍松林的名字。”(《霍松林先生的文艺理论研究述评》)

谁能料到，在“文革”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先是《红旗》杂志1966年第5期刊登了郑季翘(时任吉林省委书记、宣传部长，分管文艺工作)的《在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形象思维论的批判》一文，其中点名批判了以群、蒋孔阳、霍松林及李泽厚等人。在此文中，郑季翘多次点霍松林的名，引述他的有关论述无限上纲，说什么“所谓形象思维论不是别的，正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体系，正是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一个认识论基础”。紧接着，《光明日报》又将此文全文刊登。

但凡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两报一刊”在当时具有何等至高无上的地位!被“两报一刊”点名批判在当时又意味着什么!很快，霍松林就被其时尚存的西北局定性为“西北地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向陕西师范大学派下工作组，专门组织批判。当“文革”中各级机关瘫痪后，霍松林又被校内造反派组织轮番进行批斗、抄家、关牛棚、监督劳改、挂牌游街。(霍有明《“滋兰历劫又飘香”——家父霍松林先生印象》，《名作欣赏》 2010年第10期)

形象思维，是文艺理论史上一个基本的命题。又称艺术思维。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是别林斯基。关于形象思维的内容，文艺理论史上并不统一，关于它在文艺创作中的作用也有争论。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出现过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但都是学术性的。郑季翘的文章否定形象思维，把它当作“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体系”来批判，说它是“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一个认识论基础”，是“某些人进行反党、反马克思主义活动的理论武器”。学术问题一下子上升到重大的政治问题，明显体现了“文革”前夕的特殊气氛。此外，文章歪曲形象思维是“不用抽象、不要概念、不依逻辑”，也是不符合主张形象思维的观点的实际的。

人们知道，深谱诗歌创作规律的毛泽东，一向是主张用形象说话，不主张简单说理的。就在郑季翘文章发表之前，1965年7月21日给陈毅的信中，毛泽东就发表了这样的意见：

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听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以上随便谈来，都是一些古典。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

正因为毛泽东对形象思维有自己的看法，并主张“要用形象思维方法”，所以，郑季翘的文章刚一发表，他就注意到了，并在1966年3月20日和3月30日两次对其进行评说。看来，毛泽东是明显不同意郑季翘的观点的。他说“不大好懂，没看完”，其实就是一种态度。

1978年1月，《诗刊》发表《毛泽东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加在霍松林头上的种种罪名才有了推倒的机会。此时，他已有整整十年不能动笔了!

1979年，《文艺研究》第一期发表了郑季翘《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解释文艺创作》一文。文章不仅继续为发表于1966年《红旗》上的那篇文章辩护，而且采用无限上岗上线的一贯做法，用政治帽子压制学术研究。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下去，文艺界刚刚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必将夭折。

当时，随着对“黑八论”的平反，全国文艺界对形象思维的大讨论也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任《陕西师大学报》主编，后任陕西师大党委书记的谢振中先生走进霍松林家，力邀他为学报第4期撰写一篇关于形象思维的长文，在形象思维的大讨论中拨乱反正。当时，距师大学报第4期的发稿时间已仅剩下八天了!

那时，霍松林才刚刚获得彻底平反，各项知识分子政策尚有待落实，家中仍可说是“蜗居”。没有科研条件，他白天就全天伏在平房后院内的一张小饭桌上奋笔疾书，晚上则“焚膏油以继晷”，每天的写作时间都在十六小时以上。八天之后，一篇题为《重谈形象思维——与郑季翘同志商榷》的两万多字的长文面世了!学报编辑部立即拿去排版!这篇文章，不但旁征博引，对形象思维理论重新进行了全面、深入的阐发，而且鞭辟入里，对“文革”以来反形象思维的种种谬论及其危害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反响极大。

全国著名美学家、复旦大学教授蒋孔阳先生给霍松林来信说，读君作，“大有暑天饮冰之感!”记得事后有人称赞道：“霍先生就是脑子灵，笔头子快。”但是，他的家人都清楚，“十年浩劫”中，当他被造反派轮番批斗、抄家、游街时，当他被放逐到泾阳农场牧羊时，霍松林早已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为这篇文章打腹稿了。这篇文章，霍松林已在胸中整整写了十年!

“形象思维”在当代中国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命运。当它处于学术争鸣的范围内时，是学术民主、思想解放的良好时期;当它溢出学术范畴，演变成敌我性质的政治斗争时，也正是学术尊严、真理良知遭受践踏的非常时期。今天反思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前事不忘，后世之师。(蒋鹏举《霍松林先生与上世纪我国形象思维理论的论争》)

如今，关于“形象思维”的论争已经尘埃落定，是非曲直早已有了公论。回忆当年因为学术争论而横遭迫害，霍松林先生对往事仍然了了在目，只是在平静的语气中，还隐隐透露出当年那场论争的激烈。

巨钟重铸振唐音  一代骚坛唱大风

霍松林先生幼承家学，秉性爱诗，从十五六岁就沉潜于诗词创作，大学时代从师于著名诗人汪辟疆、胡小石、陈匪石、卢冀野诸先生，并受知于于右任先生，诗名远播，饮誉骚坛。在以后的岁月中，霍松林始终没有间断诗词创作。1988年，他把陆续搜集到的旧作和抄家后的新作编为《唐音阁吟稿》，约600首，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随后，台湾百骏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用繁体字直行排印出版，改名为《唐音阁诗词集》。

《吟稿》共收诗6卷，词1卷，其中诗约530首，词44首;在各体诗中，五、七古近百首，五律50余首，七律100余首，五、七绝280首。

从表现内容看，举凡国计、民生、亲情、友情、个人际遇与感受，乃至山川胜迹，无不纳入作者视野，而其中最为突出的，乃是对民族历史行程和个人际遇的反映。从艺术特点看，《吟稿》诸作或激情奔涌，雄放不羁，或深沉浑厚，境高意远，或含蓄蕴藉，一往情深，具有多样化的艺术风格。(尚永亮《浩气由来塞天地 高标那许混风尘——霍松林先生学术传略》)

正如程千帆教授所说：“松林之为诗，兼备古今之体，才雄而格峻，绪密而思清”，卓有众体兼擅的大家气象。

刘君惠先生在为《唐音阁吟稿》所作的序中说：“松林游嵩山少林寺有‘巨钟重铸振唐音’之句，尤昭昭然自明本志矣。松林之标举唐音，在《吟稿》中累累申其旨趣：‘须抒虎虎英雄气，要鼓泱泱大国风’，此松林所以颂唐音也;‘论文今始窥三昧，管晏经纶稷契心’，此松林所以尊李杜也;‘翡翠兰苕虽可爱，还须碧海掣鲸人’，此松林之审美观，亦其诗境也;‘立志仍须追稷契，传薪岂必效黄陈’，此松林对诗歌发展史之卓识也。举此数端，可以概见唐音阁诗学之指归矣。”

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诸如屈原、杜甫等不少伟大诗人，用自己充满激情的诗笔记录民族的灾难、社会的变迁，代万民发心声，为时代做诗传。霍松林先生是研究中国古典诗词的专家，他清楚了解这个道理并深有体会。因而他的创作也发扬了这一优秀传统，这从他诗作的题目中就能看得出来。如《芦沟桥战歌》、《哀平津，哭佟赵二将军》、《闻平型关大捷》、《八百壮士颂》、《惊闻南京沦陷，日寇屠城》、《喜闻台儿庄大捷》、《惊闻花园口决堤》、《欣闻日寇投降》、《解放次日自南温泉至重庆市》、《“文革”书感》、《“文革”中潜登大雁塔》等等。时代造就了诗人，诗人也以他的诗作为时代的进步、为国家的富强、为民族的振兴而呐喊、而讴歌。而且，这些作品，一如历代杰出诗人的优秀诗篇一样，总是充盈着真实、饱满、充沛的感情。(刘锋焘《霍松林先生的学术研究》，《文学评论》2007年第5期)

20世纪40年代，朱东润先生就评价霍松林的诗作“感情厚”。

钱仲联先生的《唐音阁吟稿序》也高度评赞：“忧时感事，巨构长篇，含咀昌黎以入少陵，此其所以为豪杰之士也。”

成应求先生在《唐音阁诗词集》序中说：“先生琴书之暇，寄意微吟，岁月如流，遂成巨帙。综观全集，信无愧于青春作赋，早著锋芒;白首行吟，更征识力。”

张济川先生也在《唐音阁诗词集》序中评价说：“霍兄为人方正，固恂恂儒者，初不知其笔下风云、胸中丘壑，若此其雄奇壮阔、幽邃深秀也!况交游既广，阅历亦丰，赤子之心更跃然纸上。其诗其词，不特声情并茂，抑且熔铸万象、牢笼百态，诚少陵之诗史、时代之强音也。”

姚蒸民先生在台版《唐音阁诗词集》跋中说：“举凡诗友交游、人生际遇、民族圣战、世局艰屯，可以兴观群怨者，无不记之以饮;其题材之广、寓意之深、行踪之远、丁变之巨，古今诗人殆罕出其右者。”

冯国璘先生在《唐音阁诗词集》在台再版记中评价说：“唐音阁吟稿雄伟壮阔，扣人心弦， 不惟道尽作者数十年来个人之际遇与感受，亦为中国半世纪以来之风云巨变留下将来见证。集中充满民族大义，师友深情，亦富人生哲理;为抗日战争而欢呼，为兄弟阋墙而忧戚;历‘文化大革命’劳改之百般折磨，叹十年被囚之光阴虚掷;第仍寄希望于新曙光之来临，而思无忝所生。此则充分流露出中国文人之忠爱情操，与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之高风亮节。昔人谓‘亘古男儿一放翁’，余谓松林为近代诗坛之奇男子。海内诸君子，读其吟稿者，谅必有同感焉。”

韩愈在《荆潭唱和诗序》中说：“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这实在是道出了文学创作的一个普遍规律。

霍松林先生的诗作，在感时伤世、抒发忧国忧民的愁思方面，自然不乏上乘之作，已如上文所述，这里略举几例通过描写个人遭际而折射出时代特征的作品。

如《放逐偶吟》(一)：一息犹存虎口余，破窑权寄野人居。翻江倒海吾兹惧，淑世匡时愿岂虚。休恨无门可罗雀，也知有釜亦生鱼。携家放逐宁关命，佳气曾传夜满闾。

再如《劳改偶吟》(二)：泾河曲似九回肠，河畔伶俜牧羝羊。戴帽难禁风雨恶，挥鞭敢斗虎狼狂。雪中抖擞松含翠，狱底沉埋剑有光。不信人妖竟颠倒，乾坤正气自堂堂。

两首诗均不为个人的得失而发牢骚，不是没有牢骚，而是“眼底风云读懂时，自家烦恼不须说”(刘庆霖句)，足见其胸怀和气量。

王子江把霍松林先生的诗歌特征概括为“四大”： 一曰大爱。大爱是什么?大爱就是一种最朴实最高尚的生命态度，就是诗人“至尊无上的爱”，即对祖国、对人民深沉而神圣的执著热爱。二曰大情。感情是一种隐藏于人们内心中最深沉的律动，因为它，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画卷绚烂多姿、壮观异常。霍先生笔下始终流淌着饱满、充沛的感情，而这种感情又是大感情。三曰大理。有人反对诗中说理，认为理多则味少。这是一种偏见。诗应不避说理，然则必须说出大理，妙理，哲理，且不与人雷同方好。霍松林先生便是善于说大理、妙理的诗人。四曰大气。霍松林先生之诗“大气”似乎是公认的。吴调公先生在《读霍松林先生〈唐音阁吟稿〉》一文便对其评价“才胆识力，大气包举”。丁芒先生也说：“松林的诗总体上表现的是‘铁马秋风塞北’式的阳刚之美。”(《漫评霍松林教授〈唐音阁吟稿〉》)

霍松林先生诗歌之 “大气”表现为：第一大题材。诗歌最宜以小见大，因为大的题材不好经营，容易空泛。所以一般的人都尽量避开大的题材，而霍先生则不然。他不但不避，而且还在事关国家命运的大题材中纵横捭阖，反复吟咏。第二大胸襟。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说过：“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读霍松林先生的诗总能感觉到他阔大的胸怀。第三大气魄。气魄大，诗则雄健有力。诗之气魄既有诗人内在的先天因素，也有诗人后天的历练和修养。从诗中感受他的气魄，是读者徜徉唐音阁的一种享受。(王子江《徜徉在唐音阁——品读霍松林诗词》)

当年霍松林向于右任翁请教诗文书法，于老说：“有志者应以造福人类为己任，诗文书法，皆余事耳。然余事亦须卓然自立，学古人而不为古人所限。”用这句话来评价霍松林先生的诗词创作，亦十分贴切。

2008年12月20日，由中华诗词学会主办的“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颁奖大会暨5位诗家作品集首发式，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霍松林教授成为首次颁发的“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5位获奖人之一，其他4位获奖者分别为孙轶青、叶嘉莹、刘征和李汝伦。“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颁发的最高规格的传统诗词奖项，是中华诗词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中华诗词学会顾问周笃文教授分别对五位诗家的诗集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霍松林诗词集》共收录诗词1200余首，时间跨度70余年，可说是历史的实录。

尺幅素笺走风云  草圣薪传是此翁

“千秋书史开新派，一代骚坛唱大风。”这是纪念于右任先生诞辰125周年时霍松林先生所撰的八尺巨幅大联。此联是对右老精神业绩的高度概括与深深的敬意。其词也博大，书也雄奇，气势夺人。诗情、书韵高度统一，堪称楷模。与右老当年所书“大文开日月，盛业纪尊彝”、“圣人心日月，仁者寿山河”遥相呼应。

霍松林先生在《论书诗》中写道：

六书造文字，八法创艺术;实用兼艺术，神气贯骨肉。骨健血肉活，神完精气足;顾盼乃生情，飒爽若新沐。刚健含婀娜，韶秀寓清淑;浑厚异墨猪，雄厚非武卒;或翩若惊鸿，或猛似霜鹘;虎啸助龙骧，风浪起尺幅。变化固我在，成家非一蹴。入门须切正，一笔不可忽;功到自然成，循序毋求速……

霍松林先生曾说：“书法嘛，还是要写自己的。我没有刻意学习于先生的字。”“变化固我在，成家非一蹴”。基于这样的认识，霍老的书法没有象许多书家一样，终身摹仿不已，却毫无建树地停留于“临”，满足于“象”的初浅层次。其实，已有之法是由前人创造并总结出来的，随着时代的更迭，人情的推移，需要不断地吐故纳新。所以他从不刻意于古法，而是在数十年的广采博取中不断地将古来成法转 换成自己的艺术语言。只有用自己的语言，才能充分吐露和倾泄自己的心声。

霍松林先生的书法作品，拙中见巧，朴实内美。点画坚浑开张，运笔舒缓沉着，结体茂密雄秀，章法朴实自然。从单字到整体，稳健洒落、一任自然而顾盼有致。没有丝毫的刻意讨俏、故作姿态。诚然，“作书如作人”。表面的华丽其实不难，难的是从内里让人玩味、深思，给人以启发。书法艺术在夯实厚重的国学基础之后，才能彰显文化之美，形成具有个性特征的书品。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创作体验可以提高书法的意境。霍先生的书法之所以如此真切朴实，拙中见巧，富有精神内涵，别具一种活生生的生命风采，正是他内在的品格、学问、事功、阅历、胸襟、气度在书法上的展现。

霍松林先生的书法，血浓骨老，内劲充盈。擅逆笔涩进，通过笔锋内藏的运动，使点画内部饱满，显示出一种沉雄雍容的大度大气的美感。一般的书写都是顺着点画走势行进的，然而霍老的行笔却如“逆水行舟”，铺毫充分开张，八面出击，将墨运送到点画的各个部位。这样的笔墨自然内劲充盈，血浓骨老。包括从笔势到笔意等无形的内涵。逆笔涩进书写出来的点画，沉实不飘浮、紧密不松夸，其点画两端锋不外露，圆浑钝厚，将力量积蓄在点画之内，这是一种向内聚拢的运动，同时是一种向内生发的势，因而能产生一种沉实饱满的内劲，静中寓动，增强了点画的生命意味。我以为，这也是霍松林先生的书法之所以耐看的重要原因所在。(杨军 盛静斋《笔底见风雷 涛声出松林----霍松林先生书法摭谈》)

历代学者大都无意成为书家。郭沫若讲到鲁迅的书法时曾说：“鲁迅先生亦无心作书家，所遗书迹，自成风格，熔冶篆隶于一炉，听任心腕之交应，朴实而不拘系，洒脱而有法度，远逾唐宋，直攀魏晋，世人宝之，非因人贵也。”这种自然而然的心态实在是太难得了。毫无功利目的地用毛笔写文章、写诗、写联，自觉不自觉地以自己的审美理解吸取古人的书法审美理念，把握中国书法的艺术规律，驾驭中国书法的艺术技巧，日积月累，自然而然地写出具有个性的意象心绪，在几十年笔耕中逐步地形成自己的书法面目，这正是鲁迅、章太炎、胡小石、吴玉如、章士钊、高二适、柳翼谋等前辈大师们走过的治学、治艺之路。现在“书家学者化”的口号就是针对当下书法家的文化底蕴浅薄而提出来的。霍松林先生的书法之所以具有如此深厚的魅力，其原因正在于他是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国学大师，激情满怀的诗坛泰斗，仁爱宽厚诲人不倦、桃李满天下的老园丁，正直豁达而又诙谐幽默的忠厚长者，无意成为书家而自然成了“卓然自立”的一代书法大家。(钟明善《萧散典雅 妙趣天成——读<霍松林诗文词联书法选>》)

而对照当代书坛上的一些走火入魔式的所谓“创新”，霍松林先生在《论书诗》中的观点，无疑是对这种“怪象”的当头棒喝：

文字本工具，诗文载以出;书写传情意，字随情起伏;情变字亦变，万变宜可读。东涂复西抹，信手如画符。自炫艺术美，谁能识面目!

文字是用以载出诗文的工具，书写者的感情也会在书写中传达、起伏、变化。但绝不能胡涂乱抹，像信手画符一样写得破坏了“造字之理”。那些破坏了汉字基本造型规矩的所谓“书法艺术”，脱离了中华民族对汉字书法的基本要求，还有谁能认识，还有什么“书法”价值之可言呢!霍先生这些话语重心长，言简意深。(钟明善《草圣薪传是此翁——霍松林先生的诗与书》，原载《新大陆》1995年第3期，澳门《华侨报》1995年9月18日第二版转载)

在当前的书法界，由于许多人对中国书法这门传统艺术缺乏足够的认识，失去了正确的书法审美标准，抛弃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内涵”方面的要求，而片面地追求“视觉形式”，求异务怪，邪说丛生，导致了良莠不分，鱼龙混杂，“蚂蚁缘槐夸大国”，“著名书法家”遍地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来谈霍松林先生的书法，认定他为名副其实的书法家，是想使年轻的朋友们，从中悟得学习书法的正途。(李正峰《霍松林先生的书法艺术》)

乐育英才浑忘老 秾桃艳李竞芬芳

霍松林《九十自寿二首》中有句：“乐育英才浑忘老，秾桃艳李竞芬芳。”

霍松林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界和诗词界的泰斗级人物，一代宗师，因为他半个多世纪住在陕西西安，被学界尊称为“西北王”。

1953年起，霍松林在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至今，培养了无数优秀人才，霍老的门下已有60位博士，22位硕士，人称“霍家军”，这些后起之秀大多已独立出版专著，在文坛和学术界崭露头角，成为新一代学术带头人。

那么，他在“乐育英才”方面，有哪些心得体会呢?这也是笔者采访的主要问题之一。

霍先生认为：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和学术水平的高低，与他的师承关系很大。名师的指点和传授固然非常可贵，但是启蒙老师的作用也不应忽视。

霍松林的启蒙老师不是别人，就是他的父亲。父亲因家境清寒，十三岁才上学，刻苦攻读，十六岁就考取了秀才，且名列前茅。接着进陇南书院深造，很受名进士出身、以品学兼优驰誉陇右的山长任士言(《清史列传》有传)的赏识，在写作方法、治学门径等方面都得到谆谆教诲。科举制度废除后，父亲回乡教书、种田、行医。在霍松林大约只有三岁的时候，父亲就教他认字、读书了。

父亲是按照传统教育的那一套教霍松林的。先教他背诵《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主要是认字;然后循序渐进，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幼学故事琼林》、《诗经》、《子史精华》、《古文观止》、《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白香词谱》等等。

通读、背诵重要的古籍和诗文名篇，似乎很笨，其实最巧。巧就巧在用力较省而收效较大;既提高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又扎扎实实地扩大了知识领域，而写作能力、记忆能力和艺术感受能力，也得到了培养。这真是一举数得!

一个从事科研工作的人，甚至一切有可能与文字打交道的人，都应该自小培养一种较好的写作能力。

写好语体文，这是对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人的共同要求。对于学中国古代文学的人来说，则在写好语体文的同时，还应该学会驾御旧形式的本领，会作像样的文言文和诗词曲等等。因为只有学会这种本领，有较多的运用旧的文艺形式从事创作的经验，才能准确地理解古典文学作品。相反，没有这种创作经验，讲起古典文学作品来，似乎头头是道，但实际上隔着厚厚的皮靴，全未搔到痒处。

至于怎样培养写作能力，这是不断有人论述的老问题。霍先生的体会是：“写作方法”之类，当然需要学习、研究;但更有效的还是老办法：多读、多作、多商量，即欧阳修所说的“三多”。此外要培养一种较强的思维能力和较深的理论修养。

还有一点应该特别强调。学文科的人，往往以学理科方面的课程为额外负担，不愿多下苦功，这是不对的。反之亦然。文理渗透的好处很多，仅就培养思维能力说：读哲学著作和文史著作，可以使思路开阔，思想活跃，想象丰富，学好数学、物理等理科方面的课程，则可以加强思维方法的科学性。

就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来说，这基本功除了上述几个方面外，还应该有较好的阅读能力，能够借助旧注(而不是今人用现代汉语作的新注)，基本上读懂先秦两汉以来的古籍。之所以用“基本上”，因为有些东西，专家们也很难彻底读懂。

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和文化史等等;更需要通读若干部重要的古籍，包括原文和注疏，从头到尾，读得相当熟，甚至能够背诵。反过来，我们所说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古汉语语法等等，都是帮助阅读古籍的;但在不认真阅读古籍的情况下孤立地学这些东西，收效不可能显著。

霍先生指导学生，尤其是指导博士生，一贯主张品学兼优、知能并重，要求他们做学问必须多动笔写论文，还应该兼搞创作。如果知识很渊博，却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写不出像样的文章和论著，那就是有知无能，也就是古人讥笑的“两脚书橱”，对学术文化的发展起不了重要作用。要出成果，就要不断研究、不断写作。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人，还应该学会运用传统样式进行创作。比如讲汉赋，最好自己能作赋;讲诗、词、古文，最好自己能作诗、词、古文。当然不一定古代的每一种文体都会作，都作得好，但至少要有一点创作经验、创作甘苦，才能比较深刻地理解文学作品，为讲课和研究打好基础。他带的博士生，有不少会作诗词，会写文言文，研究与创作互相促进，相得益彰。时下提倡素质教育，他认为强调品学兼优、知能并重，也可以算做素质教育观。

关于博与精，或者说博与专，二者互为条件、相辅相成，合起来就是“通”，霍先生是希望培养“通才”的。所以他总是强调：不拓展广博的知识领域，过早地专门化，可能较早地出点成果，但那成果的质量不会很高;而且路子将愈走愈窄愈困难。当然，只博不专，什么都知道一点，什么都搞不清楚，也不可能取得什么成就。正确的途径是：由博反约，由广博走向专精。广博，当然是逐渐积累起来的，在积累的过程中，应该把熟读和浏览结合起来。熟读若干专著，背诵若干名著，就有了可靠的根据地或立脚点，同时再博览群书，才收效显著。不建立根据地而老打游击，往往事倍功半，学无统类。

关于“知”和“能”，霍先生主要通过学位论文的指导来培养和提高。第一，指导博士生在确定研究范围之后放眼古今中外，博览精研，充分占有资料，特别是占有第一手资料和别人尚未注意到的资料;第二，搞清这一范围的研究史，从力避重复、力求开拓创新的高度入手，运用唯物辩证观点研究资料，发现问题，形成论题;第三，围绕论题，进一步博览精研，选好角度，运用适合论题的方法(包括传统方法和新方法)着手撰写，论从史出，考论结合，宏观与微观结合，条理清晰，语言洗练明畅。完成初稿后由他审阅提出意见，反复修改。内容单薄、缺乏新意的论文不能参加答辩。有一位博士生是推迟一年，写出较高质量的论文后才获得学位的。近二十多年来，霍先生指导的五十多部博士论文在答辩时大都得到专家们的赞许，出版后也受到学术界的好评。

霍先生培养的博士生，其研究领域分别涉及从先秦至近代各个历史阶段，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有较高质量的论著引人瞩目。(刘锋焘《文坛马帐传薪火 身教言传岂畏老——霍松林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07年第7期)

“高歌盛世情犹热，广育英才志愈坚。假我韶光数十载，更将硕果献尧天。”这是霍先生《八十述怀》诗抒发的豪情，也用它作为本文的结尾! (王长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