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他们能记得在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很远很冷的地方，有一百多个大人和小孩，和一群充满了灵性的驯鹿生活在一起，就够了。

Hamid Sardar Afkhani作品

彭懿说，他对查坦人的迷恋，是从这张照片开始的——一个小女孩躺在一只白鹿身上酣睡，又奇又幻，像一个梦。

世界上竟然会有这么梦幻的地方？或者说，这么纯净的地方？

后来，他了解到，这个地方在蒙古北边的一片泰加森林，“泰加”在蒙语中意为“白雪森林”，小女孩是查坦人，“查坦人”在蒙语里是“拥有驯鹿的人”的意思——因为驯鹿只吃一种叫石蕊的地衣，所以他们的族人每年都要随着驯鹿不断迁徙，一年多达五到十几次。

作为古老的突厥人的后裔，查坦人的游牧生活延续了三千年。三千年来，他们从未离开过那片遥远、幽深的森林，至今仍然信奉萨满教，崇拜山川，并相信每一件事物都有自己的神灵。更重要的是他们与驯鹿之间的共生关系——他们不仅在生存的方方面面依赖驯鹿——喝鹿奶，吃乳酪，交通、狩猎，他们的文化身份与性灵皈依也与驯鹿息息相关。

这张照片的拍摄者Hamid Sardar Afkhani是一个伊朗裔美国摄影师，也是民族志学者，在哈佛大学拿到过中亚语言学博士。从2000年开始，他就在蒙古北境的泰加森林里拍摄驯鹿部落。他说，是内心深处某种游牧民的古老基因，驱使他一次次踏上那片土地——“那里住着麋鹿、熊、马和鹰，人类与野兽之间存有一种神圣的关系，人类不是世界中心，而只是广阔图景中的一部分而已。”

Hamid Sardar Afkhani作品

Hamid Sardar Afkhani作品

Hamid Sardar Afkhani作品

彭懿不是人类学者，他是一名儿童作家、摄影师。作为作家和摄影师的双重身份的直觉告诉他，只要能去到那里，一定能找到精彩绝伦的故事。

作为一名成名已久的儿童文学作家，他第一次尝试将摄影融入童书，是在《巴夭人的孩子》里。

在这本书中，他将镜头对准了马来西亚仙本那一群贫苦又快乐的“巴夭人的孩子”。他们住着简陋的水上屋，爷爷和爸爸以打鱼为生，妈妈每天在家里忙个不停，而他们每天就是奔跑、戏水、爬树、无拘无束，出门直接跳到海里……

巴夭人是一个神秘的民族，因为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珊瑚礁三角区，漂泊海上，又有人把他们称为“海上的吉普赛人”。

《巴夭人的故事》出版以后，各种赞誉也纷至沓来，但他自己觉得，那更像是一次浮光掠影的采风，因为语言的障碍，他并没能深入到那些孩子的生活里去，美则美矣，缺了点灵魂。

但这次不同，查坦小姑娘与驯鹿共眠的画面在他的脑海中持续发酵了半年多，“这一生从来没有为一个题材这样兴奋过”。

当机会终于到来时，他甚至没订回程票就上了飞机。从北京飞到乌兰巴托，片刻不停驱车800公里到查干诺尔。再从查干诺尔雇了一大队人马（5位马夫，14匹马），一路“跨过一条又一条溪流，穿过一片又一片沼泽地和原始森林”，终于在两天之后到达了查坦人的部落。

从查干诺尔出发前的那个晚上，他做了一个梦。以前从来没做过那样的梦。山坡上有水留下来，有一条公路，水从公路上继续往悬崖上流。路面上有一条大鱼，一米多长的大白鱼，在跳动。这个梦很吉祥。

“路上走了三天，我从马上掉下来三次。翻译也掉下来一次，一开始以为是脑震荡，结果第二天又没事了。在那种地方，如果真的出了事情，那就是必死无疑的。就是这样与世隔绝的环境。”

他的确非常幸运。他找到一个规模很大的驯鹿人部落，有5户人家，500头驯鹿。

还有一个五岁的小男孩，叫托克寻。这个男孩成了他的主人公。

他赶上了最好的季节。秋天的色彩最为饱满丰富，难得还下了一场雪，虽然那场雪到中午就化掉了。“摄影师遇到秋天的雪，那简直是天赐的良机”。

就这样，他蹲在驯鹿人部落的帐篷门口，近距离观察他们一天的生活，拍摄他能拍到一切日常。看远山巍巍、秋草凄凄，看白云悠悠、溪流潺潺，看驯鹿悠闲地走来走去，看查坦人放牧、打猎、在炉子上烤面包、用秋天采来的小红莓做果酱，在小溪里捕鱼、一网下去就上来100多条鱼，又看着他们收拾行装、准备踏上另一次迁徙。他离开那天，小男孩一家正要往更高的山里走，茫茫风雪弥漫，进去了出都出不来。他们一年要经历15次这样的迁移。

与《巴夭人的孩子》一样，《驯鹿人的孩子》也是从一个男孩的自述中开始的，他讲他的爸爸妈妈，他的驯鹿，他的部落，他的忙忙碌碌的一天，以及即将到来的又一次迁徙与别离。

我叫托克寻，今年五岁，我是驯鹿人的孩子

很多孩子读了《巴夭人的孩子》，表示愿意跟巴夭人的孩子交换童年，彭懿他猜想没有多少孩子愿意与驯鹿人的孩子交换童年。这里恐怕缺乏一种令他们兴奋、或者渴望的童年生活的场景。

在这个“比北风的源头还要遥远的北方”，童年可以说是严酷的，孤独的。夏天很短，冬天很冷很漫长（最冷的时候达到零下52度），没有玩具，也没有什么玩伴——大一点的孩子都去山下上学去了，小的连站都还站不稳。爸爸给他做了一把木头枪，也没有人可以一起玩。

这个5岁的小男孩每天在荒野里奔跑，上山、下河，家里的水是他从河里提回来的。他一个人能熟练地为自己的驯鹿安上鹿鞍，爬上鹿背，跟着大人一起去放牧。

每个查坦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头守护驯鹿。这些部族孩子第一次生病时，当地萨满就会找一头驯鹿与之相连。直到驯鹿死前，它都会替主人承受病痛。托克寻也有一头驯鹿，取名叫“鹰”。

只有在撒娇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这只是一个五岁的小孩子。妈妈做衣服的时候，他躺在妈妈身边滚来滚去。爸爸给他做了一支小猎枪，那支枪就没离开过他的身边。“他好像时时刻刻都跟着爸爸妈妈。大人劳作的时候他在身边帮忙。到了晚上，一家三口紧紧地睡在一起。”

彭懿的摄影机捕捉到了许多这种亲密的镜头。“那么遥远陌生的文化，但我发现我们的很多动作都是一样的。妈妈搂着亲他，给他戴帽子、戴手套的动作里透着我们十分熟悉的亲密。”

这是托克寻的母亲。这些鹿紧紧地跟着她，是为了舔盐。这是一位了不起的母亲，承担了生活中所有的艰辛。

托克寻的父亲，名叫纳兰夫。每天凌晨四点，他都会爬起来把熄灭的炉火点燃，然后把妻儿的被子掖好。他打猎、放牧，以最质朴的方式给儿子传递一个查坦人的价值观——“驯鹿不怕冷，我们驯鹿人就不能怕冷。”

托克寻与爸爸妈妈一起去串门，山那边有一个小小的驯鹿人部落，他们一共只有两顶帐篷，十头驯鹿。

但奇怪的是，这样的童年也不并让人觉得有缺憾，至少彭懿是这样觉得的。

在这片并不适合人类生存的苦寒之地，驯鹿人的生活中自有一种纯净、诚实的美。也许是游牧民的基因天生如此，他们活得豁达、开心，而他们的孩子有着城市儿童不可企及的硬朗、聪慧与独立。

在彭懿的镜头中，人，包括小男孩托克寻，并不占据画面的中央，而是永远与动物、与山川草地连接在一起的。

这是一张忧伤的照片。深蓝的溪水中流淌着亘古的时光，小男孩和他的驯鹿的背影中有着与他们的年龄完全不相符的苍凉。“这个画面我拍完以后，就是想好，要放在结尾。”

托克寻说，“念完书，我还是要回来，我要像爸爸那样，当一个最好的驯鹿人。”

但是，彭懿知道，这个男孩不会再回来了。在这个幽深的白雪森林里长大的他，并不理解这个世界运转的方式，更不会明白，气候变化、经济困境、国家政策（蒙古政府将驯鹿人的狩猎地化归为国家保护公园，禁止狩猎）、以及外部世界的冲击，如何令他的族人延续了三千年的传统无以为继。

在Hamid Sardar Afkhani的记录中，几年前的查坦人还有44个部落，但当彭懿到达这里的时候，已经只剩下13个部落了。驯鹿也从原来的2000多头减少到现在的700多头。没有驯鹿，驯鹿人也将不复存在。

他们是注定要消失的人群。

即使存活下来，他们的文化也不可避免的要走向死亡。

时间的大河滚滚向前，没有什么能改变他们的命运。

曾经有人问Hamid Sardar Afkhani，为什么游牧民的消失会让我们感到悲伤？

他的回答是，“当我们选择定居，我们就选择了与自然决裂，而与自然的连接原本是我们不可割舍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的祖先都曾是游牧民族，游牧的特性是我们在潜意识中强烈念想的。这些牧民和他们的生活方式让人着迷的根本原因，是他们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缺失已久的那一部分。现在，我们为他们不可避免的消失而悲伤，是因为我们意识到，我们自身的一部分也在不可避免地走向消亡。”

我问彭懿，是我们以一厢情愿的田园牧歌式的想象浪漫化了驯鹿人的艰难与衰败吗？

他说，不。“从始至终，我都觉得，那是一个梦幻之地。离开的时候，我已经有十几天没洗澡了，照理说应该迫不及待想要回家。但我满脑子却在想，要能留下来多好。我已经不觉得他们的生存环境恶劣了。相反的，我觉得在这里生活也很好。因为特别美。水，溪流，松树。空气无比清洁。”

所以，他写下这本书，希望他的读者，包括大人和孩子，“能记得在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很远很冷的地方，有一百多个大人和小孩，和一群充满了灵性的驯鹿生活在一起，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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