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港台文化无孔不入的浸入大陆生活，影视歌，各路明星，英姿绰约，百花齐放，偏偏有那么一位歌手，拄着双拐，其貌不扬但依旧红透了半边天。

1992到2017，25年的时间，经历着如此变幻莫测的时代与更迭不休的歌坛，偏偏还有那么一首歌，携着岁月，裹着风霜，唱起之时依旧能让你落下泪来。

那是个不良于行的男人，唱歌时却总是器宇轩昂的站着，他这样唱道：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1992年，郑智化凭借《水手》一炮而红，是真的红，大街小巷放的都是这首歌，随便拉出来一个人都会唱。充满力量的词曲和郑智化略带哭腔的声音不知道让多少人在夜半时分听着这首歌辗转反侧，潸然落泪，也不知道给多少身处困境带着伤痛的的人们送去力量和安慰。

郑智化创造出不少质量上乘的作品，但毫无疑问，《水手》是其中最出名的，虽然郑智化自己公开表示过不是很喜欢这首歌，但从歌曲的火爆程度和传唱度来看，这肯定是一首相当经典的歌曲，这份经典，源于歌曲中蕴含的力量，而这份力量又是源于他这个人。 

郑智化是一个充满力量的人。

《水手》讲了一个从童年到成年，总是受到磨难，感到痛苦但却一直怀着梦想的人的故事，歌中的主人公像极了他本人。

郑智化三岁患上小儿麻痹，被病痛与药物折磨了四年之后在七岁时终于学会了拄拐，至此，他开始带着拐杖生活。

这注定不是个多舒适的童年，病痛折磨着他也折磨着他的家庭，而一个残疾的孩子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就像是站到了食物链最底层，虽然会有善意的帮助，但更多的可能还是有意或无意的伤害。但年少时那些不辨善恶的伤害终是让他成长的更挺拔强大。

多年后他再谈起童年，平淡又有些得意的表示，小时候他最拿手的三件事就是“追女孩”“做生意”和“打架”。

后来郑智化从台北工专毕业，到了一个工程公司上班。按部就班的生活，麻烦的人情世故，很快就耗干了他的耐性。

23岁他辞职进了广告公司，一个学土木工程的去做了广告，很大的跳跃，从门外汉到升职加薪获国际大奖，他将这份事业做的风生水起。26岁时他做了第一首歌《给开心女孩》，因为这首歌与点将唱片的老板阿桂相识，然后出了第一张专辑《老幺的故事》。1989年他27岁的时候正式离开了广告界，做起了歌手。

在歌坛打拼了十年，创作出数首经典歌曲，1999年，他结婚后退出歌坛。对他处于事业高峰期时毅然退出，大多数人都感到不可思议，甚至一度有传闻传出，说郑智化是因为《大国民》这首抨击讽刺台湾政局的歌曲坐了牢。但事实上，他只是转投了IT行业。 

他在《私房话》里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一直是个不称职的艺人。 我只想做一个埋首创作的词曲作家；或是一个专心演唱的歌者。 我不想做空洞的偶像；或是到处逢迎谄媚、汲名求利的小丑。”

之后一直到2005年，他才渐渐复出。

  02  

他是个随心所欲又满腹才气的人，一直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唱着自己想唱的歌。

这也正是他唱歌写歌的初衷。 

最初点将唱片邀请他发唱片的时候，他还没有真的想成为一个歌手，他一直觉得歌手这个职业很“不入流”，但又对音乐真的感兴趣，所以“当时我只想玩一玩，既然是这种心态，所以一定要写一些我想写的题材，不管市场如何”。 于是他出了第一张唱片《老幺的故事》。那时正值台湾九份发生了两次大的矿难，郑智带化着一种“旁观者不明究里的悲天悯人”决定为此做些什么，先后两次造访九份。

他说过这样一段话：“凭着一股狂热，我来到的九份，访问了当地的一些在地人，企图发掘更多矿变发生后对他们造成伤害的事实。出乎我意料的，他们对问题的反应不是激动或悲绝，而是沈淀过的冷静，一种近乎认命的淡然。亲人的死去，固然令人伤痛，但是对矿工而言那是一种宿命；而不是都市人用来大肆渲染的社会问题。第二次造访九份，是个飘着微雨的下午，整座基隆山被白色的迷雾笼罩着……我想起一个阿婆跟我说过的一句话：挖土碳啊！不是死在坑里，就是死在床上，有什么好可怜的？命哦……就像歌词的一段：家乡的人被矿坑淹没，失去了生命；都市的人被欲望淹没，却失去了灵魂。矿工不一定可怜，可怜的很可能是我们。”

这就是他“感兴趣”的题材，很有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而他果然也一直在创作这样的作品，他用最贴近大众的眼睛看着这个世道，然后记录然后讽刺然后痛斥。

当时的台湾已经高速发展了十年，各种社会问题频繁出现，所以他写出《老幺的故事》里生长于矿区，迷醉在城市的骄纵老幺，写出《中产阶级》里“眼光很高，力量很小”的中产阶级，写出《蜗牛的家》里无论如何打拼都赶不上飞涨房价的普通白领，写出《补习街》里想逃脱补习但无奈于现实的学生。甚至写《大国民》，用直白激烈的的歌词直指台湾政局。 

《堕落天使》是他根据现实中认识的一个风尘女子而写的，这个女人为了爱情，毅然离开了本来很富裕的家庭，用自己的身体换来两个人的生活。他用这首歌为那些徘徊于社会底层，为生活无奈抗争的妇女们申诉，她们被压迫得太久，反抗而又没有出路，挣扎不出午夜情场的圈子。在物质肉欲的社会里被无情地撕裂，堕落的人性，罪恶的兽欲，在奸邪中产生，在伦理中灭亡。

有趣的是，他着眼于90年代的台湾写下这些带着涩意的词曲，却让大陆人民在21世纪低头苦笑。

郑智化更多的时候会写人，写像《小草》《游戏人间》《沉默的羔羊》里这些虽生活不易但依旧认真生活的的小人物，写《你的生日》里流浪街头的乞丐，也写《达奇达奇嘟》里阅读障碍的孩子。后来他接受采访，谈到《达奇达奇嘟》说道：“这是根据一个孩子的故事改编的，那时候我参加社工，帮助弱势群体，包括达奇这个小孩，他语言学习特别吃力，对我们来讲学习“嘟”这个单音很简单，他要花上一个礼拜。这首歌就是在关心这样的弱势群体。”

郑智化的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故事，故事里是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人生。

他的歌似坚硬也柔软，总能让听的人酸楚落泪，也总能让听得人心怀安慰。

他毫不留情的直指你最深的伤口，把没愈合的患处戳的再次鲜血淋淋，还要撒上一层细细的盐，在你痛的涕泗横流的时候又冲伤口轻轻地吹气，对你说，很疼吧，疼就对了，这就是现实啊，但那又怎样，站起来往前走吧，前面还有路的，你也还有梦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台湾歌坛出现了一批后来被称为人文歌手的歌手，他们对自身对时代都进行着深刻的反思，对社会和民生都充满关怀，郑智化就是其中之一。

现如今，再没有哪些歌手被冠上“人文”二字，取代他们成为主导流行乐的，已经是那些被精心包装、精致的无懈可击的年轻偶像了，他们反复吟唱的，只剩爱情。

  03  

在2005年北京演唱会要结束时，郑智化说了这样一段话：大家都知道我的歌影响了一代中国人，我想应该不对，我的歌影响了一代跟我一样，对着生活无奈，失去目标理想的人，大家跟我一样，有点自卑，所以才有在我的歌里有感触。

从过去到现在，他写作，画画，做工程，做广告，唱歌，最后投身IT，从不因为身体和世俗限制自己的想法，也从不辜负岁月和才华。

时至今日，他已经是个五十六岁的男人，依旧做着他的企业，也偶尔会登台演出，岁月给他添上更多的风霜，但曾经那个孤傲叛逆却心怀家国的男人，眼神依旧清明，言辞依旧犀利。

像个在大海上漂泊已久的老水手。

曾经有许多人喜欢听郑智化，因为他给你力量，后来又有许多人听郑智化，因为他道尽现实。

生而为人，有许多无法言说的痛苦，郑智化真正懂得这些痛苦，他为那些千千万万终日为生命奔波，且无愧于生命的普通人们写下这些，这些充满烟火气的，红尘味的，最普通不过的生活，最普通不过的你我。

如果你仔细去听郑智化的歌词，就会发现，他的音乐里“希望”都是渺茫的，而且都是从“绝望”中生发的。

面对命运不服输的是他，疾病缠身顽强抵抗的是他，但是嫉恶如仇，看透世态炎凉的也是他。他说整个世界就是“乱象”，而他是那种一生哭两次的人，一次是咕咕落地时，一次是看透了人生绝望时。

当你把《水手》和郑智化的前半生结合起来理解，想法就会改变了。

郑智化的童年是不幸的，一个哥哥在他出生前夭折了，算命的说是郑智化克死他的…… “智化”是佛语，说是可以降服他天生的叛逆之气……郑智化是家里的老幺，3岁时候患小儿麻痹，致使失去了行走能力，他的家庭长期弥漫着抑郁的气氛，母亲曾经每天去台湾各个地方去寻医问药想治好郑智化的腿病，可惜只能一边求大夫一边晚上躲在家里的厨房哭泣。

所以歌词里“父亲的责骂，母亲的哭泣，永远难忘记”，年少的郑智化，一边要忍受病痛，一边还有生活的压力逼迫着家庭。

工作之后，郑智化经历了职场上的沽名钓誉，尔虞我诈，他把对城市繁华与虚伪的憎恶都写在了歌里：“如今的我，生活就像在演戏，说着言不由衷的话戴着伪善的面具。总是拿着微不足道的成就来骗自己，总是莫名其妙感到一阵的空虚，总是靠一点酒精的麻醉才能够睡去”。

郑智化说自己根本没想到《水手》会那么火，当初在浴缸里写下这首歌，完全没有想要去激励谁，但是如果能够激励到别人，他觉得也算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自己阴错阳差被贴上“励志”的标签，但“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